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我是八路军
来源：刘克群 口述 薛军生整理   2018-03-15 09:10:19

　　我叫刘克群，1923年生于山东省苍山县①。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国恨，日军经常下乡扫荡、抢粮、杀人、烧房、强奸妇女，惨案连接不断，罪恶罄竹难书。日军汉奸住的地方离我们村东边有三里地，北边不到三里路，是两个据点，往西又是两个据点，据点多的如牛毛。

　　日军在各大交通要道建立据点，当时曾有“十里路修个据点，八里路修个岗楼”的说法。每个据点都会有几十个人驻守，其中有一半是汉奸。日军设立的岗楼约有10米高，便于瞭望和射击，外有围墙加铁丝网，墙外有2米来深的壕沟，非正规军根本攻不进去，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攻克据点，而是防守、反扫荡。

　　在据点中驻防的日军和汉奸，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对抗日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实行“以铁路为主、公路为铁、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要借此控制并逐渐缩小抗日力量，他们实行“三光”政策，一边抢粮食，一边抓人，看到村里的青壮年，如果怀疑是八路军就把人抓走。如果没有发现八路军，便抢农民的口粮，以及他们认为有用的东西，所到之处，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日军到村里扫荡都是在早上三四点，四五点钟的时候。先把村里围上，然后开始往里打炮，进村就开始砸门，看见青年就把百姓弄到一块，让你找八路，问你粮食在哪里?老百姓说，不知道，日军就说你是八路，不说就枪毙你，或者是刀劈你。问情况不说，一个一个杀，杀完以后还不准收尸，都抵溜在树上示众。

　　有一次，天不太亮日军扫荡到我们村去了，我一个哥和叔叔，还有另一个姓阎的，没跑开还在炕上睡着被日军抓住了，硬说他们是八路，把他们三人连捞带拖的拉到村中间给枪杀了，其实，他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日军奸淫妇女，走时把抢来的粮食都用车拉走，牛、马、猪、羊通通的都赶到据点里去。特别是每年割麦子的时候，也是日军扫荡最多的时候，几乎天天出动抢麦子，不管老百姓的收成咋样，来了就是连锅端，能吃的都给你弄走。麦子扬场时，日军就在旁边站着，扬完场，他就让往布袋里装，抢走后他不但要吃，而且还要往他的日本国运，日军吃喝穿用所有的物资都是在当地掠夺，最后，连百姓家大门、窗户、衣柜上的铁扣件都拆拆拿走，说白了就是以战养战。

　　这一时期，我们这个地方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国民党的武装很少，这些人也坏，日军不打他们，专打共产党，逮住共产党的人员不是杀就是送到东北干苦力劳工，有一次，我们一个村被日军抓走十几个青壮年。

　　记得我们村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娃，日军问他八路军藏在什么地方，小娃说这里没有八路军。话刚落音，日军一刀下去将小孩的右耳朵砍的快掉了。小孩赶紧用手捂住，吓的圪蹴在地上一声也不敢哭。

　　从1938年开始，我便拿起了红缨枪站岗放哨查路条。夜天，我们也要组织老百姓在离村上有几里的地方放哨，或趴在沟里或在树上，有动静便敲锣打鼓通知，有枪还有鸣枪，听到后老百姓不顾命的往前跑。

　　为了给老百姓传递“鬼子进村了”的信息，我们常在村外山坡上站岗放哨。哨位上竖起一根粗细不等的树棍，树棍上端挂着衣物，放哨的站在山坡高处，密切注视着鬼子出没的行踪，若是观察到鬼子沿着土道朝这边走来时，就赶快推倒“消息树”。老百姓远远看不到山坡上的“消息树”了，为尽早藏粮，躲避杀害争取时间。

　　1942年到1943年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也就是在1943年1月份，我参加了八路军沂河支队②，当时和我同时当兵的都是东西两庄的人，有十几个我都认识，现在记得有：秦永和、张丰典、齐有清、侯建彬、王迎旭、胡正瑞，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庄的，其中胡正瑞参军时才12岁，前几年还在河北省一个军分区任职。侯建彬以前在小煤矿扒煤，后来参加了八路军，杨成全前几年在郑州，他们当年都是和我一个连的。

　　沂河支队，开始就是一二十个人，对外称是一个连，我们参加对外称是一个营，其实也就大几十个人的样子，开始营长叫母光仁，是个红军，江西人。教导员叫刘锡仁，当地人，1935年曾参加过苍山暴动，暴动失败后转入地下工作，年龄比我大十几岁，以后当过我们的团长。我在五连二班，连长叫杜昌仪，班长叫李信德，是我当兵后的第一个班长。

　　沂河支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有铁的纪律，穿戴和老百姓都一样，也是一身破棉袄，就是说和老百姓站在一起，日军也分不清我们是不是八路军。

　　参军时，我们的装备很差，五花八门什么武器都有，套筒子、水鸭子、中正式、三八式、捷克式，打兔子用的土枪，大刀、红缨枪，当年凡是能打日军的都用上了，有一支汉阳造枪都是很不错的武器了。很多枪都是残缺的，经常是打着打着就出故障了，记得我们连长才使一支三八大盖枪，那还是一个老百姓缴获的交给我们八路军了。除了武器差，枪支经常出现故障外，我们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弹药不足，全队除了机枪有百十发子弹外，其余战士是老兵三五发，新兵也就二三发子弹。我去时给发了一支单打枪，这种枪是打一发装一发，战斗中每打一枪还要把子弹壳在地下拣起来装口袋里，等战斗结束后，再把壳装上火药做子弹，弹壳不要不行啊!经常是为了节省弹药，同时有效地杀伤敌人，我们都是在敌人冲到面前的时候才进行开枪反击。夜晚打据点，每人给两个手榴弹，打出去一炸二瓣三瓣的，也没什么杀伤力，就这样，不到关键时刻都舍不得打，因为打完没有补充，只有缴获敌人才再发给你。我们背在身上的子弹袋子都是空的，又怕被敌人发现我们没有子弹怎么办?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用老百姓的陶薯杆充当子弹，装满袋子背在身上，也给自己壮壮威风，吓吓敌人。

　　当时由于部队装备差，与日军战斗力相差悬殊太大无法与其正面对抗，他们一个班一人一个大盖枪，每人百十发子弹，一个班一挺机枪，一连两个小炮。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战斗中常相互掩护，对方部队一旦遇袭击，都能迅速展开，形成单兵之间的交叉火力掩护。别看日军火力听上去不很密集，但我们那些身经百战的动作灵敏的老红军，只要稍有不注意，就会被对方击中。我们只有经常和日军打游击，要不断的面对日军的扫荡。说实话，如果人数相等的情况下，我们游击队正面是打不过日军的，只能以突袭和骚扰为主。日军来扫荡了我们就转移，等日军走了我们就在路上伏击他个一下，打一会儿就跑，不作正面交锋，让他知道八路军的存在，那时不是不敢打，而是没有子弹可打。行军途中，吃的、喝的都由老百姓提供，常吃窝窝头，高梁面或豆渣，有时候是粉条渣。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作战情报，还为战士们提供隐蔽的场所，掩护部队。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天转移过三个地方。我们十个二十个或者百十人到一个村，打地铺睡觉，半夜或不到半夜就起来转移，跟着到几里外的另一个庄住下。汉奸可恶的很，他看见我们的动向就到日军处报告，能领到赏钱，其实，我们早转移到其他村里去了。到有庄稼的时候，我们就不住村里了，都住在麦稞地里。到天亮去哪去了，谁也不好讲，都是临时决定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固定的住所，我们就是靠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支援和战斗中的智慧，顽强的精神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真是千真万确的。

　　记得打的最惨的一场战斗是在1944年，那时小麦长有半人高了。天快亮时，江苏邳县县大队让日军给困在张家堤港(音)，邳县县大队的装备更差些，在那坚持有二三个小时。我们沂河支队去三个连增援，将日军反包围在小圈子里，日军向外突围，我们向里打，激战了不到晌午，不能再打下去了，每人就三二粒子弹，打光了就没啥打了，那就更糟糕了。我们团一营从五六十里地跑步赶来，敌人已经逃走了。打一整天，我们部队伤亡不大，邳

　　县县大队伤亡有三四百人，他们的大队长是我们连长的前任，是个老红军，

　　在战斗中牺牲了。这仗打的很惨!战后，老百姓用小车往外推牺牲的战友。现在想如果我们的武器装备要好些，日军根本不是对手，我们也牺牲不了那么多人。

　　我的排长叫安保全③，是山西人，那时我还在他手下当班长。一次他在

　　团里去营里送信走到山路上往下看时，正好看到山下一伙汉奸队人员往山上走，安排长把枪一举，背在一颗大树后面吓唬敌人，他向敌人喊到缴枪不杀，并说那边去个连，这边去个连，不要打枪，要抓好的。敌人惊惶不知所措，真认为被八路军给包围了，吓得赶紧把枪集中放到一起，坐在地下不敢乱动。时间不长，咱们的队伍就上来了，安排长一人缴获敌人一个连的事情很快就在军区传开了。不久，军区召开英模立功会，专门编了一首歌叫“单人缴枪一个连”来表彰安保全。

　　打蔡庄(音)据点，是在一个山跟前，日军和汉奸住在山上，我们去了四五个连。日军有个特点是他到那住把枪都锁到柜子里面，另外他也不愿和汉奸住一块，日军也怕汉奸整他们，所以是分开吃住的。我们进去以后，先用两挺机枪对准日军的大门打了好几锁子弹，他枪拿不出来，结果死亡的很多。那仗发财了，大盖枪整有四五十支，机枪两挺，子弹很多，枪支谁拿到手谁使用，很过瘾。

　　日军还没投降以前，在火车站的火车上住，我们队伍就在火车下面慢慢摸上去了，那次战斗打的巧的很，我们晚上摸上去，日军还没睡醒，抓住不少人。不久，他们就投降了，把东西，枪炮都放在地上，求不要杀他们。

　　济南、腾县、泰安、邹县，大半年打了不少胜利。观城(音)俘虏日军100多人，腾县俘虏十来人，当的都是很不简单的战果。记得这些日军俘虏都是些小个头，也没有那么凶的样子。

　　打邹县日军，那时他人也不多，日军有百十人，汉奸有三四百人吧。夜晚我们用几捆20斤、30斤重的炸药，炸他据点的碉堡，一炸楼倒了，没费太大的事，将他们全部消灭了。抗战那几年，就这仗打的最好。

　　易县到枣庄有四五十公里的样子，我们一个团有七八百人，日军不到100人吧，在路上打了一路，敌人还是跑到枣庄去了，我们打他他也是害怕的。

        1944年，我们升级成为主力部队，是沂河支队二营五连，连长姓史，名字忘记了，家是山西人。当时全连有100多人，装备也行，可以和日军进行正面作战了。我那时已经当班长了。

　　1945年8月份，日军宣布投降，我们都很高兴，但蒋介石不让日军缴枪给我们，而让日军进入大城市受降，我们就不让他们进入，在鲁南区附近几个县围着打，其实日军那时也不想再打仗了。那几仗打下来，我们装备改善了，有机枪、大盖枪、炮。有资本了，我们就开始扩军，所以说，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八路军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确实锻炼了官兵，大部分升为主力部队，为打蒋介石奠定了基础。

　　我们部队整编为山东纵队第八师，现在这支部队驻扎在浙江省的舟山群岛。记得当时先后两任师长是王麓水④和王吉文⑤，他们都是在亲临前沿指挥战斗而战死疆场的。

　　1946年我任五连指导员，随部队参加了解放战争。打许昌，一天一夜俘虏国民党兵八九千人，他们55公分口径的大炮都被我们缴获了。开封也行，胜利也大。打洛阳有三四天的时间，俘虏打死国民党兵有两万多人，他的那个青年军二○六师师长邱行湘⑥就是被我们抓获的，缴获物资很多。张明⑦所在的那个营后来被命名为“洛阳营⑧”。

　　现在很难忘当年的老战友，有些情景常在脑子里闪现。我有个战友姓李，是解放过来的战士，我们是一个排的，在打洛阳的时候，两次都是他把我推过去躲过敌人射过来的子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的子弹，一次他还是负伤了，我安全没事。这段战友情永远都忘不了，这种生死情况 当年在部队中是很平常的事情。十几年的战斗中，我额头上被子弹穿有一条沟，右大腿臀部受伤，至今留有疤痕。

　　当硝烟远去，动荡的岁月一去不复返，我常常想起那些一起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的战友们，一想起他们，心里总是苦涩的。

　　口述者：刘克群，现住新野县城区陵南区。

　　①苍山县，是山东省临沂旧县名，位于山东省南部。东临罗庄、郯城、西邻枣庄、峄城，北临费县，南邻江苏省邳州市。2013年12月27日，国务院批准苍山县复名为兰陵县。

　　②沂河支队，1940年12月，山东鲁南区党委和鲁南区决定建立沂河支队，由鲁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贺健兼任司令员，地委书记杨涤生兼任政委，薛浩任副司令员，王献廷任参谋长。辖两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临沂游击总队改编而成，第二大队由邳县游击总队改编而成。1942年冬，将两个大队改编为4个区队。1944年3月，沂河大队编入山东军区第八师。

　　③安保全，山西临汾人。1937年入伍，历任勤务员、司号手、副班长、副排长。1939年，随八路军一一五师来鲁南。1943年，安保全在一次战斗中俘虏了62名溃逃的日伪军，缴获4挺捷克机枪，被评为“山东军区战斗英雄”。1946年6月，在解放枣庄战役中，他第一个冲进敌人据点枣庄煤矿，激战一个多小时，负伤3处，血染全身，献出了年仅22岁的宝贵生命。山东军区党委决定，将安保全生前所在的鲁南军区第八师三十五团五连二排命名为“安保全排”。枣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将他牺牲的地方，命名为“安保全街”。

　　④王麓水，江西萍乡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训处主任，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政治部主任，山东纵队一旅政委，中共鲁南区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1945年8月任山东军区八师师长兼政委，同年12月12日率部围攻腾县城，亲临阵地前沿哨所观察地形，指挥作战，不幸身负重伤，于次日英勇牺牲，时年32岁。

　　⑤王吉文，湖北红安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团长。1946年春任华东野战军三纵队八师副师长、师长。l948年9月参加济南战役，攻克大青山、凤凰山等外围据点，又指挥突击部队继续进攻商埠，不事被炮弹击中，牺牲时年32岁。

　　⑥邱行湘，江苏溧阳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35岁成为将军，1946年在东北四平战役中大显身手，被蒋介石誉为邱老虎。1959年12月4日获特赦。后任江苏省五届、六届政协委员及文史专员。

　　⑦张明，山东邹平临池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任华东野战军营长，在洛阳战役中，首先突破洛阳城东门，被评为甲等战斗英雄，全营被授予“洛阳营”称号。解放后历任定海守备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长、军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纪委书记。1988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中纪委委员、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届常务委员。

　　⑧洛阳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第八师第二十三团第一营。1948年3月在洛阳战役中，担负突破洛阳东门的任务。东门是国民党青年军二○六师守备的重点之一，工事坚固复杂。在东门外有铁丝网、拒马、外壕等多层障碍和暗堡，城门全被堵塞，城墙上枪眼密布。在营长张明指挥下，3个连队紧密配合，冒雨连续突破10多道障碍工事，炸开两道城门，击退国民党军数次反扑，为后续部队开辟了前进道路，对保证战役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同年7月7日，中国共产党华东野战军前方委员会授予该营“洛阳营”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