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从军的抗战英雄卢庆贻
来源：华声在线   2014-07-04 15:23:43

　　从十四岁到二十二岁，我们今天的少男少女会做些什么？上学、考试、谈恋爱、玩游戏、K歌、街舞、玩HIP-HOP。而一位老人用自己的十四岁到二十二岁的青春年华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抒写了自己对国家民族的热爱与忠诚。这位老人就是卢庆贻老人。

　　一、少年从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救亡的呼声笼罩着神州大地。此时的卢庆贻还是个十岁的小学生，在湖南湘潭市新群学校的课堂里，他听老师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年少的心激动不已。此时的卢庆贻父亲早逝，母亲改嫁，他随祖父生活，但是孤苦的处境并不能浇灭他一颗报国的红心。

　　1941年，卢庆贻完小毕业，而战火已经迅速漫延了大半个中国，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日军将侵略的炮火烧到了卢庆贻老人的家乡——湖南。湖南境内战火纷飞，日寇的铁蹄践踏着这片富饶的土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刚刚完小毕业的卢庆贻虽只有十四岁，但是胸中的义愤让他毅然报名参军，成为当时驻扎在湖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的一名学生兵。

　　战时紧急，在长沙经过短短六个月的无线电技术培训，卢庆贻便作为一名无线电兵，投入到抗战前线。在长沙培训其间，正值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的飞机从汉口起飞对长沙进行轮番轰炸，当炮火从天而降，带来的不是恐惧，而是无限的愤怒，只恨不得早日结束培训真正地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二、衡阳保卫战

　　八年的战争岁月中，老人屡历战火，1943的常德解围战老人亦曾亲历。但最不能忘的是1944年衡阳保卫战，这场中国军队在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依然浴血坚守孤城四十七天，令敌军五倍伤亡于我军，被当时参战的日军联队长玉秀雄感叹为“近代战争中罕见的悲壮的决斗”。

　　时年十七岁的卢庆贻在防守衡阳的方先觉军长的第十军军部的无线电台任少尉报务员。日军为了打通所谓的“大陆交通线”，孤注一掷，集结了大量兵力，衡阳外的援军全被日军拦截于外围，衡阳这座大雁南回的美好城市在日寇的炮火中成了一座残破的孤城，给养、炮弹、粮食、医药全靠空投。其间四十七天，衡阳守军只能靠无线电台向外联络求援。作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的卢庆贻与战友们没日没夜地守在电报机前。

　　时隔六十年之久，现在问起来，我们似乎又可以看见老人当年在电台发报中的紧张、焦急的心情，“什么时候援军能到？”这就是当时参战的无线电兵的心情的写照。面对日军敌机没日没夜的轰炸，为了确保这与外界的唯一联系通道——无线电的正常工作，无线电台设在衡阳市中央银行的金库当中，钢铁结构的屋架可以抗击上空的袭击。在飞机和炮弹的呼啸声中是那不绝于耳的电报声。

　　已经八十多岁的老人，似然清楚得记得当年跟自己一起入伍，一起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的同学的名字——罗孝先，当日军的一轮轰炸结束的时候，他跑出电台寻找罗孝先，却发现了他的尸体，被炮弹击中后的鲜血染红了那年轻的身体，也染红了他所倒下的那片黄土。一刻钟前两个年轻人还曾并肩于电台的紧张发报中，一刻钟后一枚炮弹就这样将他们阴阳两隔。他只不过是要离开电台去解个手，这就是战争，卢庆贻没有哭，这样的生离死别他不是不心痛，只是眼泪绝不是中国男儿的回答。

　　他与战友一起默默地将罗孝先就地掩埋。心中是对日寇的无限愤恨。尽管他们有飞机大炮，日夜耀武扬威，但是这个中国男儿的眼中每架飞机的凌空而过，每次炮弹的轰击都只能令他心中的愤恨更多更深。无线电台发报没有一线战场的那种激动人心的血与火中的慷慨悲歌，可是对整个战场的联系与配合却至关重要。

　　那一声声日夜不息的电台的嘀哒声便是这个年轻人用自己的热血射向敌人心脏的子弹。作为一个新兵他不可能知道电文的内容，但是他的直觉知诉他，他敲下的每一个键都是与敌人的抗争。十七岁的花开的季节，卢庆贻在战火和电波中度过。衡阳保卫一战，第十军四万余人，战至最后仅余两千多人。

　　当我们问起老人当年从战场上下伤残官兵的情况时，老人沉默了，他的眼睛望向远方的天空，“惨不忍睹”老人仅用了这个四个字来回答，作为亲历者，这四个字便足以惊心动魄。我们不忍再细问下去，那无疑会加大对老人情感的折磨，我们只有加倍珍惜今日的和平。

　　三、战俘逃亡

　　1944年8月8日衡阳城破，无城可守，兵将已殁。无奈之下方先觉军长决定投降，以保全这仅余的官兵的生命。“城里到处都是日本兵”卢庆贻老人说。我们可以想象面对血战四十七天都无法攻下的衡阳孤城，日本兵是以如何焦着的心情像潮水一样涌进这座血与火浇铸而成的城池。站在投降部队里的卢余贻们并没有屈服，尽管胜利的日军兵精马壮，但是在衣已破，枪已断的中国军队来看，投降只是权益之计，卢庆贻心中想到依然是援军何时到，到哪时再与小日本拼一拼。

　　战俘的日子是阴暗的，日军残暴地杀害、辱打我被俘人员。幸存下来的也是过着非人的生活，缺衣少穿。日军长线作战，补给供养十分困难，中国战俘在明晃晃的刺刀下成为日军的苦力，作为辎重的牛马使用，替日军背运军用物品。卢庆贻与参加衡阳外围战的74军一位姓王的参谋共编在一个小分队里。战俘的日子是可怕的，但对这些中国军人来说更怕地是被日军逼做汉奸。被俘在先的王参谋聚合大家找机会就要逃出去。

　　日军狂妄到发给中国战俘简单的武器去让他们抢劫中国平民，他们完全忽略了中国军人心中的不屈的血性。

　　在山上，两个日本兵押解着十、一二个中国战俘，逼迫他们去抢掠中国村庄里的粮物，这对中国军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精神侮辱，虽然十几个人只有两杆破枪，但是大家却没有退却。早就商量好有机会就要逃出去的中国军人，一个眼神大家默契行动，干掉两个日本兵，从日军的魔爪中逃了出来。卢庆贻也在其中。

　　在日军的搜捕中，他们唯有日夜在山中赶路，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部队，重新与日军在战场上一较高低。几日的山路急行，他们到达湖南武岗，找到了74师的军部。在那里卢庆贻与另一位姓张的无线电排长通过电台联系到了第十军的留守电台，随后赶到贵州独山的第十军留守处。第十军残部重新编入赵锡田所率的整编第三师，卢庆贻任上尉无线电台长。

　　四、解甲归田

　　1945年8月，与日寇整整抗争了十四年的中国人迎来了胜利的笑容。可是对卢庆贻们来说战争并没有结束，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他们又被派上了内战的战场。1947年在中国河南省驻马店与漯河之间的一个叫作祝王寨的地方，卢庆贻和战友们不想再打下去了，打日本人，他们死了也心甘，可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违背了参加革命部队的初衷，这些为国家为民族一效生死的老兵们不能公然反战，只能消极作战。

　　此时卢庆贻所在的电台接受到的不仅是战斗情报，还有共产党军队的政策宣传。在祝王寨只有先头部队发生过遭遇战，直属部队未发一枪，全师三万多人其中八九千人选择了投降。卢庆贻将电台发报设备悉数交与中国共产党，作为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卢庆贻不被允许加入共产党军队。但是共产党军队发给了他一笔路费让他返乡。

　　历经八年战火洗浴，少小离家的卢庆贻虽未老大却也是历经沧桑回到了家乡。祖父母已然离世，家在何方?在岳阳寄住了几月，卢庆贻跟自己的母亲联系上。他回到湖南湘潭姜畲镇与母亲和继父生活在一起。

　　走到那陌生的民居前，卢庆贻迟疑了，八年未见，母亲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她还认得这个当年十四岁的小娃娃吗?没想到母亲早已倚门望儿多时，八年的战火纷飞，八年的生死未卜，其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

　　母亲一遍遍地用她那久经劳作的粗糙的手抚摸儿子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脸庞，看看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就这样突然长大变成小伙子。起初还内心忐忑的卢庆贻在母亲的怀抱中找到了那儿时的亲近。卢庆贻安住了下来，他以为平安和欢乐就这样回来了，他没想到是前方的路对他来说更是艰辛。

　　五、漩涡中的挣扎

　　在小学同学的帮助下，卢庆贻开始以做纽扣为生，娶妻生子，承欢于年老的母亲膝下。八年战火未换及十年的安乐。当历史的大刀的砍下来时，又有几个人可以避免那累累伤痕。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呼啸而来。1958年对卢庆贻来说是个难熬的年头。在监狱里关押整整一天之后，被怀疑成国民党特务的卢庆贻被一路看押走到湘潭杨嘉桥，参加一个月的湘潭政治审查训练班学习。

　　在那里，卢庆贻认真交待了自己的历史，将所有在国民党军队里的证件呈缴肃反办。每一年做过什么事，每一件事都要找到证明人。已经而立之年的卢庆贻第一次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之路。在外界的巨大的压力之下，他度日如年，他恍惑，他不安，脑海里是过往的那些战火纷飞，眼前却是未卜的命运前景。妻子每天走上二十里路，提个菜篮来为她送午、晚饭，早饭实在是来不及就免了。一家人承受着这种莫名的不安。

　　但是卢庆贻很快不再执拗，他明白在历史的大潮中，他是粒愚蠢的子弹而又无法选择。面对审查组的提问，他一一如实回答，选择了直面惨淡的人生他，既然站错了队，眼前的这一切他都认为是应该的。结束了小打小闹的学习和反思，卢庆贻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交由人民群众监督。卢庆贻被下放到姜畲镇建中大队的蜘蛛组劳动，妻儿一道与他共赴难关，从此他与他的家人在那里生活至今。

　　结束了自己做纽扣为生的日子，从小在湘潭市区长大的卢庆贻对农活全然不通，只有从头学起，曾经发过电报，曾经埋过死亡战友，曾经做过纽扣的手，拿起从未握过的犁锄。初来乍到，衣食住行全无着落，卢庆贻一家就借住在人家的一间破草房里，可是相对于那些无处不在的歧视与不公，生活的艰难反而可以忽略。本来辛辛苦苦挣来的300工分，不需要解释，在生产大队长手中大笔一挥便成了200，作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卢庆贻不可以辩解。

　　年节队里分肉，卢庆贻家只能领到那最后大家都不愿意要的那块。生活中的一切织成一个庞大的网执行着对这个“历史反革命”的惩罚。1961年结束了，卢庆贻的三年刑罚没有结束，他和家人依然得在这些义正辞严的歧视中伏首生活。三年、十年、二十年。

　　1978年平反的文件传来了，拿着自己的“摘帽通知”，卢庆贻不辨自己的悲喜，三年刑罚已经执行了二十年，大半个人生已经过完了，这个老实的庄稼汉唯有无奈苦笑。文件摘去的只是卢庆贻头上的政治名号，摘不去的是一个老实人一贯的忍让求全，也摘不去村民一惯地对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歧视。浇地、互助，人们又一惯地来捏这个软柿子，卢庆贻也只有一惯地忍让。如果一个月不足以改变一个人，那么三年，如果三年不足以，那么二十年是绝对足以了。

　　六、晚年回眸

　　如近已经八十六高龄的卢庆贻老人再回首那些生命中的风风雨雨，早已平淡。在老人的回忆中，少年和青年是血色的战火纷飞，中年是历史大潮中的沉浮，他一生中最高兴的可能就是小儿子考上大学那一刻，那一刻儿子给了他久违的骄傲和尊严。这位抗战老兵如今依然生活在当年下放之地——建中村，过着典型的老农生活。

　　衰老令他只能在经济上依靠子女，面对老、病来袭，他也曾经希望政府能够给他这个无经济来源、无医疗保障的老兵一些救助。他在七十九岁那年曾经给县统战部写过一封报告，反映自己的情况，但是统战部因为没有相关政策不能为这个十四岁就参军抗日，在最惨烈的衡阳大战中存活下来的老兵以任何帮助。老人没有再纠缠，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默默地生活。

　　2005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这位抗战老兵没有受邀参加任何庆祝活动。当战争远去，当亡国的危机远去，那位少年从军的英难也渐渐远去，留给我们的是饱经苍桑的老农的平凡与贫寒。当我们今天十四岁到二十二岁的少男少女在和平的环境中做着玫瑰色的梦时，我们希望还有人记起这位老人他的血色的十四岁到二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