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文振亚出生于会同,1933 年小学毕业后来到长沙育才中学就读,和一些会同学生同住在营盘街文星里8 号会同公屋。这所公屋是会同县用公款修建的,凡是到长沙来的会同人,都可以到这里免费食宿。
同年,贺琼从会同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毕业后,校长胡难受贺琼母亲的委托,不惜长途跋涉,护送贺琼来到长沙,同住在会同公屋内,后考入民宪女中。
当时,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烽火正在燎原,长沙成立了湖南学生抗敌后援会,会址设在教育会坪的中山纪念堂。除了发动群众捐款支援东北义勇军外,还在这位于市中心的教育会坪举行全市大中学生的盛大集会,组织宣传游行,张贴抗日救亡标语,搜查、焚烧“仇货”(日产商品)。
贺琼与会同来长沙求学的学子,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都会聚集在会同公屋。其中有来自巫水乡的唐浩和王家坪附近的杨远达。他们二人思想非常进步,是极具民主思想的爱国青年。唐浩还被长沙市学联推选担当了“学生抗敌后援会”常务委员,在聚会中给会同学子宣传进步思想,贯输民族精神,唤醒了学子们爱国热情,意识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觉投身于“抗日救亡、收复失地”的滚滚洪流之中,踊跃参加反帝救亡运动。
大家跟随唐浩、杨远达多次参加浩浩荡荡的游行宣传,奋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从此,贺琼、文振亚这批会同学子们的革命人生观得到更高的升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的积极分子。
参加民训
1937 年7 月7 日芦沟桥事变,拉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中共的活动由地下转入公开,同年12 月,八路军在长沙设立了驻湘通讯处。徐特立同志先后在长沙青年会、自治女校等地多次举行公开演讲,号召全国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面伟大旗帜下,团结一致,抗击日寇侵略,收复失地。每次演讲,学生和青年犹如潮涌一般,把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
贺琼、文振亚及其他会同籍学子积极参与,从不缺席。听了徐特立的演讲后,贺琼有感而发:“听了徐老的演讲,才真正懂得了如何做一个现代中国青年的道理!”
1937 年冬,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推动下,号召已经受过集中军训的大、中学生及部分在职老师,回乡参加本县的民众训练工作,进行保家卫国的抗战准备,并指令各县国民兵团兼设民训总队,主管民训事宜。
贺琼在这年寒假,邀约她在明宪女中的长沙同学杨琼,也一起来会同参加民训工作。在会同县民训总队分派工作的会议上,文振亚与贺琼、杨琼一起被分派到原洪江镇工作。
起初,在洪江做民训工作的仅有7人,大队长是兰田师大进步学生戴世虎,指导员是省立桃源四中教师陈兴(会同巫水乡竹舟江人),成员有文振亚、贺琼、周汝聪、郭振和、梁慧。
民训大队设在洪江莲花地民生工厂内,大家抗日救亡激情相当饱满,没有礼拜日节假日。贺琼和几个女同学负责组织妇女参加夜校活动,教唱救亡歌曲,做军鞋支前。男性教员宣讲抗战形势,诉说沦陷区同胞水深火热的苦难,进行防空防毒常识讲解,动员热血青年参军抗日,帮助救济从敌占区逃亡出来的难民同胞……
贺琼还主动走访了几家大油号的老板娘,现身说法,启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动员他们慷慨解囊,捐资捐物帮助难民同胞,支援前线抗战,救济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难民同胞。
民训队还专门设立了几处收容所,文振亚负责炎黄宫地段。为了向抗战前线输送兵源,民训教员加大了征兵宣传鼓动力度,利用夜课形式不断渗透。
在工作中,文振亚发现有个名叫彭宇的男性青年踊跃报名应征,第二天又打了退堂鼓。细了解,原来是他母亲这一关过不去。
当文振亚把情况反映给贺琼后,她连夜找到彭宇的姐姐,一道上门做工作,说服了其母亲,高高兴兴把儿子彭宇送上了北上抗日队伍。由于民训队工作细致深入,对洪江青年踊跃报名应征,对支援北上抗日、卫国救亡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挥毫当戈
尽管历史的年轮绕过了70 多道印痕,但艰苦的抗战岁月在老兵文振亚的脑海却清晰如今,挥之不去。
他用纤细的嗓音一字不漏地唱起了当年与贺琼在洪江做民训工作时,教给妇女群众的一首抗战歌曲:“上前线!上前线!拿着我们的针,上前线!上前线!带着我们的线,为前敌将士缝衣千万件。使他们身上穿得温暖。冲锋杀敌争向前!”“还有《慰问伤兵歌》、《军民合作歌》。”文振亚说,这些抗战歌曲犹记如新,永不消失。
在民训工作中,他们还结识了江仁杰、杨继兴、胡少白等一批进步青年,并经常邀约在冻青坪贺琼住的窨子屋里,研究讨论洪江救亡运动的开展情况。
为了扩展宣传抗日救亡的范围,在江仁杰、杨继兴的建议下,贺琼向指导员陈兴提出了把民训工作延伸到农村,扩大抗战救亡力量的设想。这一建议得到大队全体同仁的一致赞同,遂决定向巫水流域的高椅、若水挺进。那时,沿线没有公路,民训队一行8 人只能徒步前行。
到达高椅后,依仗贺琼地理娴熟、人脉广泛的优势,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高椅乡乡长杨凌霄特意召集了群众大会,贺琼、陈兴、戴世虎分别在大会上进行了抗日救亡动员宣传,控诉了日本鬼子在沦陷区“三光”的残暴行为。集体合唱了抗战歌曲,表演了自编自导的小型文艺节目。民训队的抗战救亡爱国宣传活动每到一处都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欢迎,也唤醒了更多民众的抗战救亡意识。
在扩大农村抗战救亡的同时,对巩固城市根据地也丝毫没有懈怠,见缝插针扩充宣传阵容。看到驻扎洪江的国民党军370 团已开赴抗战前线,而由该团所创办的《洪江晚报》无经费支撑难以继续出版,文振亚、江仁杰出面与报社编辑胡少白、向泽元等商榷,决定利用这一宣传阵地,为抗日救亡摇旗呐喊,并采取继续沿用370 团政工室主任曾新泽为发行人,以作“合法”掩护。
贺琼对此举大为赞赏,毅然卖掉自己的金手镯来资助办报经费。使《洪江晚报》得以继续出版,成为了洪江及周边县市宣传共产党正确主张唤起民众积极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
贺琼曾以“曼石”、“金缨”、“卞识”等笔名,挥毫写出抨击蒋介石集团腐败现象的短评、杂文及进行抗日救亡、唤起民众的多篇文稿,助推了湘西山城——洪江民众抗日救亡烈火的熊熊燃烧。
洪江各界人士投身抗日救亡的行动也风起云涌。洪江教育委员舒癸甲,发起成立了“家庭女子职业社”,又改称“女子工读团”,地址设在寿佛寺。是一支觉醒后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救亡队伍,他们缝衣做鞋支援前线。
为了募集更多资助,贺琼带着大家走访民族资本家,如油号、金号、木业的老板娘,晓以民族大义,宣讲国难当头,抗日救亡人人有责,引发他们的抗日爱国热情,自觉参与到“女子工读团”队伍里来,为团里捐款捐物。
不到3 个月时间,“女子工读团”为前线制作军衣、军鞋1600 多件(双)。在贺琼的倡导下,还成立了“吼声歌咏队”、“戏曲表演组”,利用高坡宫林功道开设的照相馆这个场地进行练歌排剧。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8 年秋,民训工作结束,文振亚、杨琼一行乘船东上离开了洪江,贺琼、江仁杰继续留在洪江从事革命工作。令文振亚心痛的是,此去一别与贺琼英烈竟成诀别。
1939 年2 月,文振亚为投身一线抗日,报名参了军,受编于国民党70 军107 师3 团1 连,参加了南昌保卫战。文振亚在70 军干训班时,由党支书郭超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 年,文振亚到国民党陆军中央军校成都本部学习。后因身份受到嫌疑,被迫离开70 军回乡避风。他得知洪江《西南日报》因经费奇缺而停刊、商会拟接办的消息后,文振亚出资顶办该报,并担任《西南日报》经理。
1949 年10 月4 日,洪江迎来了解放。洪江解放的第二天上午,一位解放军部队的周科长,来到《西南日报》社,和文振亚见面。在周科长的指导下,报纸改名《新华社电讯》继续出版,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行数期后,文振亚将报社、印刷厂和人员全部移交给人民政府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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