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抗战老兵的故事：篾匠、裁缝——上阵兄弟兵刘光德、刘光尧
来源：作者：民革党员 周利和   2014-12-23 11:41:36

　　之所以去采访抗战老兵、关注抗战老兵这个群体，因为他们是一段曾被湮没历史的最后见证人，但他们平均年龄已届93岁，记忆力正在迅速衰退，余生的时日更是无几。

　　而且，有无数的老兵已经带走了他们全部的经历和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关于抗日战场的历史，更是组成那段历史的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他们的青春献给了那个时代，同样被称之为抗日战士，本应在后世为我们所敬仰、纪念！

　　全国活着的国民党抗战老兵已剩下不到两万人，民革浏阳市工委通过实地走访已确认浏阳籍抗战老兵有28位，奇特的是中间竟有一对抗战兄弟兵—91岁的刘光德和89岁的刘光尧。

　　几年来去过老人家几次，有看望有慰问。山里的路曲折不好走，两位老人的名字也不为大多数人所知晓。记得那天走进哥哥刘光德的家时一股生涩的香味直冲鼻孔。前坪台阶上层层叠叠地摆着许多竹篾筛，老人的儿子介绍这些竹篾筛都是老人家的手艺活，用来盛放晾干庙里供佛用的盘香。老人家信佛，做盘香的经营，觉着离佛更近些，也是替自己内心求一份安稳，也时常替战场上已走的弟兄们祈福。盘香挂在梁上，像一座座塔钟，可以青烟袅袅地燃上好些天。

　　那天，正赶上他们六弟的出殡，我们去的时候，看得出两老人虽然对我们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也掩饰不住眼神中对生死、兄弟、战友的那份淡淡留恋哀伤。

　　一文一武，兄弟俩同时走上抗战之路

　　刘光德，23年出生，在家中排行老四，篾匠，43年入伍，隶属国军第100军第19师输送连。

　　刘光尧，25年出生，排行老五，11岁开始学习裁缝到43年入伍，同属国军100军19师，分配到特务连，负责保卫师部安全。

　　哥哥刘光德皮肤白皙细腻，坐在那里不大说话，一副白面书生身体略显虚弱。弟弟刘光尧皮肤黝黑，满脸褶皱，思维活跃，说起话来也像是打枪，急促而铿锵。

　　兄弟俩在家里都没读过什么书，个性一文一武。刘光德沉稳肯干，刘光尧调皮捣蛋。这种个性决定了他们哥俩迥异的军旅生涯。

　　1943年，日军侵略的战火已经在湖南肆虐。经历了三次长沙会战之后，第九战区的国军损失惨重，为了补充兵员，到处都在抽壮丁。

　　刘光德一家七兄弟，自然成了抽壮丁的重点“照顾”对象。父亲刘树政虽然干活不积极，但为保护自家儿子却拼了老命四处筹钱，先后买过6个名额的壮丁指标。可当时军队兵员极度缺乏，师部拉着保甲乡长强行订立指标，无奈之下老实的刘光德主动站出来，替全家承担了参军的指标。他很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是民国三十二年的农历7月13日，手上的蔑器活刚好做完，就跟着部队的人一起去师部。走在半路上，发现弟弟刘光尧也偷偷地跟在后面，说是要一起去打日本鬼子。那一年，刘光德20岁，刘光尧18岁，正血气方刚。

　　当时驻扎在长沙浏阳的是国民党第100军第19师，师长唐伯寅。到师部驻地领一纸证明出个收条，就算是正式入伍了。尚武的弟弟刘光尧被师部特务连相中，负责保卫师部以及师长唐伯寅的安全。哥哥编入输送连，负责运送弹药补给等物资。

　　刘光德，只摸过三天枪的抗战老兵

　　“当时恨不得一扁担扑死日本人。”刘光德老人嘴里反复嘟囔着这句话时，我们都有些错愕，随即问道：“您手里没有枪吗？”

　　“我们输送连用的就是扁担挑物资，一个班只有一枝枪，拿枪的负责放哨。”

　　老人有点难为情：其实我一共只拿过三天枪。班长把枪分配给我的时候，因不愿担惊受怕所以跟班长说，你非要我拿枪的话，就莫怪我要当逃兵。我是篾匠，所以休息时我就负责修理和削制竹扁担。因为这个特点班长也从没为难过这个不愿拿枪的兵。

　　“难道您不痛恨日本人，不想拿枪来对付日本鬼子吗？”

　　“开始的时候，对日本人还没那么恨。但在常德的街上，看见一个快要生了的孕妇都被鬼子强奸了，完了还活生生被日本人用刺刀给挑破肚皮，毛伢子出来连脐带都连着。那是些畜牲。从那以后对鬼子恨透了，就想一扁担扑死他们。”

　　他们是有军务在身的输送兵，承担了19师作战时的后勤保障任务。在运送物资的途中，尽一切可能不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保护重要物资的安全。我们一直认为输送连是用汽车至少是马车送军需，这一天才知正规军的输送连也是－根扁担两肩膀，逢山过山逢水过水。那时全师的补给靠的是他们肩抬手扛，平均每天要行军60多里路，而且大多是山路，天不亮就出发。老人突然感慨道：有一次，兄弟们好多天没吃过肉了，大家好不容易凑钱买了猪肉煮汤喝，结果只有我尝了一口日本人就来了，匆忙转移，我们饿着肚子咽了一路口水把物资送到了目的地。

　　那锅被日本人抢走的猪肉汤老人至今都不能忘怀。

　　43年11月，日军进犯常德，常德会战爆发。老人回忆道：在常德一个叫七家河的地方。和日军交上了火，我们还牺牲了一个连长，第8连的连长，他悄悄下水扎浮桥，被日军发现开枪打死了，好可惜的，年级轻轻，长得也一表人才，到了后来死人的事也就多了。

　　日军反攻碰到铁丝网、电网，就赶来大群的牛羊冲开。日本人一路打过了七家河，最后攻陷了常德，将常德城烧得一塌糊涂，军民损失惨重，我们也被迫退守到桃源、益阳一带。师部把我们拉到一个叫龟码头的地方重新军训了3个星期，重新组织反攻，终于把日军赶回了藕池口。老人笑逐颜开。

　　你问我想不想家人，想不想弟弟？想倒是想，但一打起仗来，那是王五麻子不认识李四麻子，哪里还顾得想这些呢。如果碰上部队检阅时也能看到光尧，但也说不上话，检阅完他就跟着师长走了。知道他没事就好。

　　打仗是很造孽的事啦。刘光德把头歪过来，指着耳背后面的一道疤告诉我们，这是一发炮子儿（弹片）擦着后脑勺飞过，留下了一道永久的疤痕，听力也受损了，但万幸捡回了一条命。同去拿枪的就不一样啦，经常早上出去晚上就不见了。

　　45年部队到了江西萍乡，接到家里的信说母亲病危，于是我向连长请了3天的假，赶回去后母亲已经病逝了。等我料理完后事准备归队时，部队已经转移到浙江一带打游击了，我就再也没有回去。1946年我在老家结了婚，还继续做我的篾匠，搭帮党和政府的照顾，过得挺好的。文革的时候也没受整，有一次生产队长骂我是兵痞，我说我是打日本人的，他也就没说什么了。

　　老人的精神状态有些差，时常不记得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了。有时候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半天不说话，一开腔又把前面的故事重新讲一遍，偶尔也会和弟弟争辩上几句。

　　刘光尧，日本投降后分到了第一双皮鞋

　　尽管小了两岁，弟弟刘光尧的样貌却更显沧桑，满脸的皱纹深壑，但军人的那份精干气质在他身上保留得更多。他略带激动的讲述直接把我们带回那个烽火盈天的抗战时代。

　　“我是18岁自愿参的军，没有经过家里人同意，就偷偷跟着哥哥跑了，他拿我也没办法。在这之前，我11岁就学做裁缝，但我天生坐不住，最喜欢的事就是拿着棍棒和小伙伴们打打杀杀，结果没哪个师傅喜欢我，裁缝也学得半生不熟的。那一年，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了，要不是那时战场离湖南远，要不是父亲不让我当兵，估计我早就去抗日打鬼子了。

　　到了19师师部后，上头的人看我机灵，又会得几下拳脚，就把我直接分到了师部特务连，负责保护师部的安全，和哥哥就分开了。

　　入伍后，我们每人发一支步枪和一身军装，但没有鞋发。行军也大都穿的布鞋，有时穿草鞋。那时行军真的蛮背时，行军就下雨停下来就天晴，就这样走了半个多月，每天至少要走七十多里路。

　　师长唐伯寅对我们的军纪要求是非常严的，老百姓的东西一点都不能拿，被查出来就要枪毙。19师的粮食供给是最有保障的，每天管三餐，每人都有标准。那个时候其他部队都只有两餐，所以19师军纪虽严，逃兵却最少。

　　44年6月日军第四次进犯湘北，一路打到了邵阳。国军在潭宝公路、水东江一带围住日军，首尾截断准备全歼敌人，然而日军修筑的工事非常坚固，且火力凶猛，我们久攻不下，人员伤亡也逐渐增多。10月2日邵阳沦陷，师部决定将部队暂时后撤，并分散成小股力量，和当地群众结合在一起，改打游击战。有一天晚上，我们特务连小分队遭遇敌人的汽车运输队，以为里面运送的是物资，准备动手截下来。没想到冲上去后发现里面运的全是兵，我们手头没有重武器，对方人数又比我们多好多倍，只好趁日军混乱边打边撤，把日本人打死了好几个，我们也牺牲了两人。回去后我们把这一情况上报到师部，师部迅速调整了布防。此后一段时间，日军都没敢有什么大的动静。

　　刘光尧老人讲起这段故事的时候，开始有些眉飞色舞。

　　部队又在离衡阳不远的地方驻扎了2-3个礼拜。45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我们一个连100多号人组织敢死队，都反戴帽子，清晨四点出发，悄悄潜入日军驻地摸哨突袭，包围营房，用冲锋枪堵住窗口，连续射击。日军遭到突然袭击，手足无措，被打得嗷嗷直叫。

　　有些被打伤的，拼命冲出来与我们扭打在一起。我拿着大片刀瞅着帽子没反戴的人就砍，一连砍倒好几个，那天晚上真的只听见血哗哗地流，鬼子死伤一片。半山腰的日军只看见山下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摸不清情况，也不敢下山营救，只好架着小钢炮一通乱放。当时我们都杀红了眼，根本没管炮弹，结果有一发炮弹下来，正落在院子里，幸好当时我正猫在窗户下，捡回一条命。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不少日军，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我们连也因此受到了师部的嘉奖。

　　1945年抗日战争中最后一次会战——湘西会战爆发。19师守芙蓉山一役，全歼日军第109联队，对湘西会战的胜利功不可没。老人回忆道，和日本人打得最惨的一仗就在这里，整整一条河里面都塞满了人和马匹的尸体，臭气熏天，根本没法接近。日军凭借3000主力并有独立山炮第2联队的助攻，都没能突破19师的半个美械团的外沿阵地。日军一波一波地冲上来，甚至连他们的眉毛眼睛都清晰可见，老人说，那时杀日本鬼子就感觉是一件很快意恩仇的事。

　　日本投降大家非常高兴，这时我的军饷已经有四块半大洋一个月，而且还分到了第一双皮鞋，是一双日本军靴。第一次穿皮鞋的感觉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但也就是那时候接到母亲病危的信，向连长请假时，被拒绝，为了安慰我，许诺提拔我为班长。我一时心动，就没有回家看望母亲。结果这一等，就直到1950年在广西玉城向解放军起义投诚后才回到家，母亲早已去世，再无缘相见。老人谈及此，眼中泛起泪花，似有无限悔意。

　　父亲对我私自去当兵的事很生气，但我回家时看到他把我写的信都好好地珍藏在箱子里，几年来有厚厚一大摞，一封不少，我就知道，家始终还是我的家。四哥也都还好，继续做他的篾匠，只是我就没有继续做裁缝，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家里种田。抗战那段往事，俩兄弟就很少对外人提起。

　　当我们问老人现状时，老人闭眼思考了下：人嘛，总是要走的。打日本人是我们心甘情愿的，那么多次危险都能躲过，还活到了今天，已经是很幸运了，政府又这样关心我们，我们很幸福。

　　如今，经历了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一页，两位老人就坐在盘香的轻烟袅绕中，缓缓地继续聊着家常。战火的硝烟已经离他们远去，他们的身体也已经老了，不管历史如何演绎，未来如何变幻，不管是作为裁缝、篾匠还是抗战英雄，人们的灵魂终将还要归于平静。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于那段抗战历史应有的敬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