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庆贻 通讯员 摄
7月22日,在湘潭市雨湖区姜畲镇建中村,记者采访了87岁的抗战老兵卢庆贻。
13岁,毛小伙投身抗战
“招我吧,虽然我不是初中毕业,但我对无线电报很熟……”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毛遂自荐,出现在教官面前。
1941年春季,驻守在长沙的“泰山军”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面向社会招收报务员。当年,13岁的卢庆贻来到长沙,投军报国。由于经常去电台找朋友玩耍,熟识无线电收发等基础知识,他被破格录取。
半年后,卢庆贻被分配至第十军军部通讯营无线电班,担任少尉报务员。1943年11月,常德会战爆发,当时驻防衡山的第十军驰援常德。“第十军参战后损失惨重,当时预备第十师的师长孙明瑾战死,部队减员严重。如果不是先打了常德会战,我们至少还能多守20天。”卢庆贻回忆。1944年6月,衡阳会战爆发。
告急,衡阳城危在旦夕
“当时,日军先后调集了12万余军队,而我们第十军只有17000人。”卢庆贻说,从6月20日开始,衡阳城就被日军团团围住。6月28日开始,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当时的衡阳城内整日火光冲天,建筑物都被炸成了废墟,我们的粮库也被炸了,每天只能吃糊米饭和盐水。”
7月11日开始,日军发动了第二次总攻,调集了大量火炮,并派遣飞机向城内投掷燃烧弹、炸弹,使城内成了一片火海。日军还违反国际公约,向衡阳城投放毒气弹。“我们守卫据点的一个连队战士全部都中毒身亡,守军在城内搜索各种防毒面具,不够用就用湿毛巾捂着口鼻。”
连日的激战,第十军损失惨重,逐渐面临着弹尽粮绝的局面。第十军只得收缩阵地。为了节约弹药,军长方先觉要求士兵做到“三不打”,即看不见不打、不进入阵地不打、打不死不打。而在此时,日军又从长沙增调来了2个军团,开始对衡阳城发动第3次总攻。
城破,他拍发“最后一电”
从8月3日开始,日军炮火开始向守城军各主要阵地狂轰猛炸。6日早晨,日军从北门攻入,守军开始与之进行惨烈的巷战。
当天傍晚,军长方先觉派人匆匆送来一份电文,值班的卢庆贻以加急的形式将这封加密电报发出,随后他得到了立即将电台销毁的命令。后来,卢庆贻从《大公报》上知道了最后一电的内容:“重庆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钧鉴,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城内展开巷战,我军官兵伤亡殆尽,已无兵可资堵击,我等誓以一死报国,勉尽军人天职,绝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美意,此电空系最后一电,来生再见,我方先觉率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参谋长孙明玉同叩。鱼,午。”
城破后,军长方先觉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与日军谈判停战,二是突围。方先觉和其他将领可以随主力部队突围出去,但留下来的伤员和老百姓则很有可能遭到日军的屠杀。“方军长当机立断决定,即使背负骂名,也要保全伤员与老百姓,所以他决定和日军停战。”卢庆贻说,“我这条命也是那个停战协议里出来的。”
8月8日,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结束。第十军最后只剩不到2000人,日军5个师团伤亡在3.9万至7万人之间。
被俘,逃出敌营归旧部
停战以后,卢庆贻和其他人员一起成了俘虏,后被日本兵强征为苦力,到城外收稻谷。这期间,大家开始商量怎样逃出去。
机会终于来临。一小股日军押着他们朝零陵方向行进,卢庆贻等10多名被俘人员,利用日军强迫其上山抢劫老百姓东西的机会,杀掉了看押的日本兵,逃进了深山老林里。当时山区有游击队,日本兵不敢追上来。卢庆贻等人一路追寻部队,在武冈县城被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收留。经过几个月的跋涉,他们回到了第十军设在贵阳的办事处。1946年2月,卢庆贻随预十师师长葛先才回到衡阳,收集第十军抗日阵亡将士遗骸,修建烈士公墓。
解放后,卢庆贻回到了姜畲镇的老家。如今他四世同堂,儿孙孝顺,政府关照,生活无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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