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印缅交界处有一片方圆数百里的原始森林，66年前，3万多名中国远征军战士惨死在这片危机四伏的“绿色魔窟”里，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极其悲惨的一段往事。
活着走出这片原始森林的3000多名战士当中只有一位女战士，这位坚强的女战士至今仍然健在。谈及当年那段惨绝人寰的往事，这位85岁高龄的抗日老英雄不禁泪如泉涌……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了。
战争开始以后没多久，我国仅有的几条国际交通线路就相继被切断了。1938年8月，由20万名中国民工修筑而成的滇缅公路全线通车，所有国际援华物资几乎都通过滇缅公路进入中国。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入侵缅甸，企图切断滇缅公路。
为了保卫滇缅公路，1942年3月，国民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和英美盟军携手抗日。中国远征军千里扬戈，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使日军受到沉重的打击。但后来因为盟军配合不力，战斗失利，远征军不得不撤退。可残忍的日军欲置远征军于死地，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通道。远征军的将士们跟随杜聿明将军选择了一条无比凶险的回归之路——穿越一片叫做野人山的原始森林进入国境。
在进入野人山之前，远征军战土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片原始森林竟然是一个异常可怕的“绿色魔窟”!由于森林里野兽肆虐，瘴气弥漫，疾病流行，缺医少食，3万多名远征军战土丧命于此，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极其悲惨的一段往事。
最终活着走出野人山的战士只有数千人，这其中只有一位女战士。
这位女战土至今仍然健在，她就是如今定居在安徽合肥的85岁的刘桂英老人。
回忆起当年那场大悲剧，刘桂英老人的眼睛湿润了，她用颤抖的声音说:“现在回想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当年竟然能够活着走出野人山!翻越野人山的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死也要爬到祖国的土地上去死!”
盟军配合不利，远征军闯进“绿色魔窟”
1920年，刘桂英出生在长沙郊区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里。她3岁那年，长沙久旱无雨，因为家里的农田颗粒无收，家人实在养不起她了，只好忍痛把她送给长沙一户姓刘的人家当养女。在她10岁那年，养父和养母相继病逝了，养父的好朋友韩叔叔把她送到长沙贫女院安身。1937年，在贫女院里面学习了7年的刘桂英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长沙市湘雅医院护士助理班学习护理知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桂英和几名热血青年一起报名参加了中国军队新22师。她被分配到野战医院，成为一名女护士兵。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了缅甸的首都仰光，切断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路——滇缅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国的大西南。为了保卫滇缅公路，中国政府抽调了10万名精兵组成远征军奔赴缅甸抗日，刘桂英就是这10万名战士当中的一员。
刘桂英至今仍然会哼唱那首《中国远征军战歌》:“枪，在我们肩上。血，在我们胸膛。到缅甸去吧，走上国际战场!”当年，她和战友们就是唱着这首歌抵达中缅边境的。
到达缅甸以后，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后来因为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5月上旬，中英军队开始撤退。日军切断了远征军的归国通道，少数战士跟随美国统帅去了印度，大部分战士都在杜聿明将军的带领下走进了野人山，他们准备从那儿绕道回国。
野人山位于中印缅交界处，绵延千里，纵深200多公里，山上乔木遮天，终年不见天日，猛兽成群，蚂蝗遍地，传说还有野人出没，当地人把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统称为野人山。
1942年6月，数万名疲惫不堪的远征军战土走进了野人山，开始了他们的“死亡之旅”。
“那片原始森林浩瀚得如同大海似的，成千上万棵生长了千百年的大树巍然耸立着，层层叠叠的树叶遮住了天空，阳光照不进来。偶尔看到筛子眼儿那么点儿大的天空，我们就会觉得精神一振。”刘桂英回忆说。
到了晚上，豺狼虎豹全都跑出来了，野兽凄厉的吼叫声回荡在山谷里，听得人毛骨悚然。战士们用芭蕉叶和树枝搭成棚子，一个棚子大约有三四平方米，能睡10个人，大家就挤在棚子里过夜。
刘桂英、何珊、笑春、孙月霞和王苹这5名护士班的女兵跟在队伍后面徒步前进，走了几天后，她们的脚上都冒出了血泡。旧的血泡破了，脚板上又冒出新的血泡。每个女兵的脚上都是血泡连着血泡，血泡叠着血泡。如果沙子掉进鞋子里，嵌进血泡里，那可真是痛得钻心啊。
一天，一条湍急的河流拦住了战士们的去路，大家都得踩在河水里，一步步趟到对岸。虽然河水只有腰深，但是这对于女兵们来说却很困难。刘桂英和护士长何珊正处于生理期，身体根本就不能浸泡在冷水里，但是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咬紧牙关硬着头皮在冷水里走。每走一步，她们身后的河水里就会泛起一片鲜红色……大家在河水里整整走了两天才爬到对岸一条狭窄的山路上。两天下来，大家的身子都泡得肿起来了，全身都是鸡皮疙瘩。
进山10多天以后，热带原始丛林的雨季到来了，天天都下着倾盆大雨，道路泥泞不堪，战士们举步维艰，下山的时候就在泥水里滚。有时山洪“轰隆隆”地冲下来，一下子能冲走很多人。’有一次，刘桂英看到整个班的战士一起被山洪冲走了。
军部那张地图也不管用了，战士们经常是走了好几天又回到原点。
在这片原始丛林里面，他们迷失了回国的方向，回家的路出乎意料地艰险而漫长。
一个月后，部队开始断粮了，有几名战士饿死了。杜聿明只得把驮物资的100多匹战马都杀了，让战士们饱餐了一顿。战马吃光以后，大家就开始吃皮鞋，吃皮带，就连手枪套也成了他们的食物。当这些东西全都吃光以后，大家就只能够靠树皮和草根来维持生命了。一天，一位战士看到河边长着野生魔芋，极度饥饿的他急忙挖了一小块儿野生魔芋，用舌头舔了舔，谁知道他的舌头马上就肿了起来，连话都不能说了，直到4天以后他的舌头才消肿。有的战士误食了有毒的植物，痛得满地打滚，哀号不止，但是因为没有药品，大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毒死。
连续多日以树皮和草裹腹，很多战士的身体开始浮肿起来，步履蹒跚。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上，然后再也爬不起来了。刘桂英和护士班的另外4名女战士想:我们5个人要走就一起走，要死就死在一起!她们手拉着手，互相鼓励着往前跋涉。
雨季的丛林是蚂蟥的天下，丛林里面到处都是蚂蟥。战士们走在路上，这些嗜血的魔王就昂着头在树叶上等候，人体一接触到树叶，它们就趁机爬到人身上吸血。缅甸的蚂蟥个头特别大，据说一只大蚂蟥一次能吸一斤血呢!小蚂蟥会通过衣服的缝隙钻进人的皮肤里，不知不觉间，它们已经把人体内的血吸了出来。等到战士们发现的时候，蚂蟥已经变得又粗又大了。刘桂英每天都能从身上逮到一大把蚂蟥。至今她腿上还有很多伤疤，都是当年被那些蚂蟥咬的。
和蚂蟥一样猖獗的还有蚊子。野人山的蚊子也大得出奇，翅膀一张开简直就像蜻蜓似的，战士们被咬得满身都是包，又红又肿，奇痒无比。细皮嫩肉的女兵是蚊子的重点攻击目标。有一天早上醒过来，白净漂亮的何珊发现自己脸上满是大红包，都是被蚊子咬的。她数了数，竟然有20多个大红包。她觉得痛痒难忍，只好用手拼命地抓脸，结果把脸抓得鲜血淋漓。有时走到低洼处，埋伏在那儿的成千上万只蚊子如同一片黑云似的向大家飞过来，大家只能抱头逃跑。
成天雨淋汗浸却又无法洗澡，女兵们的头发上都生满了虱子。一只灰黑色的虱子有米粒那么大，白色的虱虮一串串地粘在头发上，头发上就好像撒满了白芝麻。女兵们被虱子咬得苦不堪言，边走边抓。
进山之前，她们天真地想:快点儿撤吧，野人山是天然屏障，撤进山里，日本鬼子就拿我们没办法了，山里可能还有很多野果和野味呢!;但走进野人山以后，女兵们才发现她们的想法是多么幼稚，野人山分明是一个可怕的“绿色魔窟”!
在这条险象环生的死亡之路上，死神紧紧地尾随着战士们，随时都在伺机吞噬掉他们的生命。
刘桂英没有想到，第一个离开女兵队伍的竟然会是温婉可人的笑春。
进山几天以后，笑春在寻找食物的时候一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姐妹们及时用土方对她进行了抢救，毒性没有发作，但是她一直觉得心里闷胀难受，走路的时候没有力气。姐妹们都特别关心她，抢着帮她拿包裹，温言细语地安慰她，鼓励她。可是谁能想到，笑春还是第一个离开了她们。
那天，刘桂英和何珊搀扶着笑春一起赶路。走着走着，刘桂英和何珊突然都想去解手，笑春便独自一跛一跛地往前走去。过了三四分钟，刘桂英和何珊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凄厉的叫声:“救命啊!”她们急忙抬头一看，只见一只恶狼叼着笑春往前跑去。
她们拼命地追过去，一边追赶一边大声叫道:“有狼，有狼……”营长身上有枪，听到叫声，他立即拿起枪瞄准那只狼开了一枪，打中了狼的后腿。那只狼放下笑春，仓皇逃命。她们跑到笑春身边，发现笑春的颈部动脉血管已经被狼咬断了，血流如注。几分钟以后，她就离开了人世。姐妹们心如刀割，扑到笑春身上哭喊道:“笑春，笑春!”可是笑春再也听不到了。
“我这个女战友真命苦，先被蛇咬，后来又被狼咬……”虽然事情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是刘桂英只要一想起女战友惨死时的情景，就会忍不住哭泣起来。
眼睁睁地看着年轻的同伴在自己面前死去，姐妹们感到悲痛不已。
面对茫茫的原始丛林和不可预知的命运，她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越往山林深处走，山林就越显得阴森恐怖。这时，更加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瘴气开始在军队里肆虐横行，成千上万名战士倒下了。路边和草棚里堆满了战士们的尸体，尸体散发出恶臭的味道，闻之使人晕眩。
一天夜里，孙月霞突然发高烧了。一直烧了3天，到第4天才稍微好一点儿。几天以后，她再次发起了高烧，而且呕吐不止。刘桂英知道，孙月霞肯定也染上可怕的瘴气。孙月霞劝姐妹们丢下她快走，免得被她传染上。可是姐妹们怎么忍心这样做呢?明知道有可能被她传染，姐妹们仍然陪在她身边照顾她，想等她病好了一起走。孙月霞生气地说:“你们等我一起走，就是等死啊!你们赶快走吧，再不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她发狂似地赶大家走，大家仍然不肯丢下她不管。
几天以后，持续高烧的孙月霞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她烧得稀里糊涂的，经常脱光了衣服，又是哭又是闹。有一天，她趁大家不注意的时候疯狂地跑了起来，一直跑到悬崖边上。当大家追到悬崖边的时候，她已经纵身跳下了悬崖。大家趴在悬崖边上，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战友相继惨死，茫茫丛林里坚强女兵无助
孙月霞死后两个星期，活泼开朗的王苹也染上了瘴气，发起了高烧。她的男朋友钱一平让刘桂英她们先走，自己留在她身边照顾她，等她好些了他们俩再追赶上来。过了好几天，他们俩还没跟上来，刘桂英逢人就打听他们俩的行踪，有人说在路边看到了他们俩的尸体。
同伴们一个接一个地惨死，5名女兵只剩下刘桂英和何珊两个人了。刘桂英的男朋友也是远征军战士，后来他掉了队，正好碰到刘桂英和何珊，他就和她们一起走。他们3个人走走停停，离主力部队越来越远。一天，何珊因为吃了有毒的植物而腹痛难忍，她捂着小腹，有气无力地对刘桂英及其男朋友说:“你们先走吧，我在这儿休息两天，我会追上你们的。”刘桂英哭着说:“我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他们3个人艰难地前行，何珊的腹部疼痛不止，走起路来跌跌撞撞的，刘桂英和她的男朋友轮流搀扶着她往前走。
坚持了两天，何珊再也走不动了。在刘桂英眼里，何珊一直都是一个坚强的大姐姐，看到她被疾病折磨得不像人样，刘桂英说不出有多么心痛。何珊不愿意连累别人，下山的时候，她开始坐在山坡上往下滑行。可是山坡上不光是软绵绵的枯叶，还有石头和荆棘，她的臀部很快就变得血肉模糊，连白花花的骨头都露出来了。
山里又下起雨来，何珊开始腹泻和发烧，泻出来的全都是黑水，臭味也不正常。她躺在那儿，一动也不能动了，病情越来越严重。临终前，她对刘桂英及其男朋友说:“你们要争取活着回到祖国，把我们到缅甸打仗和穿越野人山的经过告诉国人，我们是为国捐躯，我们是爱国青年。”
因为见过太多人死去，刘桂英已经麻木得不再害怕死亡了。她不再去想是不是能够走出野人山，是不是还有生的希望，她只是在一种生命本能欲望的驱使下机械地向前走着。
路边的棚子里躺满了死尸，刘桂英和她的男朋友夜里找不到棚子住，就把那些死尸往旁边挪一挪，他们就睡在死尸旁边。很多死尸上面都爬满了一寸多长的蛆，再加上蚂蚁咬啮，蚂蟥吸血，大雨冲洗，几小时之内死尸就会变成恐怖的白骨。手指的骨头和脚趾的骨头都看得清清楚楚，头骨是圆的，风一吹就和身体分了家，在地上“骨碌碌”地滚动。一路上白骨累累，有这么多白骨指引方向，刘桂英和她的男朋友不会迷路。
刘桂英和她的男朋友都已经瘦得皮包骨头了，他们俩互相搀扶着往前走，累了就休息一会儿，饿了就吃点儿野果和野菜。他们俩凭着顽强的毅力苦苦支撑着，沿着累累白骨指示的方向从夏天走到了秋天。
这天，他们俩和另外几个掉队的战士一起艰难地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峰。忽然，刘桂英看到前方有一些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帐篷，她以为是“神仙湖”，也就是海市蜃楼。男朋友告诉她，那些帐篷不是海市蜃楼，帐篷旁边有人正在向他们招手呢!刘桂英定睛一看，果然看到有人在招手。那一刻，她觉得全身又有劲儿了，她激动得热泪盈眶，用几近嘶哑的声音喊道:“我们死不了，我们有救了!”
原来，部队终于与司令部取得了联系，盟军从飞机上往森林里投下粮食、衣服、药品、电池、发报机、火柴、刀具和降落伞等物资，战士们把降落伞撑开来做成帐篷，在帐篷内设立了供给站。这是7月底的事情，刘桂英和她的男朋友到达供给站的时候已经是9月中旬了。
如今回忆起那一天在供给站吃到的大米饭，刘桂英感慨万千地说:“在野人山供给站吃到的米饭是我一生当中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我一连吃了几大碗，实在是太香啦!”
几天以后，刘桂英和最后走出野人山的一批战友被送抵远征军位于印度朗姆茄的基地。
一个女兵活着爬出野人山的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基地。基地上的战士们都跑过来看望刘桂英，基地上的印度人、英国人和美国人也都热烈地欢迎她，大家举起大拇指，佩服地称她为女英雄，她说:“我可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兵。”
中国远征军以10万之众出国，活着离开战场的只是4万多人，而最终穿越野人山回归国境的只有3000多人，刘桂英是惟一一位活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整个朗姆茄基地只有刘桂英一个中国女兵，大家都很照顾她，没有给她安排工作。新22师的师长廖耀湘和他的夫人黄伯容热情地请她到家里做客。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专程从重庆赶过来为她画像，并且送给她一张作为纪念。刘桂英一直珍藏着那幅画像，奉为至爱。
在朗姆茄的那段日子，刘桂英如同一只快乐的小鸟似的在军营里飞来飞去。几个月以后，她和男朋友在那儿举行了婚礼。1943年，她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她说，她在异国土地上结婚生子，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当中重要的两件事情，在朗姆茄的那段日子是她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对盘踞在野人山的日本第18师团进行反击战斗，取得了腑U，刘桂英夫妇抱着女儿回到了阔别3年的祖国。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刘桂英以为日子应该会一天天好起来，谁知道曾经和她生死与共的丈夫竟然爱上了别人，离开了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她觉得不可思议，伤心极了。那段日子很艰辛，最难熬的时候，这个曾经依靠坚韧不拔的毅力走出野人山的女兵竟然想跳河自杀。但为了两个孩子，她最终还是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靠打零工和好心人的接济勉强度日。后来，别人帮助她在当地一所小学谋得一个教师的职位，她的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
“反右”运动开始以后，因为有跟随远征军出国征战的“历史问题”，刘桂英成了“女特务”和“黑五类”，被揪出来批斗。1962年，她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是30年。
1988年，刘桂英的二女儿申霞无意间看到远征军第1军军长孙立人在北京受到表彰的消息，她马上告诉妈妈，于是刘桂英就写信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叶浅予先生联系。
在叶浅予先生的帮助下，刘桂英走出野人山的事迹在1989年第16期《新观察》上刊登出来。直到1990年，刘桂英才获得平反，恢复了教师身份，按照退休教师的待遇领取退休金。这一年，她已经70岁了。
作为远征军抗日的“活档案”和“活化石”的刘桂英，如今定居在合肥，和女儿生活在一起。她每月的退休金只有400多元，她还要从中取出100元为患病的儿子存起来。她身体很健康，能够自己买菜做饭。在她房间写字台的玻璃台板下面压着一首她自己写的《不老歌》:“起得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没烦恼;天天忙，永不老。”她每天都坚持练习健身拳，写写回忆录，学学英语。前几年，在一位台湾朋友的帮助下，她和远在美国的廖耀湘夫人联系上了，她们俩经常通信，谈谈远征军的往事。她还把自己当年在印度用过的毛毯和手电筒无偿地捐献给重庆抗日历史博物馆。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刘桂英的生活极其简朴，但是从1992年到1994年，她坚持每月给一位家境贫寒的大学生寄去30元钱，直到那个孩子大学毕业。
八年全面抗战，10年教书，30年下放，刘桂英这一生真是历经坎坷。虽然吃了那么多苦，但她仍然坚强乐观。她说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成才，她没有后顾之忧，能够这样健康地活着就已经很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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