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在随后的几个星期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超过30万。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以上,其中军队伤亡380余万。按照1937年比价,中国官方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
李接福(尹振龙)
一
我原名叫尹振龙,老家是河南鹿邑县大尹庄村的。我屋里头一起有五兄弟,母亲40多岁就去世了。我10多岁的时候,由于屋里头太穷太苦,我就去做学徒学打铁,学了几天都学不好,又总是不给吃饱。刚好一个当兵的同村人回家探亲,走的时候,我就跟他跑出来了。
1936年3月,我进入中央直属的独立炮兵第六营三连,因为懂打铁,上面安排我在连部做掌工。当时的炮都是靠马拉着走,四匹马拉一门炮,连队里要养马。我和另外几个掌工一起主要就是帮马打掌钉。那个年代,炮兵和骑兵部队都离不开掌工。
1937年8月,部队奉令调往湖北省武汉下游的长江北岸田家镇半壁山一带防守。 田家镇是长江北岸最重要的军事重镇,与南岸的马头镇、富池口相呼应,形成长江屏障武汉的门户,因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出重兵镇守。武汉会战前,国民党军统帅部在田家镇设立了“田家镇要塞司令部”,驻有炮兵部队和一个步兵守备营。
1938年9月的一天晚上,我们趁黑坐轮船去田家镇长江边布防。第二天一早,我们二连和三连两个连队就已经分别架好四门炮在东西两岸,就等鬼子过来。
7点多,鬼子的船开过来了,炮兵接到命令开始向河中开炮,战斗很激烈,我们用野战炮打沉了鬼子两只汽轮船以后,他们就不敢再过了。后来到了后方才晓得,政府登报讲,当时日军被我们打沉的有四艘军舰。
日本人也很狡猾,看那个地方太窄,他们的船只危险,又有我们的炮兵把守,蛮难通过的,就派了大量步兵迂回过来包抄偷袭我们。没多久,负责保护我们炮兵连的步兵顶不住,被打退了。我们连长用望远镜观察附近战况,发现有一队步兵正向我们的阵地靠拢。他讲:“不对,这不是我们中国兵,这是鬼子!”
他估算着日本兵距离我们只有500米远了,就大声喊:“赶快动手!炮兵把炮弹换成空爆弹。”原本大炮炮口都是朝上的,连长指挥改成平射,计算好距离和爆炸时间对着鬼子平射。
观察军官一边用望远镜观察,一边喊口令指挥炮兵,远距离多少公尺(米),近距离多少公尺(米),爆炸时间多少秒,接着喊:“发射!”
轰——轰——炮弹在鬼子的头顶爆开,弹片像下雨一样,他们想跑都跑不了了。炸死了好多鬼子哦,他们就像风吹草一样地麻直(桂林话,意思是一直)倒。
要不是连长发现他们,我们差点儿全部给日本鬼子打死了。
开始的时候,看见那些鬼子就和蚂蚁一样的多啊,我们的野战炮射程原本可以打12公里的,打到最后炮发热了,只能打到8公里左右了。那时候一直拿起炮弹就放,拿起炮弹就放,那炮弹炸得响啊,我的耳朵现在都还是聋的!打到下午3点左右的时候,炮弹都快打完了。直到下午4点多,才把他们打退。
我们把炮收拾好,然后用马套起,其中有一门炮拉不上来,想想反正也没有炮弹了,就没管它,拉着其他的七门炮赶快跑了。这一仗我们炮兵死了十来个兄弟,保护我们的步兵死得比较多。
我们顺着长江岸边,边跑边打,边打边败,跑了四五百公里以后才到汉口。
二
后来部队开始南撤,因为我有点小伤,上面讲可以坐火车。火车地板上堆着枪炮、装备,上面一层堆着大米,到处挤满了人,遇到前方有一点点坡度就上不去。
从汉口坐火车撤退到小火车站楚地塘(音),七八点的时候,鬼子的飞机来了,“咔咔”丢下几个炮弹,火车头被炸到河里,车身有些被炸到田垌里,铁轨也炸得乱七八糟。
当时我看见飞机过来,就赶紧往旁边跑,我跑得最快,后面还跟着和我一起的几个人。我刚跑到一棵大树下,炮弹就在头顶炸开了,那棵树被炸得光溜溜的了,我摸了摸脑袋,头发都被打下来了,一手的血。我当场就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当时我就想:我操!这样炸下去,也不晓得老子这百来斤菜将来是要被黄狗吃还是黑狗吃!所以后面再遇到危险的事,一有机会我就跑下来,当兵不是好当的!当兵的人在战场上就好比讲是死了没人埋。当兵的脑袋都是背在背上的,哪时候掉了都不晓得。
火车走不动了,我们就开始走路。我右边屁股这里长了个鸡蛋大的疮,走路的时候痛得要命。那个当官的骑着马,看我慢腾腾的,就大声喊:“快走吧快走吧,被日本人抓到要杀头的!”
我讲:“又不给我点药,光在那喊有什么用?”“哪里有药啊?” 没办法,医官只给了我一点碘酒,喊我自己擦,一直把长疮的那里擦到发白,然后一咬牙把它撕破以后把脓挤出来。太痛了!我就在半路上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继续上路,一路上人多得很。有些逃难的妹娃子也跟着我们走,还有些跟在队伍后面逃难的小伙子,只要报个名字就算是士兵了。
因为屁股上的疮疤痛,我一天只能走二三十里路。日本兵一路在后面追,他们的飞机也一直丢炮弹来炸,我们随时都有被炸死的危险。枪在田家镇就上缴了,想向鬼子来几枪都没有办法,只能老老实实逃命,我之前用的那把枪是可以打五颗子弹的汉阳造,七斤多,加上子弹一起十多斤重,走路都走不动了哪里还扛得动枪啊。
一路上没有人管伙食,只好自己随便买点东西吃,有时候几颗花生米就是一餐。哎呀,那个时候一两天不吃东西不要紧的。我又痛又害怕,一边走一边哭。
走到半路追到自己的连队。以为找到队伍踏实了,那晚就睡得特别死。结果上衣口袋里好不容易省下的十多块钱,被人家偷了。你讲倒霉不倒霉?后来,我们的两个班长每人给了我两块钱。
三
队伍一路经过湖南岳阳、长沙、衡阳,最后到了广西全州县休整待命。没多久,上面命令要我们连队把马匹、武器、装备送往兴安县,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西安。当时我们营的第一连在陕西西安。
上面讲人到了西安以后,每个人发两个月军饷,然后就地解散,也不晓得是真的假的。营长开玩笑讲,我也要失业了,到时候在西安开个饭馆算了。他有钱啊,当营长的吃了那么多军饷。
在全州的时候,连长给我升了中士班长。有些人不服气,讲这个小伙子什么都没做,这么年轻凭什么做班长?我讲,连里那么多匹马的掌钉都是我弄,怎么就不能做班长?
最后我没有去西安,就在全州住了几个月。后来听说第五军二〇〇师骑兵团的一个连里有100多匹马,他们也驻扎在全州县。我和另外一个人就想去投奔他们,哪晓得误打误撞进了他们的师部。
那天走到半路的时候我们跑去湘山寺里躲雨,结果被他们师部的卫兵当逃兵给扣下来,说前方正打仗呢,你们两个怕死鬼想开溜?信不信关你十年。卫兵不容分说把我们直接押到湘山寺的临时水牢关起。那哪是人待的地方?
里面黑麻麻的,臭气熏天不讲,蚊子满天飞,咬一口就立马肿起个大包。我开始憋着气强忍着那难闻的味道,后来,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鼓动那个人一起冲出去。
我讲在这里被臭死还不如挨他用枪打死!于是两个人冲到地牢门口和卫兵吵起来,那个卫兵凶得很,妈的,正吵着呢,一个胖胖的当官的人正好从外面回来,就问什么情况。卫兵喊了声:“参谋长,你来得正好!”哦,原来是他们的长官,我就赶快讲,我是独立炮兵第六营的掌工,来投奔二〇〇师的。参谋长听完我的话以后讲,让我看看你的技术,要不对付的话就枪毙你!
在卫兵的监视下,我当场打了一副掌钉给他们验证。参谋长拿起掌钉掂了掂以后讲,你小子还可以嘛。以后老实点就是。我的妈呀,老子打仗没有被打死,差点给当成逃兵打死!全靠老子技术过硬,这样才是进了第二〇〇师。
第二〇〇师师部有个专门负责给马看病的少校医官,年纪有50多岁了,他因为和军长杜聿明关系好,有点权势。有一回,他的烟枪被师部缴掉,就直接跑去找军长讲情,居然又要了回来。医官让我跟着他,帮着管理十多匹马,没事的时候抓点虫子帮他喂喂鸟,还有鸦片抽,快活得很!
医官后来喊我当副官,老子没当。我想啊,当了官就回不去了,而且钱也不多,没当!
我当中士班长就有30块钱了,20块钱的工资,还有10块钱的补助。平时还经常有其他团部的喊我去帮着打马掌搞私捞,一下就打好了,打一副就给一块钱,我私捞的。其他团部因为马不多,自己没有掌工,就要经常请我帮忙。
几个月以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昆仑关战役打响,我们部队接到命令开赴昆仑关。队伍坐火车到了柳州就开始步行,师长戴安澜骑着马由马夫牵着走在前面,我们走路的跟在后面,一路爬过十万大山开往昆仑关。广西好复杂的,听说六〇〇团走到半路被当地人抢了,还挨打伤了好多人。
到了昆仑关,刚驻扎下来没几天就参战了。当时在前方的是荣誉第一师和我们第二〇〇师。
开战的时候,日本鬼子一般白天用飞机轰炸配合步兵出击,我们主要是晚上摸黑行动。每天到下午6点以后战场上才安静点。
白天,日本人的飞机开得好低,他们在飞机上用机枪对着地面猛扫。中国人基本是被鬼子的飞机炸死和被机枪打死的。
晚上我们的队伍比较厉害。部队下令,抓到一个俘虏给几十块钱光洋,我们当兵的讲,不晓得什么时候自己就死了,要钱有什么用?所以见到鬼子就直接杀了。
我得了一双日本人的皮鞋,鞋底都是钉子,走起路来“咔咔”响,那双鞋我穿了好几年才烂呢。
那时候只知道执行命令,有时候也不晓得日本鬼子是从哪个地方过来的。有一天,有几个被打散了的日本兵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和几个战友二话不说把他们消灭了。
我基本都在师部,离前线好近。那时候双方好多大炮在对射,枪炮声、厮杀声都听得好清楚。
我们的士兵都是不怕死的,那时白天休息,到了晚上才悄悄开过去布阵,在敌人密集的交叉火力和大量飞机轰炸下,经常一打就打到天亮。日本兵的火力太猛烈了,而我方士兵通常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一仗下来,阵地上经常尸横遍野。
昆仑关的战斗中我们伤亡很大,听说在清理战场的时候,光有一个坑就埋了4500多个牺牲的士兵。
四
民国二十九年(1940)1月,打完昆仑关以后队伍又走回柳州,然后坐火车到湖南祁阳休整了几个月。我不想再当兵了,找了个人来顶我的位置,然后请假到全州县住了一阵。
听讲桂林甲山有个枪炮修理厂,我去那里做了几个月修理工。5月左右,桂林到龙胜县的公路上要修路工人,我就跑去那里修路了。一年多后,公路修到临桂庙头乡的时候,我在工地附近黄塘认识了一个姓李的当地人,她认我做干儿子,我随干妈改姓李了,后来又有人介绍了本县的姑娘张氏给我认识。
民国三十一年(1942),我和张氏结婚以后,就正式留在临桂了。后来我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现在加起来有九个孙子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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