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八路吴湘聚：少时熟读斯诺作品，向往延安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肖晓飞    2018-12-05 14:33:25

　　一、熟读斯诺向往延安

　　我叫吴湘聚，1922年3月30日生于河南濮阳。老家在濮阳别驾寨村，意思是老百姓曾在此地与前来巡游的皇帝告别。我是地主家庭出身，爷爷是大地主，家里有一千多亩地。父亲叫吴凌图，兄弟三人，三兄弟分家后，每人三百亩地，就变成中小地主。老家在冀鲁豫交界处，土匪活动较多，别驾寨村待不下去，就搬到濮阳城中，我生在濮阳城。当时濮阳不归河南省管，而是河北管。

八路军吴湘聚

　　家中五个孩子，其中兄弟三人，我排老四，上面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吴湘丁和我一样，投奔的延安，后来在辽宁师范大学工作，已经去世。二哥吴相焱1937年在许昌时不愿意去延安，到淅川继续读书，毕业以后考上黄埔军校，1949年以后去了台湾，1989年、1992年回来过两次。我离开濮阳六十多年，后来只回去过一次，待了一天，老家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13岁以前的我一直生活在濮阳，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包括六年的小学时光。6岁开始上学，学校叫濮阳县立第一模范小学。后来我才知道一年级班主任是老地下党，叫刘晏春，他上的是中央党校，后来在大后方延安遇上。1949年我在芜湖时候，我的父母曾找到他，他当时是平原省委组织部长，父母通过他得知我在芜湖，他把我父母送到芜湖来，这样我才和父母重聚。

　　1933年小学毕业考初中，一般的县城没有中学，濮阳县较大，自己有财力，设有一个初中，但质量不高，因此我就不愿意在濮阳上中学，跑到河北省省会保定——那里有好几所好的中学。

　　我上的叫育德中学，是个私立中学，在保定可以说是一流中学，在华北也很有名。河北、河南的学生很多，还有湖北来的学生，这在当时是少有的。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两点：一是教学质量好，它的毕业生报考北大、清华，录取率是百分之六十，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二是学校有特殊政治背景，所谓“特殊”，是因为它由革命党同盟会创办。

　　1905年同盟会为了推动华北地区的活动，决定在保定建立一个活动中心，孙中山和黄兴就商量办一个学校来掩盖革命活动。育德中学拥有这样历史背景，是其他学校很难比的。育德中学校长叫郝仲青，是个老同盟会员，我去的时候他已是六十多岁老校长。学校人很多，设有三大处：训育处、教育处、后勤处。训育处主任叫李涤支，是个书法家，保定很多商店招牌都是他题写。我于1933年考入育德中学，一直读到1935年，上学的时候正好赶上学校三十周年。学校为此还专门编了个材料讲述学校的历史，我这才知道学校的情况。

　　育德中学是私立学校，地下党成员较多，是活动中心。我在学校看到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受到的影响很大，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另外，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是河北党组织的头儿，他在高一年级组织了一个历史研究会——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当时我并不知道，后来在延安遇到这个老师，他做了毛主席的政治秘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进中国，保定很快失守，育德中学由于特殊历史背景选择内迁——作为华北唯一内迁的中学，迁到河南漯河。七七事变发生时正值暑假，我已经放假在家，心想完了，这以后上不成学了。等到8月底，接到通知说学校内迁漯河，9月开学。我就赶到漯河继续上学。可是不久坏消息再度传来，家乡濮阳也被日本人占领，这么一来经济来源断了，学上不下去了。

　　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对华北沦陷区的学生还是很注意的，在许昌设立一个办事处，专门收容华北沦陷区学生，准备集中搬迁到河南、四川交界处的淅川，在那里办一个国立联合中学，包吃包住，不要学费，专门解决沦陷区没有依靠学生的问题。在没有集中搬迁以前，我们都住在一个大庙里，这一批学生中各种思潮都有。有的就等着安心到淅川去上学，这是多数。有的就说现在战争爆发，学上不下去，要直接参加抗战。要直接参加抗战学生中又有不同想法，有人认为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是正统，要参军就考到黄埔学校去;还有人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要到延安去。我则属于后者。我的二哥则在此时去淅川读书，毕业后考取了黄埔军校。

　　到延安去很不容易，那时候延安还不那么开放，一般没有关系进不去。既然没有条件，我就想着用迂回的办法。当时阎锡山跟我们党关系还可以，阎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老总和卫立煌是副司令长官。延安、黄埔、阎锡山都要争取进步青年。阎锡山就在山西临汾仿照延安创立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聘请了很多有名教授，如史良、李公朴。对外宣传是和八路军合作，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

　　它在郑州也设立一个招生处，郑州和许昌很近，我就抱着能不能和八路军接触的想法，到郑州报考了民族革命大学。我们很多人一起报考，由于人太多，临汾容不下，在运城设立了第三分校，学习了两个月。后来敌人进攻晋南，临汾、运城失守，学校转移到黄河边上的河津县。本来想在河津办下去，但日军很快追到河津县。所以紧接着就连夜爬龙门山，早晨到达山顶。民族大学的头儿说：“我不懂军事，现在没有办法，你们各走各的逃生吧!”我们同学中有四五人比较相好的，结伴顺着黄河往北走，走到吉县。

　　这时阎锡山也退到吉县，他想把学校重新办起来。他给我们上过一次课，正上课时，卫立煌从前线回来了，我们同学就欢迎卫立煌讲话。卫立煌不肯，说：“我不会讲话，不会讲话。”阎锡山操着山西口音说：“跟他们讲几句，讲几句。”他毫无准备，只好说：“同学们，我不会讲话，情况紧急，散了吧!”这是1937年11月左右的事。本来是要从这儿过河，阎锡山先过去，民族革命大学学生后渡河。只有一条船，先渡女生，后渡男生，女生刚过完，阎锡山在前线的溃军下来了，在河边机枪一架，说你们谁也不许上船。男生就没办法上船了，这时武汉有个同学站出来(名字已忘)，他曾经游过长江，他说我渡过去，牵根绳子拉你们。结果黄河的水和长江不一样，11月已经结冰，跳进去后，很快人就没了。过黄河的希望是没有了，就漫无目的地走，往北走到一个渡口，碰到八路军的一只船。我们和他们商量，希望能帮忙渡河，在八路军帮助下渡过黄河。

　　渡河后我们到达陕西宜川县，阎锡山总部设在宜川县，民族革命大学在此复校。当时照我的设想是去延安，但是同行的几个人说吃不了那么多苦，不想再辛苦，到了宜川民族革命大学就停下来。我们在宜川又学习了一段时间。

　　后来感觉学校实在不像个样子，没有希望，我们五六个人开小差，步行到韩城，接着步行到西安。那时没有粮食，沿途要饭吃，到老百姓家要着吃，过了黄河以后进入边区，边区老百姓对我们很好。此时我的大哥吴湘丁在安吴堡，他联系上我，找我参加革命。终于，经过诸多曲折，吃尽各种苦头，1938年5月我到达离西安四十多公里的安吴堡。

　　二、从安吴堡到抗大

　　安吴堡有个党中央办的青年训练班，简称“安吴堡青训班”。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斌，副主任是胡乔木。两个重要的骨干分别是刘瑞龙和张琴秋，刘瑞龙是刘延东的父亲，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将领，张琴秋是有名的红军妇女团团长，还是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这四个人是安吴堡青训班的管理人员。

　　说是青训班，教育质量很高，因为上课的老师水平很高。主要课程是胡乔木讲，革命历史由刘瑞龙讲。在安吴堡主要还讲了很多当时的抗日政策，例如《论持久战》就是刘瑞龙讲授。由于冯文炳是兼任共青团中央的书记，延安和安吴堡两头跑，真正主持工作的是胡乔木。我在上中学时候就知道胡乔木这个人，因为一二·九运动，知道他是北京学生运动领袖，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干部。

　　在安吴堡的两个月，生活待遇还不错。当时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还比较不错，国民党给八路军的大米不往延安送，在安吴堡就吃了。到安吴堡前穿着还是阎锡山发的棉衣，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没办法，我在西安的中国银行把家里的金戒指卖掉了，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衣服只有这一件，没得换，每逢礼拜天到附近河里洗澡，去的时候先洗衣服，衣服晾在沙滩上，再洗澡，等衣服干了再穿。安吴堡120多人年龄参差不齐，大一点的三十来岁，小的就像我这样的，十五六岁，也有的还当过国民党的下级军官。其中大约有十几个女生，那时大家都比较老实，虽有女生，也没有恋爱的现象。

　　我是5月底到的，6月1日开学，这里是短期训练班，每一期一个月，我学了两个月，因为到7月1日结束时学校选了一部分学生留校继续培养，我于是又学了一期，于7月底毕业。毕业后经过筛选，选了一百二十多人组成一个连队，输送到延安进修。从安吴堡到延安的路上常有国民党设卡，还有土匪出没，常出事故，为了应付这个，所以组织一个连集体行动。我在青训班里是个活跃分子，所以内部选举时当了排长。连队于8月1日动身，8月10日到达延安，路上走了整十天。我们一个连队打着旗号，路上比较顺利，没有什么意外。唯独赶路吃苦，每天早晨七点多出发，十一点多休息，跳到河里洗个澡，随便找个庙睡午觉，下午再赶路。

　　到了延安，我们这批人都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就是“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罗瑞卿。抗大开学典礼由毛主席讲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到延安学什么?三个内容——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三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在延安你们就学习这三点。”罗瑞卿是教务长，讲话最多。林彪虽是校长，但不大讲话，他的湖北口音很重。

　　在抗大生活很丰富，有时抗大和陕北公学篮球比赛，毛主席也来看。正比赛时，毛主席来了，罗瑞卿赶紧上去敬礼。大家则继续打比赛，很随便。江青那时也出来散步，我们也看见过。抗大伙食的就不如安吴堡了，吃小米，还有萝卜、山药蛋，大锅煮熟，白菜都吃不上。当时规定三钱油，三钱盐，比较艰苦。抗大发军装，灰色布料子，和八路军军服一样，领章上有“抗大”二字。

　　抗大的老师都是名教授，像徐懋庸、何思进等。徐懋庸过去是上海左翼的首领，和鲁迅打过官司，给我们讲哲学和社会科学。何思进是中山大学的老教授，给我们讲政治经济学。在抗大的三个多月，我接受了很多教授的教育。

　　抗大里男生一个大队，女生一个大队，各自分开管理，也不准谈恋爱。(19)40年代以后，要求结婚的青年干部比较多，开始流传“二八七团”说法，后来改为“二八五团”，即年满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才能结婚。这是部队的规定，地方干部不管。有没有文件则不清楚。

　　1938年11月初，武汉失守的消息传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人开始采取对国民党诱降政策，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日军开始轰炸延安，延安于是疏散抗大学生，我们这个连队被送到瓦窑堡。从延安到瓦窑堡的途中还曾路过黄帝陵，我们在黄帝陵参观了一下。

　　我们在延安叫做抗大第四大队，瓦窑堡有个抗大第一大队，到瓦窑堡后就被编入第一大队，第一大队政委叫胡耀邦，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胡耀邦。大队学生每天早上出早操，政委都要跟着出操，胡耀邦那时看起来很活跃，还给我讲过课。

　　在瓦窑堡呆了两个多月，中央这时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主席作《论新阶段》的报告。六中全会对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怎么办作了布局，党中央的决策就是集中力量发展、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了落实这个任务，中央决定抗大建立两个分校，一分校在晋东南，是八路军总部所在，二分校在晋察冀灵寿县一个叫陈庄的村庄，就是聂荣臻领导的根据地。我被编入二分校进入晋察冀。晋察冀有两个地区，一个是冀西地区，一个是冀东地区，冀西地区大约三十多个县，冀东地区七十多个县。当时叫晋察冀中央局，开始时叫中央分局，分局的书记是彭真，司令员是聂荣臻。

　　三、地主之子参加农会

　　二分校一个大队共五个连，一个连有120多人，五个连600多人。大队长詹才芳，曾是红四方面军军长，政委李忠权，参加过长征。1938年12月底，我们在詹才芳、李忠权带领下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元旦那天刚过黄河，在一个叫兔儿湾的村庄过的元旦。路上很顺利，只在过同蒲路封锁线时，被日军发现，连夜跑了八十多里路，敌人开了机枪，但没敢出来。

　　从瓦窑堡到晋察冀走了四十多天，一路背着行李步行，那年我16岁，这次长途步行是对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的考验。1939年2月到达晋察冀，继续学习了三个月，5月份在抗大二分校毕业。这里比延安又差了一些，教师和生活两面都是。吃的是小米，夏季发的是晋察冀的绿军装。和延安相比，晋察冀没有那么多优秀老师，但是讲的内容更加实用，更贴近战斗实际情况。抗大由军委所办，大部分毕业生都安排到部队工作。当时晋察冀正在发展根据地，彭真说地方上急需干部，和抗大二分校商量给他一部分学生，我们五个连的学生筛选了一百二十多人交给北方分局，做地方工作，我也在其中。

　　到地方工作需要先培训，晋察冀办了一个党校，属于北方分局领导，我就在这个党校继续学习，党校校长由彭真兼任，教务主任周荣鑫。9月份结束学习，进入工作生涯。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人被分到了晋察冀边区农会工作。

　　那时候群众运动有四大团体：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即工、农、妇、青四个协会，统称“民运四大会”。因为面对农村，所以以农会工作为主，农会主任是四大团体的实际首领，也是晋察冀的省委委员。我在农会第一年是做宣传部的干事，第二年农会开代表大会，被选为委员，担任宣传部副部长，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农会宣传部工作。抗战时期为了团结更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再没收地主土地，把苏区时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不动地主的土地产权，并在原有基础上减百分之二十五，即二五减租。原先交租水平是地主和佃农对半分，二五减租以后是百分之三十七点五，所以也叫“三七五交租”，即交给地主的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农民过去受压迫很厉害，收成和地主对半分，要改善他们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抗战积极性，否则得不到群众的拥护，所以大力推行减租减息。边区有边区的农会，分区(地委)、县委、区、村都有农会，没有乡。村的农会主任由农民选举产生，几位候选人站在主席台前，背后放只桶，由老百姓投豆子，谁的豆子多就选举谁，由老百姓选举出他们最信任的人，因为这些人是直接关系到农民自己利益的人。区及区以上的农会领导任命的多，边区农会领导则由分区代表选举。

　　农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动农民减租减息，其次是发动农民支援战争，如抬担架，送公粮，再就是动员青年参军，但比例很小。

　　我做农会工作，主要就是干这个，鼓励农民支援前线，发动农民和地主作斗争，动员青年农民参军。抗战时期我们对地主一般要做宣传工作，团结地主，拉着地主抗战。同他们讲清道理，为了抗战就要让农民支援战争，那么就得改善农民生活，否则调动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减租减息。在那种情况下，地主也只能随大流，不敢对抗。

　　这中间经历了几次日军大扫荡，日军的扫荡，烧杀很厉害，如“天地合围”。我们的人一般都是事先得到消息，躲到山沟里去，留下一个空房子，日军来了什么也得不到。房子被烧以后，我们重新搭草房子。一般在秋收以后下来扫荡，奔着抢粮而来。偶尔夏季来一次。有时候被包围起来，倒霉的确实像电影上放的，就被日军杀害了。日军兵力不足，不可能对我们有大动作。在晋察冀属于敌后，平常就和我们今天一样，办公室里开会、写文章，都很安定。所以晋察冀成为第一个敌后模范根据地，1942年彭真到延安汇报工作，毛主席亲自听，觉得很好，夸赞是模范根据地。

　　抗战后期，美军延安观察组派了七八个人到晋察冀，我见过他们几次。1945年我们召开晋察冀群英会，就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聚在一起，观察组的人也来参加群英会，但没有发言。

　　1942年9月，由于李鼎铭提出建议，中央决定“精兵简政”。按这个要求，四大群众团体要缩编，合并成一个“抗日联合救国会”，下设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精简下来的人去加强基层。精兵简政时期，本来干部就不多，比如妇救会就两三个人，再精简也就一两个，到区里或者村里做委员或支部书记，不存在失业问题。精兵简政主要是加强基层，中层干部到基层去。我被任命为河北易县县委民运部长，离开农会到了地方，以后在地方一直干到1946年。1944年整个边区由于扩大进行重新划分，晋察冀下分四个省级行政区：冀晋区、冀中区、冀察区、冀热辽区，又把我调到边区地方，做边区“抗联”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一直到日本投降。

　　四、解放战争中的土改

　　日本投降以后，中央决定由我们进入张家口，最初打算进入北平，后来因为美国和蒋介石的阻挠未成。晋察冀的领导机关进入张家口，晋察冀中央局也进入张家口，书记由聂荣臻兼任，副书记为刘澜涛和程子华，组织部长是李葆华，宣传部长是胡锡奎。张家口是我们占领的唯一近代化的城市，城市不大，人口只有14万，但中央很重视。我在家张口工作了一年，是农会主任。张家口城市人口不多，有大批的郊区，农民不少，而且属于中央局，故而干部配得多。

　　就是在张家口，中央对土地问题作出了一个重要指示，叫“五四指示”，要求把原来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五四指示是个土地政策的重大改变。中央让张家口做试点。张家口的市委书记叫刘秀峰，他让我搞一个点专门试水没收地主土地怎么搞，那时讲比较缓和，不要搞得太激烈，把地主多余土地拿出来分给农民，不是全部没收平均分配。试完以后再全面推广。我试点的那个村庄叫宁远堡。“多余”的标准不一，贫富农村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能够维持地主的基本生活的土地保留，其余都拿出来。比方说有的中小地主有一二百亩的地，给他留个二三十亩地，剩下的交出来。地主的态度比较顺从，有的地主在我们刚一宣传时就把地契文书拿出来，交给农会处理，或者烧掉。

　　我在张家口待了一年，后来傅作义偷袭张家口。我们起初把重点放在北平这个方向，认为北平是敌人重要据点，进攻张家口肯定从北平来，忽略了西面的据点。傅作义从绥远经过草原压到张北，离张家口大约二三十公里时我们才察觉，开始以为是小股敌人骚扰，后来发现不对，是主力敌人。国民党于1946年10月9日、10日两天连续轰炸张家口，第一天轰炸以后，市里断电，我们有点紧张，不过很快又修好恢复了。第二天又轰炸，电又断了，我们以为还会很快恢复，就安心睡大觉了。农会设在郊区，电话都不通，夜里我都睡下了，突然晋察冀日报社专门派人来通知我，说：“快起来快起来!”

　　“怎么了?”

　　“快走快走!敌人已经接近张家口了，赶快撤退!”

　　就这样什么都没敢带，也来不及带，我骑了脚踏车就跑。

　　撤出张家口之后，我被转移到平北地区，北平的郊区当时有个地委叫平北地委，就是北平郊区五个县：昌平、顺义、密云、延庆、滦城。傅作义占据北平，离北平二十公里外则属于我们。高丽营、小汤山是他占领，小汤山五华里之外就是我们。顺义县委、县政府机关所在地就是秦城村庄。我是平北地委的民运部副部长，兼任农会会长，在顺义县离小汤山十来里路的稷山营小村庄搞土改试点。地主这时候已经比较老实，我们主要是宣传政策，发动农民起来，地主也不对抗。

　　1949年1月份，我们第二次解放张家口，我又被调到张家口，这次是去做区委书记，张家口下边八个区，我是八区区委书记。不到两个月，中央准备要过江，组织一批干部准备渡江战役，开辟新地区，给晋察冀一个任务，就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省的机构，省委、省政府。下面五个地委，每个地委五个县委，包括党政军民全套班子。马鞍山原来的市委书记刘连民是七区区委书记，加上一区、四区书记，共四个区委书记跟随大军一道南下，当时叫南下区党委。区党委书记牛树才，副书记马天水。区党委班子组织好以后，先在北京呆了两天，接着组织大家到河北正定学习，学习新的政策，就是渡江以后我们怎么工作。学习了两个月。4月初登车南下，坐火车先到蚌埠，火车速度不正常，一天才走好几十公里，好几天才到蚌埠。从蚌埠下车，转到合肥。几天以后准备接收皖南地区，即池州、宣城、黄山一带，我们区党委改名皖南区党委。此后和华东局接上头，归华东局领导。区党委到达屯溪以后驻扎下来，两个月后的8月，决定搬到芜湖。芜湖起初不归皖南管，而是归南京管，后来又划回来归皖南管理。此时的我是区党委宣传部下面的教育处处长，宣传部的部门还有宣传处、文艺处等部门。

　　五、转战工业阵地

　　在区党委工作一年多，1951年我被送到华东局党校学习，党校在苏州，学习结束以后，年底分配到上海。在上海工作十年，主要是在工厂，十年里先后在四个工厂工作：上钢一厂当厂长，上钢五厂当书记，上钢三厂书记，上海冶金局副书记。1961年年底调到北京冶金部。当时我们的武器装备是靠苏联支援的，后来中苏关系紧张，停止支援，那么我们就自己搞，搞军工生产需要建立机构，因为军工需要的钢材和普通钢材不一样，有特殊要求，比如飞机的发动机。所以冶金部成立了军工办公室，专门研究军工需要的钢材，我在这个办公室当副主任。

　　“文革”爆发以后，我被下放到冶金部五七干校，干校设在云南蒙自。我是1969年年底去的，在那里劳动改造。给我的任务就是喂马，我们两个老头喂四十匹马，一匹马一天十斤草，五斤料，四十匹马四百斤，草要铡好。马无夜草不肥，晚上十二点还得再喂一次，每天就做这个。本来“文革”时期是冻结党的生活，一年以后，认为我表现还好，经过整党，恢复党的生活，把我选为支部书记。没过几天，冶金部需要人。重庆钢铁公司是个大企业，一纸调令把我调到重庆钢铁公司任书记兼经理，在重庆一直干到1975年。

　　1975年以后我又回冶金部工作，到马鞍山来“蹲点”，发现马鞍山有一些问题，回去反映给上面。最后中央决定把原来的省委书记调走，派万里来。万里来之前知道我在这里“蹲点”，我们到他家里汇报了半天工作，汇报安徽情况到底怎么样。就这样我跟万里一块又到了安徽，这是1977年的事情。工作组结束了，冶金部就决定创办安工大，冶金部在华北、东北、西南都有大学，唯独华东地区没有大学，所以在马鞍山创办一个大学。指定我到这里来，创办马鞍山钢铁学院，后来改为华东冶金学院，我是书记兼任校长，从1977年到1984年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