一、黄河、商丘之战
我今年98岁，是1917年4月24日，出生在河南商丘县鹿河镇单庄，弟兄四个，我是老四。父母嫂子都有。当时，“七七卢沟桥事变”刚发生，国民党军队四处招兵买马，我是第一批义务兵，我记得是民国26年，后来改为1937年。我被伪保长抓去当壮丁，送往开封国民党九十军195师1132团当兵。走的时候，母亲买了双鞋，给我哥让他送我走。
开初，我们部队开往郑州，又到南阳训练一段时间。那时候，军长叫彭景致，师长梁凯，我们是步兵，一天两顿饭。早晨9点开饭，下午1点才吃饭，河南吃馍馍、面条。不久，我们部队就开往河南孟津县、偃师县及黄河一带与日本人作战，我们部队负责把住黄河，防止日军渡过黄河。当时，守护黄河是一个团，团部在最后面县城，营部在前面村子里，连部紧挨着黄河边，班排在最前沿掩体内驻扎。一个团两千多人，有三个营，四个直属连，几个直属部队。那时候，一个师差不多一万人。那时候，我们团部设在孟津县县城内，黄河边村落，连部白天防御，晚上在百姓家中，班排都在掩体工事里面，主要防止敌人过河。掩体内就是挖坑，上面盖些草，有个木门，有机枪对着。一个班15个人，有机枪手6个，步兵手7个，一个班长、一个副班长。一个排三个班45个人左右。因为除排长、副排长外，还有传号兵。老百姓对我们也很好，常常过来送点茶叶，拿个标枪在掩体里帮我们守护。
战斗中，我发现日本武器很先进，他们发明一个气球样子下面像个棺材样子站着几个日军拿着望眼镜在黄河对岸空中，指挥他们大炮轰炸我们阵地，主要是我们的最前沿掩体阵地，我们迫击炮射程不够，也无法击中日军空中热气球观察兵。常常把我们炸的东倒西歪，东西横飞。不过，黄河还是守住了，日军也没过来。不久，商丘后面战事吃紧，我们部队赶紧去支援，夜里赶到商丘，白天，我们不敢行军，敌人飞机看见会轰炸，我们看见敌机赶紧散开队伍趴在地上不动，有的头上插上树枝，让敌人看不清楚。等赶到商丘，敌人已经占领了商丘。我们在距离商丘80里的睢县双方展开了战斗，敌人七八架飞机先轰炸，然后步兵与坦克兵攻上来，我们部队守一天，没守住，退出城外，都是平原地带。我们连长、营长手里都拎着手枪，战士拎着轻机枪，还有三个人抬着重机枪。我是一个机枪手，我们退到一个坟地上架起枪就开始打，打死不少日本人，最后还是抵不住对方强烈的猛攻，我们一个团打剩下20多个人了。要不是后面增援部队上来换防，我们早被敌人打死完了。我们这个团又坐火车到湖北一个叫厉山的地方补充兵力，训练三个月又上前线作战。
二、九江、阳新之战
记得是夏天，吃冰棍的季节，我们坐火车到武汉，又乘着轮船到九江。我是一个老兵，招呼他们训练，传授他们打枪、刺刀拼杀技术。因为我们老家商丘已经被日军占领回不去了，长官们也不担心我逃跑，我还看管新兵，防止他们逃跑。武昌前面有一个黄金口岸，在那里休整二天，都去了九江。九江附近有一个阳新县，我们在那里与日军整整打了两天两夜。我们一个团三个营，其中。一营主要守在江边，二营主要守山头，三营是预备部队，机动支援其他两个营。
我亲眼看见敌人水旱飞机，这种飞机能够在江面上降落。一会儿，四五架飞机从江上冲过来，打击我们。陆地上，日军坦克、步兵也同时进攻我们。双方交战到几百公尺距离，都开始打“交手战”，统统站成一排，相互不开枪，顶上刺刀相互拼杀。后来，“交手战”结束，我们跑到山头上，我是个机枪手，还没等我连续射击，对方用坐地炮轰炸我们，这种炮就是一个炮筒，放进一个炮弹一个人可以打200多公尺。后来，我们缴械后也送往后方军工厂仿制后装备军队使用。又一会儿，日军飞机又来了，我没来得及转移，炮弹一炸我就负伤了，把机枪交给了其他士兵，被担架抬下去送往医院了。
三、后方医院遇难见闻
从阳新到金牛大镇，敌人又打了过来。我负了伤，北方人到南方不服水土，没办法，跑不动。我就拄着拐棍跑到高粱地里，在里面歪着了，睡得迷迷糊糊，身边像是家人，我说：“身子很痒，让他们帮抓一抓。”一天一夜，什么也没吃啥。后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来了，我好一点了，走了一两里路。路边有个小房子，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问：“你咋不走了？”我说：“实在饿得走不动，想吃点东西。”他们就拿出点包谷饼子，我吃几口，吃也吃不下去。他们说：“往南走两里，就是公路；往北是日战区。”过去，到达公路遇上有汽车、坦克是我们机的械化部队，收容所让我上了汽车，敌人又来六架飞机轰炸一番有走了。
那时候，我被送到鄂城医院，简单包扎后，吃点饭，我拄个拐棍到菜园看看。一会儿，日军来了九架飞机轰炸医院，炸死好多伤病员。后方收容队赶紧招呼我们分散隐蔽，等敌机走后，中央从汉口调来第八卫生船，连夜靠近医院边。活人死人都往上抬。又坐船到汉口。白天，不敢走，怕飞机轰炸。炸死的尸体，也不能甩掉。有几个女卫生员安慰我说：“你是个抗日英雄，是为国家负的伤，我们也是为国家来照顾你们的。”我想一个人到船后解个小手，她们硬是要架着我，还说：“不照顾好我，她们院长要责怪她们的。”就这样，在后面尸体堆里解个小手。
鄂城到汉口，又一个劲开到宜昌。连夜到宜昌后方110陆军野战医院，看山上两边不知道埋了多少人，都没有棺材，一个挨着一个。哪一保哪一县姓名等都记着。那天夜里晕得狠，像是快要死的时候到了。做梦都想着：“我要回家！”后来，一看好多医生，给我打针，吃药。第二天，江北驶江南，在宜昌上面，休息两天，看见沿途收容院多得很。又进入四川过秭归等地，一个人发个棉袄，住进洋祠堂医院，神像前搭个地铺。有饭也是稀饭，不想吃。那时候，都过年了，在放鞭炮。再以后，我们这群伤兵又被转往四川夔府110医院治疗治疗。慢慢伤也好了，病也好了，干饭能吃三大碗。吃的也很好，住院三个月胖的走不动路。1939年春，又转入万县疗养院疗养一个月，最后被编入军人荣誉团，全团又被编入陆军第五师开往前线作战。
四、昆仑关会战
当时，我们被编入陆军第五师军人荣誉团，一到重庆石桥镇，国民革命军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与军政部何应钦部长等接见我们，冯玉祥将军战前动员问我们：“老百姓父母是你们什么人？”我们回答：“是我们的父母！”“老百姓姐妹是你们什么人？”我们回答：“是我们的姐妹！”冯玉祥将军又问：“能不能祸害老百姓？他们有难我们应该不应该保护他们？”我们又回答：“不该欺负百姓，应该保家卫国！”
那时候，我们第五师三个团13、14、15团，五师师长刘采廷，团长黄耀简先训练我们几个月就开始出发，编入第八军。当时，师是灵活的，可以调入任何集团军作战。1939年我们五师连夜急行军，一天跑80里，从四川跑到湖南又跑到广西柳州，又到桂林（当时，南宁已经失守，省政府搬入桂林），最后到昆仑关高地。一路上，不少人跑着都睡着了，南方天气热，出发时袄子都脱掉了。到昆仑关高地后，军长带着师团长去接受阵地，405高地又划分几十个高地。这个高地还有200师队伍。中国200师是机械化部队。
那是一场大会战，我们增援前上去几个师三天都被打光完了。那时候，我们一个团三个营，一二营守阵地，三营是预备队。我们通讯班七个人，第一名是放线兵，第二名是捋线兵，第三名、第四名是接线兵，第五名是搭、埋线兵，第六名是运输兵，第八名是通话兵，主要留在营部接听电话，如果遇上刮风等其他原因，造成不通话，我们就要连夜翻山越岭去检查、排除故障。
记得，我们这个团一连几周都没吃上饭，后来才知道炊事班送饭要通过几个山口，日军大炮日夜对着这几个山口，结果饭无法送上来。后来，没办法，只有炒点米用袋子背着，渴了喝点山沟里泉水。一次，昆仑关405高地前沿指挥所，敌人炮弹打来一种毒气弹。团长命令我们赶紧用毛巾掩住鼻子，用被子扇开毒气，等毒气散开眼泪直流，浑身无劲，瘫软无力。第二、三天后面部队，就送来防毒装备，长官一律戴着猪嘴防毒面具，穿防毒衣服，士兵一个人发一个防毒包，一块肥皂。后来，又是三天，日本人在南宁又是飞机，又是大炮，对我们阵地连续轰炸。打了几个星期，几个师，一个团又没了。人家武器先进的很，在九江战役中，我亲眼看见日军飞机落在水面上，是水旱两用飞机。而且他们飞行很低，飞行员常常头伸出机舱，发现我们屋子或地面有人，就用强机枪嘟嘟扫射一番再飞走。我们通讯班一共七十多人，最后剩下几十个人。死的死，打散后跑的跑。团长黄耀简叫人家俘虏了，他是广西人，会说广西话，换下军装穿上百姓衣服，日本人误认为百姓，就用大洋刀刀背猛砸他后背，他才逃跑回来。一看一个团也就几十个人了。从这以后，团长对我们士兵也客气多了。
当时，我带一个兵也在山上跑，结果带的通讯兵被从南宁飞来的日军飞机给炸死了。我也没顾上掩埋他，就看见飞机把团部指挥所运输物资的马匹炸的乱飞。我一看敌人飞机飞的很低，我就跑到树林里，一架飞机也追来在上面盘旋，我怕被伸出飞机的驾驶员看见，就抱着一颗大树转圆圈，对方没看见，丢几颗炸弹就跑了。我们也没有枪，跑到山边饿得走不得，见到老百姓，他们广西出糖，拿几块糖吃几口。山上收容队在喊：“往左边跑，右是日军区域。”后来，我们跑七八天到龙山，龙山守军也是几个团没守住，几万人也没了。我们又跑到广西容山县是个后方，汇集队伍又在湖南湘潭整训，团长也被撤了，调往军政学校当教官，我又被编入后方补充团，师长叫刘永江，团长苏祖士，团长苏祖士带着我们住的那家开个粉坊，养二十几头猪。女主人背着一个娃子在院子里踢毽子，我以为女主人也是一个孩子，才14岁都生小孩了。后来，团长动员十七八个人帮他们插秧，我是北方人不会插秧，就挑秧苗。那时候，部队纪律很严，不让吃拿百姓家东西，一切都要遵守《军人守则》规定。主人家过意不去，偷偷地杀了一头百十斤的猪，吃饭时，每个人碗里都有肉，这个我印象很深。
五、宜昌簸箕山之战
1940年，我们这支补充团训练后，调入湖北宜昌磨盘山参加对日战斗。敌人占据簸箕山高地，有五六千人，还有几十门大炮。我们在西边一个土庙与日军对着打，开始我们打一炮，对方还击几十炮，打也打不下来。当时，步兵端着轻机枪在最前面，连长领着一个手枪在后面，营长、团长、师长也拿着手枪在后面，我们通讯兵背着电线跟着营长身后及时放电话线与后面长官保持联系。
后来，久攻不下这个山头，我们又转入宝塔河、九资洞，师长召集连以上长官开会，命令实行“连坐法”对于敢后退一步的，无论是谁一律枪毙，相互可以开枪当场打死对方。当天，晚上对簸箕山再次发动进攻，日军往空中打照明弹，一下子晚上像白天一样亮堂。我们还是照样进攻，步兵拎着机枪最前面往上冲，连长、营长拿手枪跟着冲，我们通讯兵一路放线，其中一个通讯兵叫李泽飞的在白马山上两百公尺与敌军接触中，双方相互夺电线，进行手搏战，后来拼刺刀，死也不后退。
那时候，日本人也很顽强，他们没有伤病员，一旦士兵被打伤就连同死的士兵一起焚烧后，把骨灰连同姓名用飞机运回国内安葬。这次，战斗双方死的人都很多，最终攻下了簸箕山，彻底防止了日军进川企图。
六、鄂西木桥西、宜都、长阳之战
宜昌之战结束后，我们这支部队过三斗坪，到恩施保护飞机场个把月。机场有几十架飞机，飞行员在城内招待所居住，我们负责看护机场。那天，怪好正在领粮，拉起警报，我们飞行员赶紧起飞迎战日军飞机，双方共有几十架飞机在空中作战。结果，我们击落对方两架飞机，日军击落我们一架飞机。以后，我们部队成立干部培训班，学习绘图、标图技术，说是要开往缅甸战场。不久，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部队开往鄂西木桥西对日作战，当时已经有两个师与日军混战。日军在山那边，我们在对面，我共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一晚上吸七盒烟。师长来电话：“你给团长汇报，我们的电话线与日军的搭在一起，赶快隔断通讯联系！”我们连忙切断了通讯，相互战场都很惨烈。三营营长康博高才三十多岁，一个营打没了，他带着通讯员端着机枪直接往日军阵地方向冲，两个都当场打死了。这场战斗中，夜间还抓住两个汉奸，不敢惊动日军，我们用石头将他们砸死了。
后来，我们部队又开往宜都有个黄金口，那里有个豆腐堤，我们通讯班在弥陀寺，又与日军打了几仗。后来，转战到红安、石首一带。记得在石首靠长江边，我们住在江边一个刘氏坡的地方。江北古路背住着日军，团长接到通知要求晚上渡河奇袭对岸的日军。那天晚上，我们谁也不说话，划船上岸都被日军攻击，因为汉奸双方报信，日军有埋伏，我们队伍被打散了，团长苏祖士也跑了。危急时刻，我召集几十个士兵，又收容一二百士兵，端着轻机枪，打退了日军。回来后，师长开会，团长被撤了，还给我一个“传令嘉奖！”两个汉奸也逮住枪毙了。1945年春天，我们部队又转战到湖南常德市桃园县。不久，到1945年8月8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群众都欢喜的很。
七、湖南岳阳接受日军受降部队
当时，日军集合几万部队，在湖南岳阳缴械投降，我们部队负责看护。我们天天在管制他们，日本人也不敢乱跑，他们怕老百姓打他们。部队有规定：不准虐待俘虏，在部队生命有安全保障。
那时候，岳阳城内腾出房屋，让这些日本人集中居住，他们没有枪，门口有人看守。白天，我们带他们去修岳阳飞机场，一天给他们每人发一包烟，吃饭与我们一样。我还看见日本人队伍里，也不少人是我们中国人，像内蒙古人、东北人，还有朝鲜人、韩国人，也就是“二皇军”，他们不干也不行，全家都被杀了。后来，抗战结束，我们部队接到上级通知，要裁军被编入军官训练团，开往武汉葛店学农业种植树木技术，毕业退伍后安排到老河口国民政府农业科工作。1948年解放后，都没有职业了，在太平街（以前解放街）租房做点小本生意。后来，我从老河口市建筑公司退休迄今，上述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往事。
注明：2015年4月1日与下午采访市文化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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