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林有9兄妹,其中5男4女,在兄弟排行中,他是老三。他说,由于家中人口多,在这个靠佃田耕种为生的家庭里,家中男子不论大小,理所当然都应成为家中的顶梁柱。因此,在刘文林还只有十一二岁、正在上学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哥哥姐姐就开始有意识地向他灌输家庭责任意识,并教他一些耕田耙地、栽秧扮禾的农业知识。“我能理解他们的苦心,世道不太平,求生就会变得很艰难,何况在我们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每天都有十几张嘴要吃喝,维持这个家庭的温饱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作为当家者,当然希望每一个子女都能尽一份力。”
1941年春节刚过,刘家接到了征兵通知。此时,刘文林虚岁才14,还不到应征年龄。他的大哥刘文海已经成家,不适合应征。唯一符合条件的只有二哥刘文礼。但在一个壮劳力能顶半边天的刘家,刚刚成年的刘文礼的重要性实在不言而喻。“虽然当时有些人家可以花钱买壮丁替代,但100多块光洋再加20担谷的价格,却是我们这样的家庭负担不起的。”刘文林说,“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该由我们三兄弟中的谁去应征,实在伤了我爸爸妈妈的脑筋。见家里人为难,也是被逼得实在无法可想,我便把年龄虚报了两岁,顶替二哥去应征。”
虚报的年龄虽然勉强合乎要求,但无论从刘文林的身材还是他稚嫩的脸形,都难掩他还是一个孩子的事实。“幸好当时处于抗战艰难的时期,兵源紧张,有关方面只要有人头充数就不会追究。而我也没被分配到作战部队。应征后不久,我们就被送到了耒阳偏僻山乡的一个有高墙和铁丝网的大院子里。”
刘文林说,他在那个有高墙和铁丝网围着的院子里呆了一年多,才搞清自己隶属的部门和所处的环境,“我们隶属于湖南省监狱管理处,而那所有着高墙和铁丝网的大院子则是国民政府关押政治犯的一所秘密监狱。”“耒阳的秘密监狱在当时乃至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很多人都认为只有一所,但实际上它却是两所,两所监狱相距大约一公里左右,内部布设基本相同,有高墙、有铁丝网、还有全副武装的看守士兵。关押的大部分都是政治犯。”
“因为我年龄小,在监狱里负责看守,不论是长官还是士兵都把我当孩子看待,因此,我即使在监狱里随意走动或外出玩耍,他们也不会管我。对那些被关押的政治犯们,我也感觉不出他们像负责监管的长官们所说的那样危险和恐怖。他们对我同样很好,很和气,因此有时候,我会帮他们转交一些信件或向外面传点口信。”
湘潭沦陷 他见证侵略者的暴行
在耒阳秘密监狱,刘文林前后共呆了3年。1944年早春,在第4次长沙保卫战的前夕,国民政府鉴于战事的日益紧张,遂把设在耒阳的秘密监狱西迁。在西迁途中与队伍失散的刘文林随后徒步回到了家乡。
这年五六月间,随着第4次长沙保卫战的失利,包括长沙、湘潭、株洲等在内的大片土地相继沦陷。“一夜之间,从宁乡方向过来的侵华日军就进了湘潭城,占据湘潭县城后,他们又沿着潭宝公路往西进犯。”刘文林说,侵华日军占据湘潭后,很多不知情的普通老百姓还在到处打听消息,砂子岭附近就有一位不知情的农民为此遭了殃。这位低头弯腰正在农田里劳作的农民,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误以为是附近的农人,便一边低头劳作一边问对方:“日本矮子(对侵华日军的蔑称)不会打过来了吧?”等了半晌,见对方没有回应,他就直起身回头去看,一回头,才发现一个端着枪的日本兵就站在自己的身后,他扭身就跑,结果,没跑出多远就被日本兵从身后射杀了。
刘文林说,那些日子里,每天都能听到日本兵到处抢劫杀人的消息,很多人都趁着黑夜逃走了,没有逃走的也都是整日里惶恐不安,一听到日本兵来了的消息,人们就远远地躲开。但即使这样,很多人还是没有逃过日本兵的毒手。“有一次,日本兵突然闯进了我们村,把我父亲和十几个男子抓住当了挑夫。当一个多月后父亲回到家里时,人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脚上还带着伤,而当初与他一同被抓走的人中,有几个就永远地失去了音讯。”
对侵华日军的暴行,人们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很多人就此参加了游击队。当日军外出抢劫,游击队就半道伏击;当日军龟缩在驻地里时,游击队就利用夜晚进行骚扰。刘文林说,有一次,他就亲眼见到游击队伏击驻扎在砂子岭附近的日军,抓获了两个日军官曹。
再次入伍 他当了内战的逃兵
游击队的壮举,让刘文林深受启发,“好男儿不应躲在家里忍受日本兵的欺凌,我要上战场去打击侵略者。”刘文林说。于是,在1945年初,17岁的刘文林再一次应征入伍。
“当时,抗战其实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决战阶段。欧洲战场上德、意法西斯的节节败退,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灭亡。因此,在我入伍后的近半年时间里,我也随着所在的部队频繁调动,先是在广西桂林、然后经衡阳一路向北,再逐渐向东,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我们已经转战到了南京的近郊。”
“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我虽然没有参加过规模较大的战斗, 但在随着部队一路征战的过程中,我却充分享受到了各种胜利消息所带来的喜悦。这些侵略者欺凌我们多年,现在他们自己终于尝到了侵略带来的苦果。”
抗战胜利后,刘文林所在的部队在南京近郊休整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被调往上海浦东一带。“情况这时发生了变化,长官们在督促我们训练时,开始不断地强调其目的是‘与共军开战’,而从外面也不断传来‘国共开战’的坏消息。”
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消息,都在明确一个事实:内战马上要爆发了!“这让我感到无奈而又气愤,当初我参军,纯粹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我不希望看到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局面出现。于是我便开始考虑逃离部队。”
“部队对逃跑士兵处罚的军纪很严厉,但我准备搏一搏。于是在事先便观察好了逃离路线。逃离的那天,我表现得和平时没有两样,步出营房大门不远,我就开始奔跑。当听到身后有人喊‘站住!’并拉动枪栓的声音时,我急忙跳进了事先选择好的一个隐蔽处,然后利用地形弯腰向前急跑。在我弯腰奔跑的时候,我的头顶上方不断地有‘嗖嗖’飞过的子弹……”
成功逃离部队后,刘文林先到南京找到了自己的表兄,然后通过表兄的帮助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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