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丧母,被征入伍
李运龙出生于1924年11月,三兄弟中,他排行第二。在他的幼年,他的家境在当时可算得上中等,“家里五十多亩田,都是自己家的祖业,每年有一两百担稻谷收成,保证全家人的温饱绰绰有余。”
然而,在李运龙的回忆中,这段童年的记忆似乎并不能让他感到幸福,这其中原因主要来自他的母亲。李运龙说,因为家里并不愁吃穿,他七八岁时就被送进了附近的私塾读书,但9岁时他母亲的去世却从此改变了他的心境。“母亲是一个很贤惠的女人,给了我们最大的温暖和庇护。”母亲的去世,稍稍改变了李运龙的生活。
“书,只读了三年,然后就回家种田,姑母见我年龄太小,不是干农活的料,于是把我接到她家,帮她看管她家里的几头牛。”李运龙说,在姑母家,他一住多年,直到抽壮丁的名额落到他的头上,他才离开。
1941年冬,李运龙刚刚年满17岁,也就在这时候,李运龙家里接到了第二张征兵通知。“我记得,我离家的时候,已经过了小年夜,但保甲长一天天来催,实在捱不下去了,只得在腊月二十七离开了家,和许多像我一样的小伙子在板塘铺坐上了西去的火车。”在此之前,他的大哥已服了两年兵役。
衡阳一战,弹尽粮绝
登上西去的火车后,李运龙他们在桃源就下了车。这里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下辖的燕山54师的驻地,第二、三次长沙保卫战一结束,这支部队就被拉到这里进行整训。
“部队整训大概进行了一年左右,在这一年里,我们能做的就是每天操练,早上6点起床号一吹,就表示每天的操练开始了。这种生活,虽说有点紧张,但没有危险性,这样的日子过久了,我有时甚至怀疑我们这样辛苦地操练,是不是在抗日。”
太平的日子李运龙并不是不想要,他说,如果是在家里,在乡下,他期望的是每天都平平安安,种点田,做点自己的事;但一穿上军装,他就感觉自己有了责任,有了保家卫国的担当,这时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上战场。
就在李运龙过了一段时间的太平日子后,他们的这种上战场的期望得到了实现。1943年春,他们接到了东进的命令——配合浙赣地区的国民革命军与侵华日军进行浙赣会战,李运龙他们的战场在湘赣交界的地方。这次参战,让渴望上战场的李运龙小小地过了一把打日寇的瘾。浙赣会战后不久,他们又参加了常德会战,但在常德会战中,他们只是外援,始终处在正面战场的外围。
1944年6月,第十军驻守衡阳,李运龙所在的部队则负责防守机场。“进驻衡阳前,我们在湘阴一个叫周家大屋的地方整训了三个月,到衡阳大概是在4月底,此时长沙正打得激烈。”他们一到衡阳,就开始夜以继日地修筑防御工事,“整个飞机场的外围都是纵横交错的壕沟和射击点,有些地方还设置了陷阱。”李运龙说,他们感觉到衡阳之战会打得激烈,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写好了遗书,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五月初三那天,正式与侵华日军交上了火,五月初四,我们就把衡阳大桥炸了。”李运龙说,防守飞机场的战斗打得非常激烈,进攻的日军先是大炮轰,接着又用飞机炸,轰炸过后,才是大批士兵的集群进攻。在敌人轰炸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撤离,而是隐蔽在了纵横交错的战壕中,“炸弹一响,一个个隐蔽所就被轰得没影了,地上凭空出现了一个个大坑。很多隐蔽在战壕或隐蔽所里的战士就这样牺牲了,断肢碎肉散满了整个战场。”但即使如此,李运龙他们也没有撤退,而是一次次地从地底下冒出来,狠狠地将进攻的日军打退。直到一个月后,伤亡殆尽的他们才撤退到衡阳城里。
1944年8月7日,侵华日军攻入衡阳城内,防守衡阳的第十军在弹尽粮绝、人员伤亡惨重而又无外援的情况下,在拍发“最后一电”后,向进攻衡阳的日军投降。包括李运龙在内的近8000名官兵成了侵华日军的战俘。
一年苦役,耻辱在心
“日军攻陷衡阳城的时候,我们弹尽粮绝已经有一两天了,这一两天时间里,我们打退进攻的日军完全是靠拼刺、肉搏和石头砸,很多人伤亡,衣裤都碎成了一条条……”李运龙说,当时的形势很危急,如果没有强大的外援,阵地失守将是迟早的事,“7日傍晚,我们听说日军突破了防线,从三个地方攻进了城,还听说方先觉军长准备自杀,但两三个小时后,我们就接到了投降的命令。”
奋不顾身地杀敌一个多月,到最后却要向敌人投降,这一点让李运龙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一接到这个命令,当即就有人骂,有的甚至想冲出去拼命,但军令如山,即使想不通也得服从。”其实,他们也知道,这一个多月,他们战斗得很苦,很艰难,弹药不足、外援没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坚守到这种程度已经很勉为其难了。李运龙说,如果不投降,他们难以避免全部战死的结局。
李运龙回忆,8月7日晚,他们在各自的掩体里过了一夜,8月8日清晨就离开掩体,到指定地点集合。“我们的武器已经被收缴,去集合地点的途中也有日军看守。”在去集合地的途中,一支支大部分都是由伤残人员组成的队伍逐渐汇合到了一起。这一幕,让李运龙心里悲痛不已,“近8000名官兵,轻、重伤员超过了6000人。”
经历了一个多月残酷战斗的李运龙,在成为战俘后,他们先是被集中关押,半个月后,他们接受了第一个任务:清理城中废墟、掩埋城内城外战死的双方士兵。
直到此时,李运龙才真正注意到战后衡阳城的惨景:城里没有一处完好的房屋,到处都是瓦砾废墟,在有些双方曾激烈争夺的阵地上,尚没有掩埋的双方士兵尸体纵横交错,残骸遍地,即使是在城内一些街巷里,断肢残躯也随处可见……
在衡阳大概待了一个月后,李运龙他们这些战俘便被押着转往祁阳。“日军没有对我们捆绑,但一路上打骂却是常有的。”李运龙说,有一个腿部受伤的士兵走得稍稍慢了一点,便被押送的日兵狠狠一枪托,接着脸上又挨了一巴掌;但像李运龙这样身强力壮而又年轻的战俘,挨打相对少一些,因为他们是再好不过的挑夫和苦役。
从衡阳到祁阳,李运龙他们走了一个多月,而到祁阳以后直到抗战胜利,他们脱离战俘身份的近一年时间里,他们却没日没夜地成了最廉价的苦力:挖战壕、修路、建营房碉堡,每一件苦而累的事情,都会压到李运龙他们的头上,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被打骂。
1945年8月初,李运龙他们突然被押着离开了祁阳,当行进到宁乡道宁时,李运龙惊讶地发现,一觉醒来,日军竟如蒸发一般全部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日军退走的时候,似乎很匆忙,营地里还留有一些吃食和日常用具。”
见日军离开了,李运龙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拿上营房里的东西,回家。事后,李运龙才知道,日军的消失,不是日军仁慈释放了他们,而是日本投降了,因担心增添自己的罪恶而悄悄地把他们留下了。
苦役一年,终于得到了解脱,那种心情对李运龙来说,并没有什么高兴,他介意的是这一年战俘生活留在他心底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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