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勋,1928年生。1943年冬天,15岁的唐伯勋和父亲正在邻居家建房,突然几个身穿国民党制服的兵士闯了进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说:“国难当头,还建什么房,先赶走日本鬼子再建不迟。”说完,不等他们反应过来,架起他和邻居家的大儿子就往外走,连干活时脱下的外衣都来不及穿上,一路上冻得直打啰嗦。就这样,唐伯勋被抽了壮丁,送进国民革命军108军,随后被编入该军第63师的机枪连。唐伯勋帮机枪手的机枪装载子弹。他的同伴不知道安排在什么地方,后来他回乡了,同伴却没有回。
“63师的师长叫李天侠,我在63师189团2营机枪连2连,入伍没几个月,就被指派到衡阳的战场上去了,打日本鬼子。”老人一提起当年抗日的故事,脸上的倦意一扫而光。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各战场的连续反攻,日军参谋总部意识到从东南亚到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线迟早会被切断。因此,从东南亚的马来亚经中国到朝鲜釜山的大陆交通线将成为最后东亚大陆作战的生命线,但这条生命线在中国的河南、湖南和广西等地还为中国军队所控制。为此,1944年2月,日军参谋总部向中国派遣军下达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命令。这一战役,中国抗战史称为豫湘桂大会战。衡阳是豫湘桂大会战的第二阶段,长衡会战的主战场。唐伯勋刚入伍,连枪都没见过,懵懵懂懂,就被安排到了机枪连。在衡阳会战前,唐伯勋先被送至邵阳集训了三个月,才算见到了机枪是什么样子。
一到衡阳战场,唐伯勋就被指派加固前线防御阵地,修战壕,筑沙包墙。“我在衡阳城外的战壕,上方指示我们挖战壕不能挖得太深,坑如果挖得深,敌人炮弹一震就把你埋到里面去了”,“只挖个膝盖那么深,前面用装沙的土麻袋挡着,能趴下就行。”唐伯勋说,衡阳会战,军事防御很重要。鬼子攻,我们这方守,防御设施破坏了得马上修复。
唐伯勋老人向我们介绍,第一次上前线的情形。机枪连战士分布在壕沟四周,还有很多掩护机枪的步枪手,战壕后面隐蔽点则有无数预备队。在下午2时鬼子开始进攻,炮弹从首先砸到阵地上,中国军队被炸得血肉横飞,到处是士兵的哀嚎声,不到一个时辰,壕沟里填满了士兵的尸体。连长一挥手,后方预备人员很快补充上来。“我和机枪手被炮弹掀起气浪抛到战壕后面,手中的机枪不知到哪儿去了,落下来的黄土把我们掩埋了起来。机枪不见了,机枪手很着急,在敌人的炮火中两人费了好一会儿才把机枪找着。”唐伯勋一边说,一边撩起衣服,只见老人的前胸有几道很深沟痕。炮弹停后,密密麻麻的鬼子从壕沟前慢腾腾地上来,这时,是我们机枪连派上用途了。“两人共一步机枪,步枪要掩护机枪。敌人进攻,在前面跑着的那些敌人归机枪手打。机枪手不停地扣住机枪开关,一盒子弹一下子就打完了,我的手都弄得麻木了,但一看到不断有鬼子倒在我们的机枪下,兴奋得很,身上的伤痛全忘了。”连队的所有机枪的枪头口都在不断喷出火舌,鬼子只得趴下来,趴着的家伙你不打着他。
鬼子不能前进,炮弹又响了起来。连长和指导员赶紧指挥战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会,阵地上抬下一个人来,是副连长。副连长的背被炸开,血糊的一样,抬进来后只动了两下就死了。连长当时眼睛就红了,他和副连长是老乡,年纪差不多,平时点一根烟都要两个人分着抽的,吃饭在一起,关系极好。“这个时候,我也想起来了我那个同乡,不知道他死了没有。” 唐伯勋说着,眼角眼泪流了下来。我们赶紧安慰老人。一名志愿者拿起一块苹果塞进了老人的口中,老人竟像儿童一般笑了起来,继续跟我们说起他的抗日故事。
衡阳会战还没有结束,唐伯勋和他的机枪连被派到了新化。在新化麻溪碰上日本鬼子,打了一仗,牺牲了一个排,缴了敌人4挺机枪。“鬼子的机枪与我们的不同,是德式的,喷子弹的速度比我们的快得多,怪不得一个排的人一下子就没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唐伯勋找了个机会回乡了,再也没回过部队。解放后,唐伯勋当过大队支书,做过27年的生产队保管员,在高坝窑石灰厂当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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