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抗战老兵卿伯金口述抗战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综合   2020-06-16 14:17:39

　　连长命令把刚被冷枪打死的士兵抬到边上，大家转过身又继续吃饭。

　　卿伯金蹲在马路上吃饭，机枪连176个战士全都蹲在马路上吃饭，6挺“马克沁”重机枪架在路边，被柳条儿和稻草掩盖着。正午12点，太阳很大，端着饭碗，卿伯金低头看到自己的影子贴在灰尘蓬松的路面，汗水顺着钢盔内侧从脸颊上滴落，溅起尘土。突然，“啪嗒”枪响，蹲在对面的一个士兵双手往后一仰，饭碗撒向空中，哐当一声砸成粉碎，“饭粒和菠菜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身子几乎和饭碗同时摔在地上，这个正在吃饭的士兵被不知从哪里射来的子弹一枪毙命。

　　离死去的士兵只有一米，几颗饭粒砸在卿伯金的脸上，这是他随部队开进上海后，看着死去的第一个战友。他下意识地挪动身子，但四周“几乎没有多大的骚动，连长喊来两个士兵，把尸体抬到边上”，士兵们转过身，又蹲在另外一边继续吃饭。

　　这是1937年的秋天。上海，一座战火纷飞的城池。凇沪抗战已经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此前，日军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伤亡甚重，因此决定继续由国内增派第9、第13、第101三个师团及特种兵一部的重藤支队(台湾旅)到上海作战。

　　9月21日，中国军队也调整了部署，第3战区由蒋介石兼司令长官，划黄浦江以西、蕰藻浜以南为中央作战地区，朱绍良为总司令，下辖第9集团军和另2个师;左翼军以第15集团军和第19集团军(新增援的部队)编成，陈诚为总司令;右翼军以第8集团军(原杭州湾北岸守备区部队编成)、第10集团军(由湖南调来)编成，张发奎为总司令。

　　卿伯金所在的部队被编入第10集团军。他是第28军16师91团机枪连的上士副班长。月初，这支部队随军长陶广由湘西开赴第三战区浙江东海前线布防。

　　吃完饭后，恐惧还未退去，连长甘阳生命令卿伯金马上回到金山卫的阵地去。阵地是3天前挖的壕沟，与日军阵地隔着一条小河，河水六七尺深，河面有一座小木板桥。机枪连被安插到阵地两翼，负责掩护冲锋部队。

　　战斗在下午1时打响。冲锋号吹响后，从壕沟里，从隐蔽点，16师1万多名士兵猛虎般冲向已经从金山卫登陆的日军阵地。这是16师开进上海后与日军遭遇的第一场战斗，炮弹从停泊在几公里外的吴淞口的三艘日军巡洋舰上砸到阵地上，中国军队被这些“不明方向的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到处是士兵的哀嚎声，不到两个时辰，小河道里填满了士兵的尸体。河面上的一座桥被敌人机枪火力严密封锁。

　　此时已是午后3时30分，中国官兵毫无畏惧，冒着炽热的炮火冲向桥头。“16师官兵虽数度向这座桥发起冲击，但因缺乏战斗经验，加之山炮营尚未到达，无炮兵支援，几百名士兵在桥头壮烈牺牲，进攻受挫。”这时，对面沙滩地突然爬出了大量穿黄色军大衣的日本兵，像蚂蚁般涌出来，卿伯金盯着前方这片开阔的沙滩，顺着测量员指定的方位，他紧扣扳机，“嗒嗒嗒嗒”一梭子弹打出去，总有一小排鬼子兵倒在地上。他叫嚷着，旁边的装弹员赶紧将一排排土黄色的子弹推在枪膛的卡口里。

　　“战争开始前，等待的时间里，确实有些吓人”，卿伯金说，“气氛紧张得不行，看着呼啸而来的炮弹，落在身边炸响，巴掌大块的泥巴溅到脸上，你就感觉一切都完了，但只要我们的枪声一响，什么也由不得你去想，‘钱到赌场不是钱，人到战场不是人’，枪声会把你自动卷入战争。”

　　战斗持续到傍晚6时，日军阵地没有拿下，以16师的伤亡惨重告终。清点战场时，在短短5个小时的战斗里，16师死了4000多人。

　　草鞋反成了“先进武器”

　　日本人穿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很难拔出，步伐笨拙成了刺刀靶子。

　　卿伯金记得部队开到上海时，是个金灿灿的日子。在离市区还有3公里的城郊，他看到了一片田野，在金灿灿明晃晃的阳光照耀下，很多穿碎花布衣服的姑娘在田野里摘棉花。

　　28军是湘军主力部队，出发前，部队在金华充实装备，卿伯金所在的机枪连全部换上了新式国产“马克沁”重机枪。这是1933年10月，南京兵工厂在对“马克沁”机枪进行一系列改进的基础上，制造出的一批新式“马克沁”，定名为“民24式马克沁重机枪”。兵工厂给重机枪制造了高射枪架和对空瞄准环，可以歼灭空中的敌机。

　　装备一新的28军士兵脚上穿的却仍是草鞋。这些从湖南跋山涉水到上海的由稻草编制而成的鞋子，日后在战场上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用。“下雨路面泥泞，泥土被炮弹炸地稀松，一脚落地则深深地陷进去。日本人穿的是靴子，肉搏战时，陷进烂泥里很难拔出来，鬼子走一步，我们已经移动了10步，步伐笨拙的日本兵自然成了刺刀的靶子。”后来，鬼子兵学聪明了，战场上，凡是遗落的草鞋，都收缴回去，穿在自己的脚上。

　　9月下旬，91团的任务是守护宝山城。宝山城位于吴淞之北，紧邻长江，有公路与罗店、刘行、杨行、月浦和吴淞相连。在宝山和吴淞口交界处有个小山包，三面环水，只有一条路通过。整个山体却被挖空了，到处是工事，日本兵一来攻，里面的机枪和炮弹就响成一片，交织成一片火海。

　　一天下午，吃完午饭后，士兵都在休息。突然，凌厉的警报声响起，日本人一个中队九架飞机，分三排俯冲过来，卿伯金赶紧架起“马克沁”重机枪的高射枪架，在5名同伴的协助下，1分钟后，他们调试好了对空瞄准环，“瞄准环上面有5个环圈，一个望远镜，飞机进入第1个圈时”，卿伯金扣动了扳机，“如果打中了，飞机此时正在第3个圈里;如果到了第4个或者第5个圈时，那你就打不到了。有时候这需要运气，以及高度的镇定和绝好的枪法。”一梭子弹打出去后，一架飞机摇摇晃晃地坠在空地上，一名受伤的日军飞行员爬了出来，“是个胖胖的日本鬼子”，喝过一碗白开水后，卿伯金说，“飞机俯冲过来时，上面坐着的人你都看得一清二楚，你射飞机的其他任何部位都没用，只有打它的油门阀门，打中了，它立马栽下来。”

　　这次，91团共击落3架日军飞机，有一架是卿伯金击落的。战果给全团士兵带来了两三天内都享之不尽的食物，“都是罐头，有牛肉、羊肉，但都不怎么好吃。”卿伯金说。

　　扎西瓜一样向鬼子捅去

　　“日军机枪连偷袭未成，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

　　一个月后，宝山第二次失守，日军对已经败退的中国军队依旧穷追不舍。在离宝山有10公里的地方，91团就地宿营。当晚，天上没有月亮。卿伯金和一名新兵放哨。在离部队1公里处，是一片10多亩的稻田，晚稻还没收割，稻田里养着1寸深的积水。夜深12时，新兵走在前面，他听到稻田里哗哗的水声，一些朦胧的影子在晃动，“班长，班长你快过来”，新兵胆怯而低声地叫着。卿伯金仔细一看，“妈呀，稻田里到处匍匐着日本兵”。

　　卿伯金马上报告了上级，营长罗鹏云下令，每个连派出一个加强排，全用刺刀上。5分钟后，4个加强排200名士兵枪口全部上了刺刀，从后方绕到了鬼子的屁股后面。鬼子做梦都没想到后门着火，在这片稻田里，并排50米距离架着一挺机枪，然后步步逼近，企图对困顿至极的91团施行围攻。很显然，这个阵地还未完全部署，加强排的士兵冲上来，扎西瓜一样，向趴在稻田积水里的鬼子捅去，到凌晨5时，稻田里躺满了鬼子的尸体，“这是日军的一个机枪连，190个鬼子全部毙命，而我们只伤了1个兄弟。”卿伯金说。

　　夜袭一战使得91团军威远扬。次日，战报雪花般飞往各地，上面写着：昨夜，28军91团出其不意歼灭鬼子一个加强连，共缴获12挺轻机枪，70多条三八大盖步枪，30多把手枪。

　　但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这么幸运，“在战场上，你随时都会把命丢掉。”有一次，路过宝山附近的一条小河时，连长命令他下河推开堵塞河道的尸体，卿伯金刚刚下水，“嗖”的一声，冷枪射在钢盔上，把钢盔打偏了半个头，耳膜被震得响起一阵嗡鸣，取下来一看，钢盔右边打出了一道指甲块大小的凿痕。

　　一张张惊慌失措的面孔

　　炮弹一响，整个团都溃散了，在宁波街头被警察抓住差点被当逃兵枪毙。

　　10月过后，淞沪会战局势急遽转变。杭州湾北岸的金山卫为淞沪战场右翼的海防要地。11月5日，日军利用海潮和雾幕发起登陆行动，当日上午袭占了杭州金山卫镇。金山卫失守，日军长驱直入。一年后，在南岳军事会议上总结沪战教训时，蒋介石承认金山卫未予设防是统帅部“最大的挫失”。

　　卿伯金随16师各部队从金山跑了三天三夜，撤到苏州附近。这时战局已呈崩溃之势，张发奎30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心灵上的焦虑”似乎仍未抹去：“第一线的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其渡河的敌人，给我们侧背的威胁，益形扩大，我已没有可以抽调的预备部队来应战，而后续的兵团则迟迟未能到达，我除竭力而镇静地鼓励士气以期稳定其局面外，别无他途了。”

　　溃败后，机枪连在苏州郊区一个酱油作坊集合，大部分枪械被丢进苏州河里。卿伯金拢着一袋子25斤重的机枪零件，躺在作坊里的一条凳子上睡着了，士兵们在外面做饭，兵败如山倒，这时的机枪连甚至连站岗的人都没有，有的只是一张张惊慌失措和极度困顿的面孔。突然听到上海方向密集的枪响，这群惊弓之鸟竟然四处逃散。

　　醒来后，卿伯金发现连长、排长都不见了，连士兵都没有几个。他在路上碰到其他7个逃难的士兵，穿越铁路时，卿伯金看到沿路贴了好多标语：湖南4路军第28军到五坑集合。士兵心里总算踏实了，撒腿往五坑方向奔去，到了目的地时，早已经人去楼空，眼前一片狼藉。于是，8个懊丧的士兵决定向宁波方向逃去。跑了一天一夜，在萧山县城的街头，一个士兵捡到了一辆丢弃的自行车，当他们骑着自行车到宁波街头时，碰到了当地巡逻的警察。

　　一听是逃兵，警察马上将8个人绑了。逃兵，按规定是要枪毙的，卿伯金暗自叫苦，“这下完了，没死在日本人手里，却死在了同胞枪下!”关了一天禁闭，警长说，“我也不打你们，现在举国正在抗日，还是把你们送回原来的部队去。”

　　被卸下钢盔和机枪零件后，卿伯金和同伴在宁波火车站却意外碰到了团长钟子奇，“整个团都被打散了”，团长告诉他们，“听说28军开到了江西，我准备去找他们，你们也一起去吧。”于是，8个走失的士兵跟着团长坐上了去江西的火车。

　　风烛残年小山窝

　　女儿说，如今已没人愿面对一个枯槁老人，倾听那些与生活无关的故事。

　　生活就是这样。年轻的时候，机枪手卿伯金“行军走遍大半个中国，回来后再也没出过这个小山窝”。

　　解放前夕，在一个太阳快下山的黄昏，他提着一木箱奖章和立功证书，走了380公里山路，回到家乡――雪峰山脚下洞口县一个小山坳。从淞沪会战战场上退下来后，他回湖南参加了程潜保安12团，在湘西跟土匪周旋了8年。

　　当年的机枪手身高1.83米，如今的老人不到1.60米，近乎160°的佝偻让他看上去象一只晒干的虾子，不得不靠一根棍子撑着行走。他脚上穿着一双42码的军绿色解放鞋，5年前在集市上买的，现在，鞋子有些不合适，太小了――从脚踝以下部分开始水肿，青黑发紫的脚背鼓鼓地涨在鞋子里，像两条鼓满风帆却又搁浅不能动弹的帆船。

　　“70岁，80岁，92岁那年，他各得了一次重病。”随年龄而至的白内障、高血压、水肿、心脏病等等病症困扰着老人的生活，十年前，他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跳，走路是这样，说话是这样，吃饭的时候也是这样，饭团不断的从老人碗里筛落下来。

　　“他有些昏老了”，儿女和邻居说。早在10年前，他甚至能回忆起每场战斗确切的时间和地点。“如今，他慢慢地也跟别人讲起以前的战事，但已经没人愿意对着一个面容枯瘦，颧骨深陷的老人，倾听那些与现在生活无关的故事。”

　　坐在用三根杉树支撑起来的土坯房子前，卿伯金搂着拐杖说，“如果早10年，我还要出去找他们”。

　　在宝山战场上，他有四个生死患难的好兄弟：新宁县的杨义春、洞口县的曾云定、益阳人杨松岳、祁阳人黄卓昆。“杨义春、曾云定两人是上士排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商定，不论谁战死，余下的人都要设法通知他家人。”在部队溃散时，乃至后半生，5个好朋友再也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是死了没有，就算活下来了，也都到年龄了，不想了，想那么多有什么用?”

　　老人常用特有的沉思和神伤擦拭记忆。他拄着拐杖坐在土坯房前，视线掠过一片开阔的稻田，金灿灿的稻子攒在田间，到处散播着浓郁的香味。再推进是一片竹林围起来的土黄和翠绿层次分明的村落，之后便是黛黑色的远山――那是雪峰山，抗日战争的终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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