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在敌工战线上——一个新四军老战士的回忆
来源：湖北党史网    2022-12-02 09:01:33

　　全庆光，1925年出生于湖北荆门，1941年9月参加革命，1942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6月起在鄂豫边第二分区从事敌工工作，解放后一直在武汉市工作，1985年离休，离休前任原武汉市电子工业局巡视员 (正局级)。全庆光在抗日战争中光荣负伤，曾获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在革命家庭中长大，少年时积极投身抗战

　　全老回忆，自己是在一个革命氛围浓郁的家庭中长大的。早年有两位哥哥先后为了革命事业付出了生命，全家也因此经受过颠沛流离之苦。抗战爆发后，家乡沦陷，自己不愿意当亡国奴，在新四军的感召下，积极要求投身抗战事业。他说：

　　我家里是中农，家庭条件是比较苦的。我父亲是私塾老师，母亲是家庭妇女。所以虽然家里清贫，但从小还是念过书的，我父亲亲自教的我。

　　我有四个弟兄，其中大哥和二哥早年都参加了革命。我的大哥叫全光葵，他跟着贺龙的部队当红军走了，还参加了长征。解放后我一直打听但都没有任何消息，应该是牺牲了。我的二哥姓秦，红军在我家乡的时候，成立了农民协会，我二哥参加了，是农协会员。后来红军转移，白军还乡团来反攻倒算，解散农协，捕杀农协会员，我二哥就在那个时候被捕，被反动派杀害了。我三哥小，没有正式加入农协，但还是被敌人视作赤化分子，一样杀头，被杀时三哥才16岁。

　　反动派清乡很残忍，而我的家庭又是一个比较革命的家庭，家里三个孩子都干革命，一旦让敌人抓住，没有活路。在原籍住不下了，我们家只能逃难，逃到江陵南边一个叫弥陀寺的地方，给人家打工。一直到38年才搬回荆门，而且也不能回原来的家，在隔着我原来的家二三十里的地方住，靠帮一个亲戚种田为生。

　　抗战开始时，我们家那边一开始还算是后方，比较安稳。但到了40年，日本鬼子打到了荆门。鬼子来了后下乡奸淫掳杀，大家都逃难，我们在家里住不了了，也没法继续读私塾。后来新四军到我们那里，我就到部队去，强烈要求参军。但是部队的干部嫌我小，才15岁，还是小孩子，就不让我参加。一直到41年，我实在忍不住了，非要参加，但部队还是嫌我年纪小，我不干，哭着喊着要求入伍。

　　荆南县的县委会主任刘真，看到我虽然年纪小，但态度坚定，他就同意了。不过依然不是直接入伍，而是让我先参加荆南县新四军地方服务团，主要是负责做群众工作。即便这样我也高兴啊，想着自己终于能为部队做点事情了。

　　到抗大十分校学习，正式入伍参军

　　1941年下半年起，新四军五师在根据地开始组建随营军事学校，后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十分校，同时开始招生。全庆光知道抗大需要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学员，而自己读过书，能说会写，符合学校招生的要求，因此主动要求去抗大十分校学习，上级同意了。

　　1941年11月，全庆光正式在抗大入伍参军，并且在抗大学习期间光荣入党。他回忆说：

　　1941年大概9月份，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开始办随营军事学校，在敌后根据地招生，要求地方上选出有点知识文化的青年送到学校来学习。我这个人是爱学习的，所以我就要求去学校。当然，去随营学校当学员，就等于正式入伍了。所以一开始地方服务团的领导不同意，还是觉得我太小。但我勤学啊，而且态度很坚定，那时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也确实少，最后他们还是同意了，到11月的时候就把我送到襄河以东安陆白兆山的学校驻地。

　　我到学校的时候，还没有正式开学，学校还是叫随营军事学校。到42年初的时候，就正式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十分校。学校开学，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

　　在抗大十分校，我们主要学习军事和政治，同时也有文化课。文化课学习语文和简单的数学，是为了军事服务的。平时主要是学习军事和政治，军事上像新兵一样训练，练稍息立正、队形变换，还有行军拉练。政治学习就是学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近代以来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一直讲到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我的政治知识，军事知识都是在抗大十分校里学的，几个月的学习，让我从地方服务团里的普通百姓，逐渐变成了一名革命军人。

　　那时的学习很辛苦，其中最辛苦的就是搞上山拉练，我们这些学员背个小背包，还背上枪，老套筒汉阳造的步枪，背着往山上走，长途行军。虽然身体上比较累，但我们那个时候都年轻，而且同学关系很好。有个叫吕鹏高的同学，年纪比我大，拉练的时候，都是他帮我背枪，上山爬坡爬不动了，他就拉着，就是这样。我们拉练时都互相帮助，心情上都很愉快，一点都没有觉得是在吃苦受罪。

　　平时的生活条件也是因陋就简。那时吃的是玉米糊糊，很少有馒头或白米饭。有时候还吃杂粮，比如像南瓜啊，红薯啊，都是我们学员自己一方面种，一方面去买，到京山县的平坝镇去把买到的南瓜背回来，平时的伙食就是这样。有时候，隔一个多月，还能打次牙祭，能吃到点荤腥，有时吃鱼，没有鱼吃，就是吃点猪肉。那时一名战士、一名学员的伙食，每天几钱盐几钱油都是部队上规定的，所以我们的伙食可以保证，没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情况，当然，毕竟是敌后环境，能保证我们不饿肚子，已经很不错了。

　　住也都是靠自己动手解决。我们自己搭工棚，用捆好的高粱秆和树干搭起来，上面铺着茅草，这就是学员宿舍。平时我们上课就在大树底下上课，不过我们也自己搭了一个礼堂，还搭了几个比较大的棚子，要是下雨了，就在礼堂和大棚子里面上课。学校的驻地是山区，冬天的晚上很冷，所以我们在棚子里面拿砖头和石头砌了个火盆出来。白天上山去打柴，挖出很多树兜子啊什么的，当柴火带回来，晚上睡觉前就生火，火生起来之后让它慢慢地烧，能烧一夜，就靠这个来取暖。

　　到了早上，起床后去洗漱，就去下面在小溪，在小溪边上漱口洗脸。那个时候没有牙膏，都是牙粉，把牙粉倒在牙刷上。我们生活费就是一个月五角，五角钱，这五角钱主要就是用来就买个牙刷，买个牙粉。

　　在抗大的这段时间，我学习认真刻苦，加上因为有文化底子，所以各方面的表现都比较好。而且我是穷人家的孩子，对反动派和侵略者是仇恨的，我的三个哥哥都被敌人杀了，所以我背着国仇家恨，在那时可以算是根正苗红吧，所以我强烈要求入党。

　　一开始刚来学校报到的时候，我以为一参加革命，就是参加共产党，就是成为共产党员了。抗大刚成立时，党组织还没有完全公开，党员也没有公开，我不太了解情况。后来我才知道，参加革命不等于成为党员，所以我就非要参加共产党。后来组织上就跟我谈话，树立革命人生观，我进一步地了解到新四军在敌后是坚决抗日的，而我家乡被日本人占领，我亲眼看到日本人奸掳烧杀，所以通过党组织的教育，我更坚定了跟着党走抗战到底的思想。到42年3月，组织上认为我各方面的条件已经成熟了，但我只有17岁，还不算成年。当时我们那个支部书记说没有关系，17岁也可以，我就填写了志愿申明，然后填写了一份表，就这样我终于光荣入党，成为一名党员。

　　进入对敌干部训练班，学习日语和对敌政策

　　1942年下半年，全庆光从抗日军政大学十分校毕业，随即被分配到新四军五师政治部举办的对敌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全庆光开始学习日语和日本国情社情，为做对敌工作打基础——不是用枪和子弹消灭敌人的肉体，而是要在思想和心理上去动摇、分化和瓦解敌人。全庆光回忆说：

　　我从抗大毕业之后，就被调到五师政治部办的对敌干部训练班。刚被调去的时候，我还不太清楚对敌干部训练班到底是干什么的。那时候五师政治部的敌工部长叫林滔，是他到抗大来招生的，组织上决定让我去这个训练班，于是林滔就找我谈话。

　　当时我就问林滔，这个对敌干部训练班是干什么的呢?他说，训练班的任务，就是跟日本反战同盟的盟员一起学日语，了解日本的风俗人情，还要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先学会日语和日本字，平片假名。

　　那时我血气方刚，思想也比较简单，见过日本鬼子烧杀奸淫，本来就很仇恨日本的一切，林滔说这些时我就有点反感。后来他又说反战同盟的盟员是我们俘虏的日军官兵，我听了之后就更烦了，想着刚来部队就要去和鬼子兵待在一起，还要向他们学日本话，这算怎么回事、于是我就说自己来部队是想上战场打鬼子，不是来学敌人的语言文字的，我不愿意去训练班。

　　林滔看我很抵触，就耐心地说服我，跟我谈了很多，大致意思是，有句老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除了在战场上硬碰硬，还必须要了解日本，了解日军官兵的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政治工作分化瓦解敌人，这是在敌强我弱时坚持斗争，削弱敌人壮大自己的一项重大任务，这项任务必须由文化基础好，脑子灵，学习新知识快的同志承担起来。

　　林滔的话有理有据，对我触动很大。我最终被他说服了，于是服从组织分配，去对敌干部训练班报到。毕业的同学里还有好几个文化底子比较好的也被分到了训练班。训练班设在大悟县百果树湾，就是现在五师师部纪念馆附近。我们在那里开始学日语，就是先学最常用的一些个日文单词，再学平片假名的拼音，然后又学这个写短的文字句子，简单文法一类。同时也学习对敌政策，还有日本的基本国情、风俗人情，等等，了解日本的情况，为以后针对日军官兵进行反战宣传工作做准备。

　　在训练班期间，时局非常动荡。鬼子时常进行“扫荡”，五师的情报部门好几次都截获了日军大规模出动进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情报，鬼子大队人马一出动，师部就必须要转移，我们就要跟着转移到别处去继续学习。那时候国民党顽军也搞反共摩擦，侵占我们的根据地。一次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广西的国民党军来攻占大悟山，我们就搬到信阳南部谭家河一带学习。在转移途中我们都在学，晚上行军的时候也一直在学，我们在背包后面贴上日文单词，前面的人在走，后面的人就边走边看着念和背。那个时候可真是艰苦，很考验人的意志力。比如说想睡觉了，困得很，但不能打瞌睡啊，时间宝贵，又要行军又要学习，有时候用辣椒粉，吸了之后呛得直咳嗽，特别刺激，一刺激就清醒了。有时候实在疲劳过头了，走着走着都能睡，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往后一倒就碰到后面的人，猛得一惊，清醒了一点，又赶快跟着前面的人继续走。

　　教我们日语的日本反战同盟盟员，绝大部分都是日军下层官兵，他们中少部分是受到我们思想宣传工作的感化，自动投降到新四军来的，大部分是之前战斗胜利后捕获的战俘，经过思想教育转化后自愿为部队做工作的。他们给我们上课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和我们的部队一起行军，在行军途中也在不停地授课，语言课基本上就没有中断过。我们也都是些娃娃兵，精力比较旺盛，学新东西也快，反战同盟盟员作为老师也很尽职尽责，所以大家学得也很高兴，进步都很大。

　　我在对敌干部训练班学习了十个月，不仅掌握了单词，而且可以造句，能写标语口号，还能进行简单的日语交流和中日文互译，大概相当于日本初中生的水平。后来一直到51年左右，那时武汉办过一次日本商品展览会，我那时还可以当翻译。可惜，因为长时间没有再说再练，大部分日语现在我都忘了，不过还是记得一点，什么铳を下ろしたら杀さないぞ(缴枪不杀)，ご饭を食べろう(吃饭)，这些东西我还记得。

　　来到鄂豫边第二分区，活跃在敌工战线上

　　结束了在对敌干部训练班的学习，全庆光被分配至鄂豫边第二分区，进入敌工队工作。在敌工队，全庆光没有扛过枪，但他和敌工队员们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与反战同盟的日本战友们配合，有力地支援了新四军的作战，并使深受军国主义“武士道”洗脑，一度对战争极为狂热、态度死硬的日军官兵士气低落、动摇，不断有日军主动向我军投诚，显示了我军思想政治攻势的威力。全庆光回忆说：

　　1943年6，7月份，我们从敌训班毕业，然后分配工作。我分到了鄂豫边第二分区的敌工队，主要在云梦孝感安陆一带活动。到了敌工队以后，我发现除了我们自己的敌工队员外，一支敌工队还会配属两到三名反战同盟盟员，就是站到我们这边的日本兵。反战同盟盟员跟我们穿着都一样，不过在生活条件上有一点优待，我们边区出的女将军烟他们是有配额的，他们每个人每月大概还有一两斤肉。

　　当时从孝感到广水的铁路线上，有不少日军用来保护路桥的据点。我们主要的工作对象就是这些据点里的日军官兵。日常工作就是发传单、写标语、对敌区的人喊话，还在日本人过他们的节日时，制作一些慰问袋，里面放上我们的一些土特产、香烟以及反战和鼓动投诚的传单，然后想办法送进据点里。另外就是审查日军战俘，在必要时，还得化装进入敌区收集情报。

　　我们平时的工作里，进入敌区收集情报是最辛苦也是最危险的。那时收集情报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偷听敌区电话，带上器材，摸到敌人的电话线路附近，一听就是好几个小时。因为不知道敌人啥时候会进行通话，所以得守很长时间。有一次在肖家港，我们晚上去偷听敌人据点间的通话，在电线杆子上守着，冷得上牙打下牙，还要提防着日军巡逻队，又冻又紧张地过了整整一夜。进入敌占区工作，风险很高，所以我们的防备也很严密。我们每到一个村，就封锁消息，人员准进不准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村庄住下来，就不准这个村庄的人出去，外面有人进来就放行，但进来了就不能再出村，直到我们离开为止。但是就这样，日本人有时也晓得我们的行踪，他们也有谍报队在活动，一闻到我们的蛛丝马迹马上就出动想袭击我们，我们一听到紧急情报就得马上转移，有时候一晚上甚至会转移三四次。

　　1944年，我又到云梦县的敌伪工作部工作，在敌伪工作部下面有一个武工队，就是专门的敌工队，在队里我当指导员。安陆山下靠近铁路的一侧，有个敌人据点，大概有一个班左右的日军驻守，我们就经常近距离观察这个据点，从他们和其他据点的交通联系中获得情报，因为我们的驻地离他们很近，所以观察据点就被我们称为"贴烧饼"。

　　有一次日伪要下乡“扫荡”，我们通过这个据点的通信得到情报，一个小队的日军会和伪军一起来。确定消息后，我们就想把这一个小队的鬼子还有伪军一起消灭掉，然后马上部署作战计划，设埋伏，部队开进伏击区域等着敌人来。敌人“扫荡”结束后，抢了很多老百姓的鸡鸭鱼肉还有牲畜，甚至抓了很多民妇，大大咧咧地进入伏击圈。我们突然开火，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一下子打死了十几个日本兵，伪军被我们的突然袭击吓住了，再加上日本兵死了一大半，他们很快就投降缴枪。日本兵还剩五个人，趁着战场混乱，我军伏击圈没完全收拢，立马跑到附近山里一个独立的小庄子里面去了。我们就抓紧时间打扫战场，缴获了敌人的枪支弹药，把他们抢来的物资都运走，解救了被掳群众。与此同时部队还在追击那五个日本兵，但那五个日本兵确实是有战斗力，他们把庄子上的墙掏出射击孔，然后把所有老百姓赶到一个地方，派一个兵看着老百姓，其他四个人守着墙，从射击孔向外射击。我们从下往上攻，不占优势，又没有攻坚武器，全是轻武器，很难准确杀伤敌人。我们那个队长就在进攻中负伤了。队长负伤后，县大队来了一个武装班来支援我们，他们迂回爬到房顶上，想从高处压制住敌人，但日本人单兵作战能力确实较强，而且地形复杂，我们的战士从这边上到房顶，日本兵马上又找到别的隐蔽处继续射击，我们不熟悉庄子里的地形，老是看不到敌人。我们作战的战场附近是云梦的义堂镇，镇上有敌人驻扎。我们打了一段时间后，义堂镇的敌人出动增援，我们就迅速撤退了。撤退的时候，敌人还用掷弹筒向我们射击，我的腿就负伤了，不能走路，被战友抬着下了火线。我被评定为八级残废军人，这个残疾就是1944年在云梦砂子岗战斗负伤留下的。但那次战斗我们仅仅依靠地方武装的几十名战士，一次就消灭了十几个日军，而且我们没有人牺牲，只有负伤的。这一仗让附近的敌人深受震动，后来安陆山下的这个据点就被敌人废弃了。

　　除了直接为军事斗争服务，我们平时的对敌思想宣传工作，也很有效果。敌工队和五师的反战同盟五支部密切配合，制作了大量日文传单、战地小报、小册子、投诚通行证等，向周边日军据点散发。投奔我们的日军士兵说，不少人都看过我们的宣传品，而且知道我们这边有个由日本人组织起来的反战同盟。很多士兵和下级军士、士官都冒着被严惩的风险，私下传阅我们印的传单小报，还偷偷地藏着新四军通行证，为自己留后路。随着我们的宣传品越来越流行，日军里绝望自杀的人逐渐减少，而对蛮横的上级进行抵制甚至反抗的事情多了起来，主动来投诚的也多了。我还记得，有个姓平松的第三师团士兵，大阪人，1942年的时候驻扎在浠水。本来他就对日本侵略军的杀人放火的行为不满，也对肆意欺负自己和战友的长官不满，后来看了我们的传单，就偷偷藏了张通行证，瞅准机会跑到我们这边来了，加入反战同盟。平松教会了我唱日本的民歌《思乡曲》，我还记得几句歌词：“田野里的樱花，富士川旁的母亲，征人渐渐消瘦，何时能回故乡……”这首歌里有浓厚的哀愁感，很能激起日本兵思乡、厌倦打仗的情绪。敌工队潜到敌人据点附近搞宣传时，我经常唱这首歌。本来据点里的敌人一听到我们喊话就吱哇乱叫，还朝我们的喇叭打枪，听我唱了几句之后，他们慢慢就哑巴了，不再喊叫也不再打枪了。有几次我们都听到从据点里传来哭泣的声音。

　　我们敌工队和反战同盟盟员共同努力，在敌工战线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五师的反战同盟五支部刚成立时，成员二十个人左右。到了44年，45年，抗战快胜利的时候，发展到了一百多个人。也就是说4年来又有八十多名日本兵向新四军投诚了，而且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为共产党、新四军做事。你想想，日本在武器、物资、训练上都占优，他们的下级官兵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会选择主动投诚到我们这边来?明明我们这边和他们比军事力量还是弱势的。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思想宣传工作的威力，这是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我们的抗战历史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个在思想上以弱胜强的特殊荣耀!

　　全庆光(口述) 孙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