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乐友篪：万里关山，犹在梦中
来源：湘潭在线   2020-10-23 16:03:54

　　乐友篪的当兵吃粮，可以说是生存逼迫下的一种无奈。

　　乐友篪告诉我们，当他还只有6岁、弟弟出生才40天的时候，父亲便因病去世。为了生存，母亲只得带着他们兄弟俩沿街乞讨。当乞讨仍不能解决母子三人的温饱时，母亲先是进大户人家做了别人的乳母，接着又在一年后带着弟弟改了嫁，留下7岁的乐友篪与祖母相依为命。

　　3年后，乐友篪的祖母去世，这把刚满10岁，又家徒四壁、没有亲人可倚靠的乐友篪彻底推向了生活的深渊。邻里们见孩子生活太可怜，便辗转把他介绍到“李茂昌棉絮店”当了学徒。对于接收小乐友篪进店，老板提出了“成年之前，管吃管住却不管工钱” 的苛刻条件。这一条件对当时穷途末路的乐友篪来说，虽然在此后七八年里没有一分钱工钱，但“管吃管住”却解决了他的基本生存条件，让孤苦无依的他不至于饿死街头。

　　1938年，日寇侵华的战火已燃烧到了湖湘大地。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挡日军西进的脚步，在长沙导演了一出当时让国内外震惊的“文夕大火”。大火不但导致长沙城内大量的房屋、店铺被毁，也让数千名长沙市民丧生火海。

　　乐友篪回忆说，长沙发生“文夕大火”的时候，他才14岁。他说：“文夕大火后不久，有人想如法炮制，把湘潭城也烧了，派来的人已经出发，但却被驻守在湘潭的200师官兵挡在了城外。”时任200师师长的杜聿明命令手下在烧城队必经的路口架起机枪，指示“谁敢放火就枪毙谁!”结果烧城的人员只得灰溜溜地撤走了。

　　乐友篪当兵吃粮也是在这年冬天。

　　因为动荡的时局影响了棉絮店的生意，而各级军队却在大量扩招新兵，于是，生意不景气的棉絮店老板便托熟人把尚未成年的乐友篪冒名顶替送进了200师担架队(隶属军医处)。于是，身材还不到枪高的乐友篪便成了扛枪吃粮的担架兵。

　　昆仑关上鏖战急

　　乐友篪说，他入伍时虽然年纪小，但由于人机灵，做事主动，很受老兵和长官们的喜爱。因此入伍不久，他便从担架队里出来，先是当了看护兵，接着又被安排进汽车连学习驾驶技术。而他所在的部队不久也开始扩编，装备全部更换为美械装备(即新11军，后改称第五军)，师长杜聿明升任军长，原200师师长职位则由戴安澜接任。

　　就在第五军扩编整训期间，侵华日军的铁蹄已深入湘中，剑指西南大后方;在南则已进攻广东、广西，意图阻止中国与东亚、东北亚各国的联系，切断国外战略物资的西南运输大动脉，尽快逼迫退守重庆的国民政府投降。为了打破侵华日军的这一阴谋，全国抗日军民除在湖南、湖北先后发动了三次会战，有效阻击了中路日军的进攻外;国民政府又抽调30万军队，在广西的南宁、钦州、昆仑关一线阻击敌人，发动了昆仑关战役。1939年年底，扩编整训完成的第五军奉调开拔，目的地为广西南宁、钦州等地。

　　乐友篪回忆，当他们于11月底赶到驻防地时，侵华日军早已占领南宁、钦州等地，并扼守了易守难攻的昆仑关天险。于是，先期抵达的第五军便担任了主攻昆仑关的任务。为此，军长杜聿明制定了“关门打虎”的包围全歼战术，决定以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荣誉第一师(师长郑洞国)正面主攻昆仑关;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右翼迂回，由小路绕过昆仑关，攻占五塘、六塘，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第200师副师长彭璧生率两个补充团左翼迂回，绕甘棠、长安攻击七塘、八塘，侧击昆仑关，堵住日军的退路并阻击援军。而昆仑关守敌则是日军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中日两军之最精锐部队在昆仑关碰撞了。

　　1939年12月18日凌晨，战斗打响。“战斗一开始就进行得很激烈，”先是炮战，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日本方面除炮兵外，还出动了上百架飞机对我军进行轰炸。炮火延伸后，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至夜晚，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仙女山、老毛岭、万福村、罗塘和411高地;第200师攻占了653、600两个高地，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昆仑关北的界首高地。这里是日军防守昆仑关最坚固的据点。日军构筑了上两层下一层的碉堡坚固工事，构成交叉火力，给主攻的中国军队很大的威胁。

　　为了争夺阵地，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轰炸，但我军士气旺盛，不顾牺牲顽强进攻。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的兵力，以大刀、铲刀和血肉之躯，一路斩草开路，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向界首阵地发起了猛攻。经过连续几天的争夺，我军终于在12月29日上午攻克了界首高地。

　　在肃清全部残敌，打扫战场时，士兵们在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中村正雄战死前在日记上写道：“……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

　　母亲病重他回家守护

　　参加昆仑关战役后不久，乐友篪接到一封家书。信是久病的母亲写来的。

　　“自从母亲带着弟弟改嫁后，我一直很想念他们，当读到母亲的来信时，我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那种思念也突然放大了无数倍。”一天夜里，乐友篪离开军营步行回了家。

　　“当我站到母亲的病床前时，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出现了：卧床半年之久的母亲竟然奇迹般地能下床走动了!”但遗憾的是，儿子的归来依然无法挽回病入膏肓的母亲，几个月后，乐友篪的母亲在亲人的陪伴下安然而逝。

　　处理好母亲的后事后不久，乐友篪又在叔叔的帮助下，在十六总的仓门前找到了一份挑脚力的工作。乐友篪说，在解放前，张家码头，仓门前码头，窑湾汽车站上、下码头可谓湘潭沿江一带最繁华的码头，各个码头上的挑运夫(脚力)都在百人以上，他们也大都成立了各自的帮会组织。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在一方面保证了各个码头挑夫们的丰厚收入(正常情况下，一个挑夫每月能挣到法币20元左右，相当于银元三到四元，足可以维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但另一方面却也会因利益之争而相互大打出手。

　　1946年，已担任窑湾汽车站上码头挑夫头领的乐友篪，在结婚回门的当天，就因手下争抢生意将下码头一挑夫打死而锒铛入狱，虽然事后证明乐友篪无辜，但上码头的生意却从此受到影响，乐友篪也无法再在码头立足。随后，乐友篪只得到武汉投奔亲友并到富人家中打杂维持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湖南省成立国有花纱布公司(1951年春)，乐友篪被招纳进厂，又因踏实肯干，在随后的几年陆续入了党、提了干。乐友篪说，新中国成立前，他过着的是居无定所、漂泊而贫穷的生活，是国家的繁荣昌盛让他的日子越过越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