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王耀武身边当副官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通讯员 李岳波   2016-11-17 10:33:00

老兵简介：徐万盛，1921年10月初6出生，平江县童市镇义字村新屋组人。1937年抓壮丁加入第87军119师57旅1148团1营3连。1939年加入74军，在军部当站长，后参加常德、衡阳保卫战。1945年3月，参加湖南游击纵队浏阳第二纵队，在第一团第二大队当分队长。日军投降后参加74军，后在济南投诚并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复员回家。

我叫徐万盛，1921年10月初6出生，平江县童市镇义字村新屋组人，现住财政局老院子里。我有四个名字，小时会读书，老师起名徐文岳，大名徐凡高，在部队叫徐顿洲。家有5兄弟，我排名第三。大哥叫徐凡盛，二哥叫徐才盛，四弟叫徐旦盛，五弟叫徐五盛。

替父当壮丁被逼参军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我的家乡抽壮丁。我的两个哥哥听说当兵蛮苦，要上前线打仗，就说自己身体不好，不愿意去，离家跑到其它地方躲起来了。乡公所就找我50多岁的父亲徐孙治要人，父亲交不出人。乡公所把我父亲抓去做筹码，在乡里了关了两夜，逼其儿子去交换。结果没有人去换，乡长钟统把我父亲押到梅仙区政府，一天只给一餐饭吃，说过半个月后再没有人来换就将他带走。

我的嫂嫂对我说，如果父亲被带走，这个家庭就会散掉。就要我去把两个哥哥找回来，一起商量，看是自己去当兵呢还是出钱买壮丁，反正要把父亲换回来。

我告诉嫂嫂，两个哥哥自己也找不到，就是找到他们也不会去，自己读了书，不如自己去。嫂嫂说我去要是要的，只怕部队不要我，我才这么高，枪也拿不起。我无奈地说，到部队厨房打杂总可以，只有我去了才能把父亲换回来。嫂嫂一想也只能这样，就要我去试一试。于是我找到保长，说自己去顶替父亲。保长要交兵，也没别的办法，就说只要部队同意也可以。为防止我逃跑，就用绳子把我捆住。当时区公所一共有10多个壮丁，第二天就被送到30里外的梅仙。

区长看到我就问：“这小鬼是搞么里的？”我回答是来当兵的。“你来当兵行么？枪都拿不起。”我说在厨房做事不用拿枪。“要的，要的，这小鬼蛮顽皮！”我说父亲还关在这里，如果自己要得就得把父亲放回去。区长问了我父亲的名字后就把他放了出来。父亲看见我就放声大哭。我给父亲两角钱要他回去，父亲没有要我的钱就回去了。因为梅县隔我家有30多里路，还得赶路。
 

大蜀山遭遇血战

到县城后，我在青石巷（如今的平江县城伍胜路和文胜路之间）报到参军，一两个月后到了南江桥，加入第87军119师57旅1148团1营3连。第87军实质是由湖南省地方保安团总队改编组建而成，军长刘膺古，师长罗树甲，旅长罗思家，团长胡思胜。1938年5月，部队开赴江苏南京，刚到安徽合肥，就遭遇日寇，在大蜀山与日军发生激战。

大蜀山被日军占领，为了夺回阵地，我们3连作为先遣部队就往上冲锋。日军发现后用机枪对扫射，“哒哒哒”的枪声响过不停。战斗了持续了7天6夜，3连连牺牲了好多战士。由于没有援军解救，3连被日军包抄。在这种情况下，班长杨本友带领全班开始突围，十四个人在冲锋的时候，不幸牺牲12个，只有我和杨本友幸免于难。班长抓着我的手说：“小鬼，别冲了，现在日军机枪正对准着咱们，再冲也是白白送死。小子你拿着旗（冲锋用的）往团部驻地撤退。我拿着枪和弹药马上过来。”

由于日军火力太密集，两人撤到山下一口干水塘内，扒在里面不敢动弹。等日军火力稍弱，我就趴在堤边还击，总算打伤一个日军机枪手。但总是蜗在里面也不是事，迟早会日军活捉。于是班长又说：“小鬼，我是冒办法，一打败仗，排长就要追究我的责任。你不要怕，我去把鬼子的火力引开。”看到我的手受了伤，流着血，班长用布条帮他把伤口捆住，然后准备离开。

看到班长要走，就剩自己一个人了，我十分害怕。班长再三叮嘱：“不要乱跑，要跑也只能匍匐前进。”于是我拿了一支步枪，一把刺刀，4个手榴弹，还有60发子弹，随时准备撤退。班长又反复交待，在跃出干塘的一刹那时，要我先对着山顶猛烈射击。我打了一阵，感觉手好痛，就找一个树枝支枪，又打了三排子弹，然后匍匐前进。这时日军的炮，机枪都一齐对着我开火，把我的衣服打得稀烂，身上都全是血。我一看，自己左手臂中了弹，打了一个大洞。班长先用自己的衣服帮他包扎包扎，然后再把打冲锋用的红旗撕成条，捆住伤口不让流血。

由于手痛得厉害，实在打不得了，我就把步枪、刺刀、手榴弹都扔掉了，躺在塘内。不知过了多久，天色渐暗，我听到日军的枪声似乎小了，就慢慢滚到一条战壕内，这些战壕都是打仗前战士们挖的。就这样，我总算摆脱包围，跑回了团部。

看到团长，我伤心欲绝，又哭又喊：“团长，我挂了花（受了伤），我的手只怕打断了。”团长过来揉了一下，说：“小鬼，不要紧，骨头没断，诊得好。”就喊刘副官，要他给我两张票子。我连忙给团长敬了一个军礼表示感谢。别的伤兵都只发一张票子，为什么团长要给我两张呢？我有点疑惑。原来是在小千山打仗时，我给团长放过哨。团长又说：”小鬼，你到团部来当勤务兵，可以么？”我心想，在团部要侍候人，不想去。第二天碰到团长，他又说团部缺一勤务兵。我依然没吱声。团长说：“嘿，小鬼蛮顽皮，你枪都拿不起，还不想来团部！”又说，“小鬼，到后方医院去疗伤，千万别坐担架，坐汽车去。如果他们不停，你就到前面拦。”

按照团长的吩咐，我来到马路边，看到路上都是伤兵，包的包脑袋，包的包腰部，有的用担架抬走，有的是坐汽车，还“哎呦、哎呦”的叫不停。我总算拦住了一辆汽车，2个士兵拖的拖，拉的拉，把我拽上了车。我看到，汽车是分两边坐人，中间不让站人，一夜退了200里，到了河南潢川县。我这时才明白，难怪团长要我坐汽车，原来这么远。本来是要在信阳养伤的，因日军来了，部队又把我们送到武汉。在那里，护士天天帮我上药，每天吃三餐饭，每餐只要伍角或一块钱，条件蛮好。

战友们还告诉我，合肥一仗，119师被日军包围，全部被俘，没剩下多少人了。牺牲的战士尸体都没有弄出来，好可怜。后来有几个被俘的士兵逃回来后说，他们被俘后有的给鬼子修路，有的在工厂做工。任务完成后，鬼子不需要俘虏了，就叫他们自己挖好坑，将俘虏赶到内面，鬼子用机枪扫射，现场惨不忍睹。在武汉疗养一段时间后，我的伤好了许多。因武汉会战在即，我又转到长沙休养。

见证文夕大火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11月，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长沙。我转到长沙养伤时，经常看到日军飞机来轰炸，每次3架、6架、9架，还丢硫磺弹。飞机一走，救火车就去扑火。我到爆炸现场去看过。每次都要炸死一些人，到处尘土飞扬，人也跑，马也跑，汽车也跑，街上乱哄哄的。

接着又是文夕大火。国民政府为防止长沙城内的物资为日军所用，实行焦土政策，张治中下令火烧长沙城，这就是著名的文夕大火。

由于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突然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

我目睹无数市民争相逃命，在长沙城的湘江渡口还发生严重的事故。这场大火一直延烧了五天五夜。3万多人在大火中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长沙成了一座废城。
 

没有服役证明再上从军路

大火过后，我和平江另外一个当兵老乡想回家看看，就离开长沙医院，在家呆了3个月。可是家里依然在征兵，保长又来抓我。我说自己当过兵。保长承认我当过兵，但说我没在正规部队服役，没有部队的证明，就是有保上、区上、县上保安队的证明也没有用，还是不能抵兵役。保长就派人来捉我。我说不用你们捉，我自己去。真是没办法的事。就这样，我第二次走上从军路。结果保长又用绳子把我捆住，连夜送到县城保安团。

说来也巧，我的一个亲戚在保安团当团长，我就找到团长。团长要我守总机。总机一共18个门子，人不能离开，天天要坐在那里守着。我天性好动，坐不得，也不愿意在这久呆，何况保安团的证明还抵不得壮丁。

一天，我无意看报纸，发现王耀武的部队正在衡阳招学生兵，训练三年后按能力大小安排职务，最小的都是排长。我虽然没有读过新书，但读了许多老书。于是我就想去长沙试一下，碰碰运气。

到了长沙，看到街上摆着个招兵的摊子，我跑过去问：“请问长官，到衡阳去要多少钱？”“嘿，听你讲话是平江人。”原来考官是梅仙人，叫胡荣。胡荣问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我告诉他家里征兵，要有正规部队的证明才可以抵壮丁。胡荣问我读了多少书？读的什么书？我说自己幼学四书五经都读过。他不相信我真的读了这么多书，就喊我进房坐下，拿出笔墨要我当场写字给他看。我一口气写完了孙中山先生的《国事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写完后我又一字不漏背了一遍。胡荣连连称赞我写得好。就这样我顺利进了74军军部，军长是王耀武。

我在74军受训三年。主要是步兵操练，包括瞄准、跳高、跳远、跳木马、跳平台、钻灌木。我跳木马最厉害，手一撑，就跳过去了。我还在军部开了一个证明寄回了家（参加正归部队的必须要有部队的证明才能顶一个壮丁）。
 

目睹常德、衡阳会战的惨烈

1943年11月初，日寇的大本营和派遣军总司令部为了挽救起必然失败的命运，打通西南交通线，悍然把矛头指向湘西北常德这一军事要地，出动了第11军5个师团和四个伪军师在内的16万多兵力，与国民党第六，第九战区的16个军42个师约21万人，在以常德为核心的十几个县市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血战。

在常德会战中，负责保卫常德城的国民党陆军第74军57师，在易攻难守，无险可凭的情况下，以八千之师，对付装备精良的四万之寇，孤军奋战16个昼夜，最后几乎全军阵亡。我目睹了常德城的惨状，举目尽是烧焦的围墙、残破的砖瓦和灰堆，到处尸横遍野。最惨的是那些妇女和学生妹，被日军围住后，奸死了不少。然后分边站队，年龄大的站一边，年龄小的站一边，都吓得直打哆嗦。大的弄到日军军部去了，小的全部被日军用机枪扫死。

衡阳保卫战从1944年6月22开始，历时48天，为中国整个抗战史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国军伤亡1万余人，日军死亡2万余人。

第74军在湘江西岸，由西向东攻击，参加衡阳解围作战，在衡阳近郊鸡窝山一带与日军打援部队鏖战。日军实行坚壁清野，先用飞机狂轰滥炸，再用坦克扫，最后是骑兵。为了应对日军的进攻，我记得74军筑有三道防线，如果日军冲过三道防线就惨了。估计日军的飞机要来，部队都躲进地洞，地洞挖得很深。如果日军是坦克进攻，我们就挖壕沟，沟有6尺深，坦克一过就会掉下去。

后来跑出来的伤兵讲给我听，衡阳陷落后，由于国军官兵义愤填膺，各自为战，满城尽是枪声，处处狙击敌人，以致引起日军愤怒报复，肆意屠杀。许多官兵将手榴弹引爆与敌共亡殉国。还有7000多名伤患官兵，在颓壁中痛苦呻吟，或举枪自杀，或跳井投江，或悬梁而亡，重伤不能行动者，争求轻伤者或持械官兵补他一枪，以了残生，其惨状无法言表。
 

加入游击队活捉几个日本兵

1945年3月，我的父亲病得厉害，再三写信到部队要我回去看一下。我和老乡徐会兵，当时是一个排长，一起回家探亲。在家呆了一段时间后想归队，可又不知部队开到哪里去了。我在家坐不住，就去参加湖南游击纵队浏阳第二纵队。

后来得知第二纵队的队员大部分都是74军的人，纵队司令是浙江人盛喻，团长是湖北人胡运浮，大队长是陈清波，中队长徐强。我分在第一团第二大队。因我在74军当过军官，有战斗经验，不久就被游击队任命为分队长，部队驻扎在浏阳神山，主要在醴陵、浏阳、平江、通城一线打游击，袭击日军。

我带领游击队打过几次日军。有一次我作为分队长，中队安排我到浏阳尖山搜查一个洞口。一上山就听到马叫，是日军的骑兵。有一士兵说他发现了日军，我就要举冲锋旗的队员赶快把旗收了快走，怕暴露后中枪。但我又不甘心，到手的兔子不能让他跑了，就朝山上打了一梭子弹。日军听到枪声后，手榴弹、炮弹就对着游击队打过来。一排人赶紧往沟里跳，有一个浏阳人中了枪。我们就朝对面山上跑，日军看到后对着我们射击。我只好带着队员躲进茅草洞内纹丝不动，总算稳住了。看来不能走道路了，只能往山上树丛中钻。有的队员说走路上跑得快些，结果又一个士兵中了枪。幸亏山上有老百姓，他告诉我下面被日军包围了，白天出不去，只能晚上走。后来在当地老百姓的带路下，我们才从山上跑出来。

还有一次，我探听到日军在浏阳某地驻扎的具体位置后，晚上由当地老百姓带路，我们趁黑摸过去，先丢手榴弹，把鬼子炸昏，然后进去缴了许多的枪，还捉了4个受伤的日兵。路上鬼子不肯走，队员就用刺刀刺他屁股。到中队后就审问他们为什么要打中国。鬼子叽哩呱啦讲了一大串，就是听不懂，中队长只好要他写出来。我看到他们的字跟中国字差不多，大意是说日军是从中国经过，路上不知什么原因打起来了。打完中国，再打苏联。当然这不是理由，估计这些当兵的鬼子也不知道日军侵略中国的具体原因。
 

再入王耀武部官升三级

日军投降后，部队缩编，游击队作为杂牌部队，武器上交后发路费就地解散。中队长就把我分到7中队，我随7中队到了长沙。一天在街上走，我看到了74军。当时第四方面军王耀武作为长沙衡州地区受降主官，于9月15日乘美机飞到长沙，并命令第十八军就近迅速进驻长沙，接管城防警戒。举行入城仪式后，在长沙市的日军全部放下了武器，向长沙郊外集中，接受战俘管理。

当时军部一个办事员看到了我，我们认识，他就喊：“徐站长，你快来，司令部正要人。”我不好意思回去。办事员就说，你是探家离开部队的，不算违反军纪，可以去。在他的带领下，我见到了司令王耀武。王耀武笑说：“可以可以，你好好干。”

于是我就在司令部办公厅负责内务。下级军官要见王司令，都由我递名片，王耀武说见就见，没时间就不见。不过，要是熟人，没有名片也都接见。平时没有事时，我就整理下报纸或者看看报打发时间。因深得司令喜欢，头年我就升了少尉副官主任，第二年升了中尉，第三年又升了一级。
 

济南投诚后参加淮海战役

1946年1月，王耀武出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3月兼任国民党山东省党政军统一指挥部主任，指挥国民党七十三军、五十四军、新八军等向解放区沂蒙根据地大举进攻。10月，又兼任山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军管区司令。我随王司令也到了济南。

1948年9月，陈粟大军和许世友部队东西夹击济南，济南被攻克后，王耀武率兵北突，化装出逃，在寿光被俘。我跟随被俘的几千国民党士兵被解放军押到了俘虏管理区，后送到沂蒙山区学习改造了一个月。当时共产党的部队缺乏人才，年轻有文化的俘虏都可以登记任用。我也登记了，后送到济南飞机坪受训。我还当班长，开会时负责记录，平时就学习列宁、毛泽东、斯大林的的著作，有时也看下电影。管理区还组建了各种文艺队，有兴趣的人员都可以报名参加。我由于表现优秀，又越级提升为了连长。淮海战役打响前，国民党投诚和改造了的人员，如果同意参战，就签字，不同意参战的就不去，我和老乡许涛都报名参加了。
 

后话

淮海战役结束后，共产党又派人到南京盐业局接收房子，要6、7个人，我由于想念家里父母就没有参加，部队发了复员证后我回到了平江老家。

文化大革命挨时挨了批斗，说我不老实，革命蛮积极，年纪轻轻就当了连长，还跨过手枪。我说当兵是受压迫的，家里人多抽壮丁去的。后来大队部要划我反革命，幸好大队长明事理，不同意，说我在地方冒做过恶事，家里是农民出身，当兵回来后搞生产很积极，是个好分子。

直到30岁，在别人的介绍下，我才找到现在的老婆成家，老婆比我小6岁，生育了一个女儿。现在没有享受任何政府待遇。去年关爱老兵协会岳阳站送来了5000元，我很感激，说自己冒蛮为政府做事出力，感到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