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70年后,世界依然不安宁。”王楚英说,“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依然企图否认侵略历史,日本军国主义随时有可能复活,我们要警惕。”
王楚英1923年生于湖北黄梅,是中国远征军老战士,亲历了日军南京受降仪式。
据王楚英回忆,他14岁参加淞沪会战,之后随部队转战皖南。1941年到云南作战,随后参加入缅远征军,组织华侨抗日志愿队,后任史迪威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1944年,王楚英调任新六军14师作战科长。
正因为亲历八年全面抗战的艰辛,王楚英清楚地记得胜利来临时的那一刻。1945年8月,他正在昆明美军参谋指挥学校受训。
“当时我正在看电影,晚上9点半左右,美国一个教官跑过来告诉我们说‘不看电影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日本投降了’,然后全场的帽子就都扔到天上去了。”
王楚英睁大双眼描述着当时的场景,每次讲起来都激动不已。
“我从来不喝酒,但那天也被人灌醉了,灌醉之后还被拖到汽车上去敲锣打鼓。”王楚英继续回忆,“昆明的老百姓原本在睡觉,后来也都起来敲锣打鼓,放鞭炮。”
1945年8月15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到日本政府投降电文。胜利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接受侵华日军的投降。
王楚英以警卫负责人的身份,亲历了中国战区日军从芷江洽降到南京签降的全过程。南京是中国遭受日军暴行最为惨烈的城市,在王楚英看来,选定在南京举行中国战区日本受降典礼,既是行使正义之权利,亦是对众多死难亡灵的祭奠。
1945年9月9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大礼堂迎来了它最重要的时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这里向中国政府呈交投降书。
担任警卫参谋的王楚英,当时负责受降典礼的内外布置。他清楚地记得,从中山东路黄埔路口一直到礼堂外1200米,每隔50米竖着一根旗杆,挂着中、美、英、法、苏五面国旗。每个旗子下站着两名宪兵,两名武装士兵,一直到大礼堂门口。
“9月9日上午9点,日本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受降书上签下冈村宁次四个字,然后盖下了图章。”王楚英说,“冈村宁次的手一直在抖,章都盖歪了。”
1949年,王楚英随国民党退往台湾,1954年经香港回到大陆,此后在南京市城建局勘测大队工作了24年。如今,他在南京城西的一处居民小区安度晚年。
他指着自己右侧下颚一块凸起,“这里是和日本人打仗时被炮弹片炸伤的。后来是美国人帮我整了容,说不整容以后找不到老婆。”他说。
王楚英说,更多地理上的历史印记需要被留下,让全民族瞻仰与纪念。“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先锋,也是世界的光荣。光荣的地方应该让全国人民瞻仰与纪念。”
王楚英还积极著书,希望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2009年王楚英口述历史《军碑1942》出版,回忆了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全过程。同时,他还著有《史迪威的军事思想与精神艺术》和《抗日名将叶佩高》两本书。“这些书的出版,就是对他们(否认侵略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的打击与警告。”王楚英说。
“对日本人民,我们要双臂拥抱。但对日本右翼政客,我们要坚决打击。”他抬起手臂一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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