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辉群,1922年9月29日出生在毛田区小港谢家冲石桥屋,小学文化。1938年冬,因国民政府在毛田抽壮丁,周辉群抽到公田参加游击队,加入岳阳县抗日自卫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4连8班当勤务兵。1939年6月,岳阳县抗日政府黎自格将各地抗日游击队进行整编,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九战区司令部命令将抗日自卫团改编为湘鄂赣边区第七纵队第十二支队。1940年4月,岳阳县挺进第十二支队改属第九战区新组建的第四挺进纵队,更番号为第十支队,周辉群分在第10支队402连。在岳阳县康王落马桥、昆山三家店,平江岑川等地偷袭日寇。抗战胜利后编入中央军步兵第一特务团,保护省政府安全。
我叫周辉群,1922年9月29日出生在岳阳县毛田区小港谢家冲石桥屋,小学文化,养育一子两女,1980年移民岳阳县中洲乡二郎村第七组。
落马桥杀敌
1938年冬,因国民政府在毛田抽壮丁,我抽到公田参加游击队,加入岳阳县抗日自卫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4连8班,大队长是胡春台,第一中队队长王子贵,主要在公田区周家大屋附近打日本。刚入伍时我是勤务兵,两年后,我由副班长升为班长。1939年6月,岳阳县抗日政府黎自格将各地抗日游击队进行整编,随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九战区司令部命令将抗日自卫团改编为湘鄂赣边区第七纵队第十二支队,下辖12个中队,黎自格兼支队长,王子贵仍任第一中队队长。
1940年,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整编命令,4月,岳阳县挺进第十二支队改属第九战区新组建的第四挺进纵队,更番号为第十支队,王剪波是纵队司令。游击队作战重点不是要战绩,不是缴枪,不是捉日本人,而是要扰乱日军前方部队的作战计划,给他造成威胁,让他不得安宁。当时纵队司令部设在公田,胡春台被任命为第一大队大队长兼第一中队长,副队长彭醒煌,甘田人。一个支队有6个连,支队长相当团长,大队长相当营长,中队长相当连长。我分在第10支队402连。
1939年初,胡春台的便衣侦察班抓获一日寇间谍,从他口中得知,敌人一个中队约250人从岳阳城向西塘方向骚扰。胡春台当机立断,以丛山逶迤的昆山为依托,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在康王落马桥附近设伏,伺机袭击日寇。上午九时许,日寇毫无警惕地进入伏击圈,胡春台下令开火,激战不到一小时,不仅打死不少日寇,而且夺取了敌人的枪支弹药,余寇立即退缩城内。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打鬼子。
三家店负伤
有一次,我所在的第10支队准备到昆山三家店偷袭日寇。出发前,中队长召集队员开了会,告诉队员,打鬼子时一是自己不能损失太多队员,二是不能损失太多枪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是跑得赢的。如果不服从命令造成较大损失,就要追究责任,甚至杀头。
当时去了两个分队,都埋伏在三家店附近的山上。昆山属于山区,丛林众生,加上鬼子行动分散,没有歼灭什么敌人。游击队是上午去的,大概打了两过多小时,突然日军一个迫击炮打过来,我们班共7个人,我是班长,当场炸死2个,另外一个班也炸死2个。他们分别叫邓胜保、李为福、分队长刘庙初。刘庙初是十步桥人,被鬼子打死后,我代理排长,继续指挥战斗。我当时伏在地上,被一块弹片击中软腰,鲜血直流,随后队员把他驮下了山。大队长下了撤退的命令后,游击队才全部撤出战斗。我腰上的弹片直到解放后才取出来。
岑川洞伏击
1939年四月间,正是栽早稻,游击队侦察班得知日军要走步仙罗内到平江岑川去清乡的情报,抗日自卫团第一大队下属三个中队300多队员,带着9挺机枪,提前赶到罗内设伏,当地老百姓听说鬼子要来都吓跑了。我分在便衣队,由副大队长袁正南带队。出发前他们自己带了米和盐,在老百姓家里找来一个大炉罐煮饭,然后在地里扯了一点苋菜,用烧箕洗干净,没有油,只放了一点盐,吃完饭后就埋伏日军必经之路两边的山上。
可能是走累了,好几百日军在山下溪流里肆无忌惮地洗澡,隔游击队埋伏的地方有好几里远,我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另外8个日本兵牵着一匹马在前头开路。马背上驮的枪炮子弹。指挥官手拿一把东洋刀,颈挂一个望远镜,背上还有一个防毒面具。便衣队共8个人,一个病号。出发之前大队长就交待周辉群,要把便衣队作为尖兵埋伏在日军必经地段,没有命令不允许提前开枪,如果提前开枪日军就会掉头返回,不会进入伏击圈。还说谁如果提前开枪,就枪毙谁,一直到班长。
8名鬼子自恃兵强马壮,没有任何提防,就大摇大摆进入了伏击圈。当日军离游击队只有几十米远时,大队长一声令下,9挺机枪一齐开火,就把8个鬼子撂倒在地,一动不动,枣红马因突然受到惊吓,到处乱窜。于是有的队员想抢功,迫不及待想冲下山去缴鬼子的机枪和军靴。我比较有战斗经验,就说你们莫去,日军非常狡猾,他们一枪不还,不是死了,实际是在确定枪声的大小和方位,如果枪声不大,说明游击队人少,如果枪声大,就说明人多。游击队9挺机枪同时开火,鬼子知道游击队人多,是不敢乱动的。结果还是有四连、五连各一名队员不听劝阻,跳下去了。一个鬼子突然爬了起来,拿着东洋刀乱剁,我所在第四连的队员没有剁伤。第五连的队员一下去,就被鬼子一刀劈掉了半只手。我焦急地喊要队员机枪莫乱打,要跳下去的队员赶紧上来。后来大队长估计打不赢,就通知队员撤退了。
部队一个月打两次游击战主要是缴日军枪支,捉日本士兵,这样队长还认定是战绩。当时没有照相机,不管口头怎么说大队长是不相信的,只有看到日军的枪支,当时游击队用的是三八式,日军是七三式,枪比游击队的短,很好分辨。日本兵很难捉到,因为他们害怕游击队,很少单独出来活动。
第四连5班的一个士兵,叫邹菊光,罗内人,脚被鬼子打断了,我是第8班班长,排长骂他指挥不当。其实他知道天晚了,已通知队员撤退,但他不晓得邹菊光打了转。我就批评了5班班长。结果5班班长把邹菊光臭骂了一顿。游击队没有医院,骂归骂后,连长从口袋掏出一点药棉,帮他包扎了一下。日军知道游击队人多,也不敢贸然上来。后来大队长吹了号,游击队就全部撤出了战斗。
当天鬼子把8个日兵尸体埋在罗内八景乡。我们的不甘心,打了一天的仗,无功而返。晚上我们又摸去了,把日兵尸体全部挖出来,将军靴脱下作为战利品拿回来了。
笔架山带路
笔架山是位于新墙河支流沙港河北岸一座不起眼的石壁山头,因三座山峰相连像笔架而取名“笔架山”。1939年夏,第四军某部在山上构筑工事,抵御日寇过沙河。多次冲锋日寇都难以逾越中央军的这道路防线,日军就大量动用飞机,轮番对笔架山阵地轰炸。中央军没有高射炮,抵挡不住日军的轰炸,只好躲在工事内让他炸。
第四军军令如山,没有接到上级命令是不敢退下火线的。日军在飞机轰炸完后就疯狂往上冲,中午时分,第四军不得已下令撤退。他们的不熟悉线路,游击队安排队员帮国军带路,一个连分一个,都是本地人,熟悉地形。我分在第四军某连当向导,他带领连队从笔架山撤退到十步桥,沿途看到死了好多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到罗内后,我告诉部队从倒溪洞(张谷英境内)可到达平江第二十七集团军驻地。任务完成后,我就赶回到游击队队部待命。
新墙河显威
有一次,王子贵带领300多队员到新墙河打游击,我也去了。他们发现3个日本兵在新墙打掳,鬼子看到一个村妇在池塘边洗衣裳,兽性大发的鬼子就想抓住她强奸,幸好碰到游击队来了。大队有三挺机枪,王子贵先把日军退路截断,然后派一个排去追击,把三个日本兵赶到了潼溪穆塘赵屋场。这是个大屋场,有100多个烟灶。3个鬼子躲进房屋后,大队长说日本兵训练有素,又躲藏在暗处,不好打,要队员不要轻易进去。
王子贵有勇有谋,点子多。他就故意大声喊,要放火烧屋,以此吓唬鬼子。老百姓不知内情,以为真要放火烧屋,就说不能烧,屋场?有100多户烟灶,烧了老百姓怎么生存?王子贵说这是吓日本鬼子的,不要担心。
穆塘赵大屋上下三重,十几口天井,屋与屋都有巷道连接,晴不晒阳,雨不湿鞋,贸然进去很容易遭到鬼子袭击。于是王子贵找到熟悉屋里情况的老百姓,要他们带路,把3个日兵逼到一间单独的房子里。老百姓摸清具体房间后,告诉游击队员,要他们从楼上过去 ,从上面丢手榴弹,用这个办法对付躲藏在房子里的鬼子,这样队员的安全就得到了保证。结果几个手榴弹扔下去,当场炸死2个鬼子。有的队员迫不急待想冲进房里抢枪,突然一个鬼子爬了起来,幸好一个队员眼明手快,一刺刀捅过去,结果了鬼子的小命。
长湖道炸台
有一次,日军败退时,在长湖有一个粮台,第四军一个炮兵排扎在岳阳县,排长要我带路。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后,下午3点多出发,主要是查看地形,目测山上到山下的距离,确定炮位。到后他们还从老百姓口里得知,粮台里没有多少日兵,只有一些粮食和枪炮弹药。他们看到一个日军的氢气球挂在半空中,这是日军的前沿指挥所,说明日军前线推进到了这里。游击队怕暴露目标,看完就匆匆返回来了。
夜幕降临后他们又去了,一共去了30多人,游击队隔粮台大约一百多米远,在外围围住,估计粮台内有日军,怕炮响后他们会逃跑。这个炮手很厉害,架好炮后一共才打了四五个炮就把粮台炸掉了。游击队员并没有看到有日兵从粮台逃出来,进去一看,原来几个鬼子全都炸死了,也没有多少武器,只有一点粮食、步枪和子弹。还好,总算有点收获,于是他们把枪炮子弹全部搬回来了,也算凯旋而归吧。
豫章郡整编
日军投降后,我看到好多日本将官把枪扔到河内,有的还投河自杀。日军不是在岳阳投降的,而是坐飞机或火车随第58军转至湖北的武胜关后才投降。
抗战胜利后,地方游击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第四纵队调到江西整编。9月,我在游击队中队长陈猷(月田镇稻田人)的率领下,坐火车到九江,过河后再步行到南昌,后被编入中央军步兵第一特务团,保护省政府安全。特务团每天在街上巡逻,维持秩序。特务团待遇比游击队好,月底还发有粮晌。1946年正月,特务团解散,我回到老家毛田小港。
内战再入伍
回来不久,我的父母就给他物色了一个老婆成了亲。夫妻俩想这下可以过上男耕女织的安稳日子了。可好景不长,才过几个月,内战爆发。国民政府又到他的家乡抽壮丁。
因刚新婚,周辉群不想去,老婆也不要他去,说当兵没有出息,你当了8年兵到头来还是种田。保长李春湘就找他的父亲周德军发牢骚,说:“你4个崽不抽,我抽谁,我这保长当不下去了。”没办法,父亲就做我的工作,“你两个老弟(周小群、周幸福)不愿意去,他们又冒当过兵,对部队不熟悉,第三(周平玉)的脑袋有问题,又过了房,还是只有你去合适点。”听父亲这样一说,我也理解。就说:“也难怪,应该去的。蒋介石也说过‘国家有难,人人有责’。‘好男儿要当兵杀敌’,不去也得去了。”
于是我来到公田整训,后编入岳阳县城防警备大队,又继续当了3年兵。当时抗战胜利不久,岳阳街上有扒手,有的伤兵为了糊口贩柴,不时还打架。为了维持街道秩序,警察大队就在街上巡逻。我是老兵,经验丰富,不久他升任二、三级警长,负责带班和派兵,有时也带兵去砍柴和买米。当时部队驻扎在岳阳市的先锋路,也就是现在慈氏塔附近。
识时务起义
1949年7月,在地下党的策动下,我跟随城防警备大队积极响应湖南省主席程潜的号召,参加起义,编入解放军警察大队。20日,共产党第46军159师475团解放岳阳。年半后由于腰伤复发,我回家治疗,离开了警察大队。
后话
1984年12月13日,中共岳阳市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依据中共中央〔1979〕6号,中办发〔1982〕41号和湘发〔1983〕10号文件精神,证实我于1949年7月在岳阳起义属实,正式认定他为起义人员。随后将认定起义投诚人员通知书送到了我手中。
1985年5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也将写有“周辉群同志,原系国民党自卫团,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日在岳阳参加起义”的起义人员证明书送达给我。
从2003年开始,岳阳县民政局每年向老人发放600元的救济金,2010年加到1000元一年了。虽然不多,但政府认定自己是起义人员,对抗日有一定贡献,我就很满足了,对待遇的多少就不太计较了。现在我身体健康,还能下地劳作,生活也完全自理,过着悠然自得的农家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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