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晚报记者 易书宝)湘乡市金石镇的石坝村,是章春华老人的祖居地。住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成的土砖房里,章春华和老伴过着每月人均不足150元的生活。寒冷的冬日里,老人的屋里虽然搁了一个火盆,但寒风不断从四壁的缝隙中透进来,吹散了室内仅有的一点点温度。
章春华回忆起的过往人生也同样是冰冷得没有多少温度:1940年,他20岁,这一年他被抓了壮丁,在国民革命军99军197师辎重营里服役了4年后,因兵败逃回家中。回家不久,他再次被地方武装拉去。从此,他的人生命运也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而起伏沉浮,先在家乡打游击、后到铁路上当护卫、全国解放后又随进军西南的解放军南下剿匪。 1970年,当他返回家乡时,他带回的不只有他毛南族的妻子及四子一女的大家庭,头上还顶着“二十一种人”的阴霾。
人入老境,自身的劳动能力逐渐散失,家庭生活又接连发生变故,使得老人的生活一日不如一日,但他依然没有丧失生活的热情。而近两年国内外关于抗战的一些争议,也唤起了他对抗战经历的回忆。他说,回想起抗战的经历,血似乎又沸腾在他体内。
被抓壮丁
章春华出生于1920年,在7兄弟中,他排行第六。因为是小儿子,即使家中靠佃田生活,经济并不宽裕,但当他到了发蒙年龄时,父母还是咬着牙把他送进了距家十多里路的一所新式小学。在学校,章春华前后共呆了4年。4年的课堂学习,虽然不能让他成为多么博学的一个人,但能识文能断字,这就是父母当初送他进学校的本意。“读了4年书,至少不是‘睁眼瞎’,不会受欺负。”章春华说,父母当初把他从学校接出来就是这么对他说的。
辍学时,章春华已经14岁。此时,他的哥哥们有的已经成家,有的已经外出谋生,而他的二哥此时也已经在部队当了3年兵,并拥有了班长的职位。毫无疑问,哥哥们外出,辍学回家的章春华理所当然地顶了班,成为了家里的主劳力。当时,他和他的父亲、再加上在家的另外两个哥哥,一起佃种了20多亩地。
“全面抗战是在1937年7月开始的,虽然不断有风声传过来,但偏僻的湘乡,特别是更为偏僻的农村,至少在抗战的前几年是相对平静的。唯一受到影响的是感觉到政府在摊派和抽丁上较以前沉重了许多。”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章春华被抽了壮丁。
在沅江正面阻击南犯日军
1940年夏天,章春华和一起被抓的10多名青壮劳力,被送进了国民革命军99军,随后被编入该军第197师。章春华被编入的是该师的辎重营。所谓辎重营,在当时武器装备普遍不如敌军的情况下,辎重营所承担的任务无非就是装卸炮弹、挑子弹、手榴弹箱及食品药品等军械。说穿了,辎重兵就是军队里的挑夫。
“我所在的部队最初驻扎在江西上高,在上高会战中,因为日军的大规模猛烈进攻,损失大半的部队在战后不得不退守湖南益阳沅江进行休整。然而,在1943年年底的常德会战中,197师再次遭遇到一场恶战,在常德失守前,197师在石门一线与进犯的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正面交锋。”章春华说,在这场战斗中,197师血战半月后,弹尽粮绝并最终溃败。而他本人则在此次战斗后随败兵逃回了家乡石坝村。
再上战场
经历九死一生逃回家乡后,章春华原以为自己不会再上战场,他安心落意地在乡下做起了农活。
然而,没多久,希望在家乡种田的章春华却再次被强征入伍。不过,他的这次入伍并不是政府征取,而是路过的别动队强拉民夫所致。
被强征的那幕情景,虽然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他却依然历历在目。
章春华说,那天他正在田里做农活,一群穿着国军制服、抬着一架飞机机头的士兵从他们身边经过。见到他们,领头的尉官便招手要他们过去,要章等人帮他们抬飞机。
虽然有点不愿意,但面对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章春华说他们不得不按对方的要求做。然而,当章春华他们将飞机头抬到宁乡灰汤的牛角湾驻地后,对方又不肯放他们回家了,而是逼着他们换上了军服。就这样,章春华再次成了一名军人。
事后,章春华才了解,自己所在的这支队伍番号为别动军第四纵队,不算正规军,只是地方武装,但主要的目的还是抗击侵华的日军。而正是这一点,这位当初被逼着当兵的青年最终喜欢上了这支队伍。
设伏擒获下乡掳掠的日寇
在别动军里,章春华先是在第四纵队何济元警卫队,在经过援华的美军简单训练后,他又被调至第四纵第二大队。此后,直到侵华日军投降的一年多时间里,章春华和他的队友们一直辗转于湘乡、宁乡和湘潭,在敌后开展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
章春华说,在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的游击战可谓是多种多样,深入敌阵探听情报、暗杀汉奸恶霸、狙杀日军头领,而设伏专门袭击下乡掳掠的日寇则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有一次,章春华和他的战友得到情报,预先在湘乡谷水的一处隐秘处设下埋伏,果然,下乡掳掠的一小队日军在预定的时间进入了他们的伏击圈。一阵突如其来的打击后,被打懵了的日军被追击得四处乱窜,有两个慌不择路的日本兵跑进了农田,陷在了齐膝深的淤泥中动弹不得,只得乖乖地当了俘虏。
章春华说,抗战胜利后,他所在的别动军被改编成了铁路交警部队。此后,他辗转于河南、山东、天津,先后在胶济铁路、北宁铁路上护卫铁路安全。全国解放后,他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到西南剿匪。因为与所在部队失散,他只好流落当地,与一位毛南族女子成了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与家乡的父兄们取得联系,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最终回到了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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