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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老兵回忆滇西大反攻:松山战役
来源:中国远征军网   2020-02-28 10:55:10


  万开生在讲述松山战役

  在抗战史上,1944至1945年间进行的滇西大反攻,可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发生在滇西的众多战役中,尤以攻克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的松山为烈。

  再忆往事

  高黎贡山脉位于云南的西部,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与这座大山唇齿相依、紧紧相傍的是汹涌奔腾的怒江。高山险峻、峡谷幽深,自古以来,两岸交往只能靠吊索和在枯水季节泅渡进行。抗战期间,我国东、南对外海陆交通断绝,国民政府动用几十万人力,在怒江上架设钢索桥,同时对与之相联的“高山夹箐,地险路狭,人马不能并行”的古驿道进行拓改,使之成为抗战期间国外援华物资进入国内的重要交通命脉。这条路就是著名的滇缅公路,钢索连接、木板铺就的惠通桥也就成了怒江两岸交流的唯一坦途。滇缅公路经惠通桥越过怒江后,在松山的悬崖峭壁间盘旋40余公里。因此,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的松山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塞:对怒江峡谷而言,松山是一座超级“桥头堡”;对滇缅公路而言,松山是扼其咽喉的巨手;对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又是其前沿屏障。因为地理位置重要,故松山被西方军事史家称为“东方的直布罗陀”。

  1942年夏天,宋希濂将军在昆明开办干部培训团,派人回乡招募新兵。在这次应征中,湘乡棋梓镇有12位农家子弟同日入伍。但抗战胜利后,凯旋回乡的却只有棋梓镇棋梓村的万开生和棋梓镇普安村的万国章两人,滇西的青山成了其他10人的忠骨埋葬处。随着时间的流逝,那段历史早已深藏在了战役幸存者的心底,而我们的到访,却再次让这段尘封的记忆呈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青年投军

  因为家里开着火铺(旅店)、肉铺,还有上百亩水田,家境富裕的万开生在17岁前一直过着优裕的生活。入伍前,他是德胜中学的一名优等生。

  1942年夏秋之交,“宋希濂将军在昆明开办了一所干部培训学校,现正在招收学员”的消息传遍了棋梓镇的角角落落。“宋希濂将军是湘乡人,老家就在杏子铺,消息当然也是宋的家人为家乡青年谋出路而特意传送给乡邻们的。”对于农村孩子来说,这无疑是谋求前程的一个好消息。因此,报名者很踊跃。“一听到这个信,我就准备去投考,家里也很赞成。他们的出发点是为我的前途着想,我却是一心想着学成后上战场打击日本侵略者。”最后,打点行装,准备前往云南投考的青年共有12位,其中就包括棋梓镇棋梓村的万开生和普安村的万国章。“起程前,宋希濂将军的父亲还特意给儿子写了一封推荐信交由我们带去。”

  “到云南后,我们大都进了干部培训学校学习。这其中的原因有推荐信的作用,但我认为,最大的因素可能是我们的爱国热情感染了宋希濂将军。”1943年底,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会晤并发表《开罗宣言》,世界反法西斯战局开始向有利于盟国的方面转变。在这种背景下,从1942年夏退守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开始对缅北的日军进行反攻,为配合驻印远征军及英美联军的行动,集结在云南的远征军也开始积极着手谋划对日进行滇西大反攻。

  “大约在1944年的四五月间,我们干部培训学校的学员都提前结业,分配到了部队。我们同去的12位湘乡籍学员都分在第71军当见习军官。我先是在连队当排长,不久就被提升当了连长。而万国章则在运输团当少尉排长。下连队后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开赴前线,开始了滇西大反攻。”万开生告诉我们。

  强渡怒江

  因为日军占据着松山和惠通桥,远征军要想进入怒江西岸,唯一的办法就只能强渡怒江。按照部署,集结在滇西的第1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将分路夹击:第11集团军的第71军强渡怒江,担任主攻松山的任务;另一路则由第20集团军为主力,绕道攀枝花进攻龙陵、腾冲和芒市。

  滇西的5月,雨季还没有来临,怒江的水流虽然依旧湍急,但这却已是它一年中最温柔的时刻:水量不多,河床不宽,水也不深,可以说是强渡的最佳时候。但即使如此,此时在怒江之上行船依然要冒极大的风险,江中隐藏的暗礁和漩涡随时都有可能撕裂船体、夺走生命,尤其是在视线不好的晚上。

  为了保证强渡的成功,部队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侦察水情(江宽、水流、水深等),选择强渡点、扎制木排。而强渡点如果离敌人阵地太近,将增加部队的伤亡,离敌太远,又耽误时间,对敌人起不了震慑作用。最后,统帅部作出决定,决定以松山、惠通桥为中心点,将怒江上、下游100公里范围内的江段作为强渡区域。

  “1944年5月6日晚,随着信号弹的升起,强渡怒江战斗打响。集结在怒江东岸的第11集团军和第20集团军近20万大军,在长达200多公里的怒江河段上的10多处渡江点开始强渡。一时间,怒江之上万船齐发。对于我军的这次强渡,据守怒江西岸的日军在水面稍稍平缓的地方布设了40多公里长的火力阻击线。当我军开始强渡时,对岸的敌人阵地上也冒出了火舌,顿时,枪炮声大作,江面上水花四溅,不断有被击中的士兵掉落江中。幸好这时我们的支援炮火响了,从我们头顶呼啸飞过的炮弹准确地落到敌人的阵地上,伴随着一声声巨响,敌人的火力逐渐减弱,利用这难得的时机,我们的船有如离弦之箭一般地朝对岸飞去。一夜之间,近20万反攻大军强渡成功。”

  松山堡垒

  “强渡成功后,我们站到了松山脚下,这真是一座雄伟的大山,它前临深谷、背连大坡,从怒江东岸逶迤而来的滇缅公路,刚过惠通桥,就一头扎进了它的怀抱。而驻扎在松山的日军,却紧紧地扼住了这条交通命脉的咽喉,阻断了我们的去路。”

  松山由大小20余个峰峦组成,其中尤以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马鹿塘等地最为险要。据相关史料记载:侵华日军自1942年占据松山后,在松山苦心经营了两年,于远征军反攻前夕,他们已先后在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大垭口(日军称中间阵地)、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日军称横股阵地)、马鹿塘等地建起了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共建有子母堡40多座,堡垒之间互为侧防。

  对于这些堡垒,万开生说“就像一栋三层的楼房倒覆在地下。”1946年,著名社会科学家方国瑜教授曾经进入日军工事,对日军堡垒有过这样的描述:“敌堡垒主体构筑,大部分为3层,上作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桩,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一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

  “堡垒外围遍布蛛网状交通壕,以连接各主要阵地,甚至步兵炮也可移动。且交通壕侧壁凿有大量洞穴式掩蔽部,并连缀大量散兵坑。部分据点外设有铁线网两三道,纵深4米。随着堡垒阵地群的建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电灯、供水都已解决。因伪装良好,无论空中还是陆上,都不易察觉也不易破坏。”

  松山战役示意图

  初战失利

  “30架美军战机以猛烈的轰炸开始了松山大血战的前奏。当轰炸停歇时,71军新28师的官兵开始从山脚向上仰攻。从山谷到山坡,密密麻麻的都是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士兵。他们猫着腰、端着枪,一步一步地朝山巅接近。300米,200米……目标越来越接近,但隐伏的日军却没有任何动静,山上寂静得让士兵们能听到自己的心跳。突然,天地间仿佛卷起了一阵狂飙:地底下火舌四起,爆炸声响成一片。就像割草一样,士兵们顿时纷纷倒下,土黄色的尸体滚满了山坡……”

  万开生说,在这次战斗中,参战一个营的官兵最后只剩下了一个排。进攻之所以造成如此重大的伤亡,是情报误导所致。他们最初获得的情报说,山上只有守军三四百人,火炮和机枪的数量也很少。因此,指挥者认为,经过美军轰炸机猛烈的轰炸后,山上的日军能剩下的已经很少,士兵们再一鼓作气冲上去,就能轻易地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但事实却并非指挥者所料。

  接下来,更猛烈地炮轰和更大规模的进攻又接踵而至。然而,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依然在重复着第一次进攻的结局。这种状况气得第71军的军长钟彬红了眼。他在接下来的数天里,又组织各团各营轮番进攻,仗打得异常惨烈,在日军的火网下,士兵伤亡严重,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军夺去,山坡上、山麓里到处躺着新28师官兵的尸体。

  短短半个月,进攻部队的伤亡就已达到3000多人。“从松山的山顶至山腰,到处都是阵亡士兵的尸体。而在山脚的公路上,等着过江的担架一个挨一个,排了几公里长。松山的昼夜温差很大,晚上下雨冷得发抖,但白天太阳又烤得人流油。这种气候条件,往往只要两三天,阵亡士兵的尸体就开始腐烂发臭,长出的蛆爬得到处都是……而我们就天天泡在尸水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身上的皮肤都被尸水咬成了黑色……”

  直至6月底,部队才攻入腊孟寨。至此,远征军才弄清楚松山守敌的具体情况:松山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1400多人,而不是先前估计的三四百人;同时拥有100毫米榴弹炮,山炮,机枪及战车等重型武器。这一状况让进攻的指挥者们大吃一惊,于是,他们一面火速上报军情,一面指挥部队继续对松山进行钳制攻击,松山前线一时出现僵持状态。

  “剥笋”战术

  71军进攻的失利,受到影响的不只有松山战场,因为补给供应跟不上,龙陵和腾冲两个战场也无法继续下去,国民政府的20万将士被困在了横断山系的密林里。见到这种情况,运筹整个滇西大反攻的卫立煌将军在请示重庆最高当局后,当机立断,临阵换上了颇有军事指挥才能的李弥,原担任主攻任务的第71军新28师改任增援。

  为了打破胶着的战场态势,接受重任后,李弥带着他的第8军开始加大对松山的进攻力度。但进攻初期,李弥的第8军就像71军的新28师一样,连连受挫。1944年7月5日,在猛烈的炮火轰炸之后,第8军麾下的荣1师、82师、103师开始冒雨从四个方向轮番进攻松山。由于山势陡峭,大雨中泥泞的山坡犹如泼了油,进攻的士兵只能手脚并用,同时还要躲避山上日军从地堡中射出的交叉火力。进攻的结果可想而知,如同71军,进攻的士兵一次次被日军的火力赶下了山。 有一次,荣1师3团约两个连的精锐乘夜悄悄摸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试图捣毁日军的指挥部,但陷入了日军的火力埋伏圈,黎明时分,仅有两名带伤的士兵突围出来。

  万开生说,“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敌人地堡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了:在松山,日军一般都在主峰中央修筑一个大地堡,再在大地堡周围修筑许多卫星状的小地堡,这样一来,主地堡和小地堡之间就形成了相互支援、四面交叉的火力。当进攻甲地堡时,乙地堡机枪响了;攻击乙地堡,丙地堡丁地堡的机枪又会把人打得满身弹孔。就这样,各个地堡前都倒卧着饮恨而亡的勇士。但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充分暴露出来的敌人火力也让我们找到了破解之法。”

  在几次进攻后,李弥终于找到了克敌制胜的办法:“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

  于是,他调整战术,命令部下从外围着手,一个地堡一个地堡的摧毁,逐步向山头地堡群的中心推进。这样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扎实有效。为了配合李弥的战术,美军给他们送来了当时最新式的武器——火焰喷射器。

  此后,战争形势发生了逆转,士兵们不再朝火网里冲锋,而是相互用火力掩护,从四面朝外围的地堡匍匐前进,达到攻击距离时,就用手榴弹、炸药包炸,大多数时候是用火焰喷射器把地堡里的日军烧死。

  由于是从外围进攻,背后没有敌人的地堡,远征军士兵的伤亡大减,而作战效率大增。到7月下旬,第8军士兵的阵地已经稳步推进到离主峰子高地不到500米的阴登山、大垭口、黄家水井一带。最后的决战快要来临了。

  决战主峰

  松山主峰子高地的面积只有一二十亩大小,但周围有十几个高低不同的小山丘相连,互为犄角之势。若直接进攻大地堡,必遭小地堡火力的射杀。

  第8军的士兵仍然是从四周向山顶蚕食。但离主峰子高地还有200米时,就再也无法前进了。因为太陡峭,坡度大约有60度。连射击都要仰起头,进攻的远征军士兵在这里又牺牲了几百人,因为上面的手榴弹经常像冰雹一样砸下。

  似乎又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这时,82师少将师长王伯勋给李弥出了个主意,那就是挖地道——从松山下面挖通道到子高地,然后用炸药把日军送上天。

  地道施工是从8月4日开始的,由第8军工兵营负责挖掘,美国顾问亲自测量计算。为了掩护这个重大的行动,李弥命令炮火天天轰击山顶,步兵每天佯攻迷惑日军。

  地道是先挖一个平行的直洞,通到子高地的正下方。工兵分成几班不分昼夜地挖,每天美军顾问按时来测量距离。10多天后,美军顾问经过测量,确定已挖到子高地的正下方了,说声“OK”。于是改变方向,成“Y”字形朝上挖。5天之后,美军顾问又说:“OK”,可以挖炸药室。于是工兵们就在“Y”型的两个顶端各挖出一个炸药室,左边炸药室放了3吨炸药(120箱,每箱25公斤);右边炸药室放了4吨炸药(160箱,每箱25公斤)。搬运炸药的时间花了一天一夜。

  1944年8月20日上午,阳光明媚,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和一批美军顾问以及宋希濂、何绍周都早早地过了怒江,来到隐蔽部。所有的部队都撤离危险区域,由工兵营长亲自摇动起爆器。“开始似乎没有动静,过了几秒钟,大地颤抖了一下,接着又抖动几下,有点像地震,隐蔽部的木头支架嘎吱嘎吱晃动起来。同时,我看见子高地有一股浓浓的烟柱窜了起来,越来越高,烟柱头上也有一顶帽子,很像解放后电影上放的原子弹爆炸。烟柱有一两百公尺高,停留在空中,久久不散。声音传过来时,不及想象的大,没有飞机扔炸弹那样震耳,闷响,有点像远方云层里打雷。”

  松山主峰上炸出了两个40来米宽、30来米深的大坑。中央主地堡被炸得没有了踪影。没等炸懵的日军清醒过来,远征军士兵们就迅速地冲上了山顶,跟残敌展开了激烈的近战。

  9月7日,松山战役结束,盘踞在松山长达两年之久的所有敌人被全部消灭。

  (本文引用了部分文史资料) 文章来源《湘潭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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