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战经历
来源：老孟，作者 黄福荫   2019-02-22 16:34:00

　　我是湖南湘乡人，1915年正月出生.1930年我的同乡黄子咸在24师当旅长，在湘乡招募成立一个团，我去找他找事做，他说我年龄太小,要我先入学校读书，介绍我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训练班。当时黄埔军校的教育长是张治中，他是保定军校毕业的。我在黄埔军校学习三年，1933年毕业分发到24师先后担任少尉排长、中尉连长。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我调到54军第14师79团当副营长兼连长，营长李效波阵亡后我代理营长。师部有一个炮兵营，四门山炮。团里有一个炮兵连，四门82迫击炮。我们营有一个重机枪连，四挺捷克式重机关枪，三个步兵连，每个连9个班，每个班12个人，一挺轻机关枪，其余的是步枪。从八一三到11月28日在罗店、月浦、蕰藻浜、浏河打了三个多月，日寇飞机、军舰、大炮一起出动，狂轰滥炸，陆海联合进攻，我们的武器差，主要是步枪、大刀、刺刀、手榴弹。连排长和士兵牺牲很大，四次补充兵员，连炊事员也拿起枪上了火线。我们14师由昆山撤退到安徽广德，然后到宣城、安庆、武汉补充休整。

　　1937年11月我部撤退到武汉，1938年6月至9月参加武汉会战，我们54军负责坚守外围阵地富池口和半壁山，与田家镇守军相呼应，争取了三四个月时间，掩护主要工厂设备和居民安全撤退到了重庆、香港。我调到18师53团第二营当营长，坚守阵地，伤亡很大，伤亡最多的是我带的55连，连长也阵亡了。9月，日寇紧逼，要塞周围高地尽失，军情紧急，师长下令撤退，我营担任掩护最后一个退出阵地。后来我师淘汰老弱病残整编成一个团，我被任命为加强营营长参战，有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炮排、一个通信排、一个卫生队。我向江右兵团司令长官张发奎报到，张发奎见我一身泥水、又疲又饿，唤副官卫士安排我洗脸吃饭，命令我营防守大冶县城三天。我将所辖三个连布置于城外高地筑壕坚守，伏击突袭，夜战肉搏，打得鬼子措手不及、死伤累累。坚守一星期后，日军飞机将大冶城轰炸成废墟，日军包抄后路，军长命令战略撤退。我立即通知部队集合，冒着日军炮火，请老百姓当向导，避开公路走小路，乘夜有秩序撤退到宝安县集结，得到军长表扬。以后防守通城、赵李桥，掩护总司令部撤退，参加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久攻不下，改从益阳宁乡方向攻占岳麓山，长沙沦陷。

　　我部转战到粤北韶关，苦战20多天把进犯日军打退回广州附近。防守任务交由地方部队守备后，我们14师、50师又调动到广西昆仑关与日军作战，击毙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消灭日寇一千多，恢复昆仑关。然后在广西靖西整编部队，我调到198师593团当副团长。奉命从广西百色到云南富临。1943年14师、50师参加中国远征军到达印度朗姆加，1944年补充训练换美式装备，我们54军奉命从印度向缅甸作战，进攻日寇盘踞死守的腾冲，消灭全部顽敌三千多人。71军攻龙陵、8军攻芒市也大获全胜。在芒市，挖地道放置几吨炸药端掉了敌人的碉堡。打仗危险，我的部队经常担负攻坚、防守、掩护、断后任务，既要完成任务又要减少伤亡，靠的是灵活机动的战术，经历八年全面抗战我没有负过伤。攻打腾冲时，我是副团长兼营长，奉命强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奇袭腾冲，山下是夏天，山顶下冰雹，冻死两名战士。逐屋巷战惨烈，有时敌我相距仅二十来米，互相可以看清眼睛鼻子。日寇的炮弹落在我的团指挥所，把我团的美军顾问卡普敦打死了，我当时正巧接电话离开，躲过一劫。日寇残敌固守最后一个据点，我指挥两门“巴祖卡”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平射轰击，把14名日军全部消灭在据点里，一起烧死的还有一名军妓。腾冲终于光复了。

　　之后，我军到缅甸畹町与新一军会师，打通从仰光到密支那、八莫、昆明的中缅公路生命线，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大后方。回首往事，抗战是全国家民族的奋起，当时很艰苦，每个战士每天只有一斤米，还要冲锋杀敌，官兵一致，那时不讲阶级斗争，只讲救国救亡，老百姓支援前线，送粮食、运弹药、运伤兵，才能坚持八年，取得胜利。

　　我怀念曾经一起出生入死的上司和战友。淞沪抗战我79团的廖团长后来升任师长，阵亡后遗体保存在上海殡仪馆，他的夫人是长沙人。我们团的将士主要是湖南人，大部分撤到台湾了，也有些到了香港。不少老兵和后人回来看望我，我的远征军老上级、原54军军长、湖南宁远人阙汉骞担任过台湾守备总司令，他的侄儿也曾来长沙看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