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场拼刺刀，伤疤犹在不言悔，解放军伤残转业军人陈强的从军口述故事
来源：尖峰山水 2019-11-29 11:02:57

　　在粤西云浮城区，有一位90多岁的老人。抗日战争时期，他与日军拼过刺刀，左臂伤疤至今仍清晰可见。解放战争中，他的右腿、右臂中弹负伤。他当装甲兵教官时，左眼被坦克炮的弹片击伤，导致残疾。五十年代，他先后两次参加过北京天安门国庆阅兵。他的名字叫陈强，他是一位伤残转业军人、共产党员，离休老干部。他的从军经历令人肃然起敬、可歌可泣。

　　目睹日军飞机轰炸、立志从军报国

　　我今年92岁，生长在粤东兴宁县(现在叫兴宁市)一个客家人的偏僻小山村。

　　我从小上山打柴、耕田，下河摸鱼捉虾，帮补家庭。我小时候很少进城，没见过世面，在家乡半工半读了四年小学。

　　我的家乡，抗战时期经常遭到日军的飞机轰炸、扫射，学校因此常常停课。

　　我读小学时，学校老师教我们唱“九一八”，老师唱着唱着，他自己激动得泪流满面，我们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抗战阶段，我亲眼看见日本仔的飞机轰炸、扫射，看见抱着孩子的母亲被打死，孩子还在母亲的怀里哭闹。

　　拖儿带女逃难的难民到处都是，有些难民饿死在逃难的路上。

　　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十四岁的那一年，母亲生病、父亲受伤，家里穷得无米下锅。我只好上山打柴，挑到集市上去卖，换些小钱买米糊口度日……

　　有一天，我挑柴到集市，卖完柴后，正准备回家，突然遭遇日军的飞机空袭，日军飞机疯狂投弹扫射，不少民房被炸得浓烟滚滚，很多平民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慌乱中，我跟着人群乱跑乱挤，拼命逃生。跌倒了爬起来再跑，脚受伤了，也顾不了疼痛，拼命跑了几里远才停下来喘口气。这时我发现放在裤兜里的卖柴钱弄丢了，顿时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又惊又怕，心情十分难受。我放声大哭，眼泪汪汪，一跛一拐地回到十多公里远的村子，见到了望眼欲穿的父母，诉说了当天的遭遇。父母与我相对而泣，哀叹苦难的日子何时才能熬到尽头……

　　1945年初，我记得是春节前二十天入伍，当时未满十八岁，我怀着满腔热血从军抗日加入国民革命军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当兵。部队驻地在兴宁县神光山，总司令叫香翰屏。司令部墙上写着“武练抗日勇士、造就救国人才，”使我倍受鼓舞。但分配时把我编入司令部勤杂班干扫地、打水，接电话等杂务活，令我感到很失落。因为我从小生长在山区农村，没有见过大世面，只懂客家方言。我不会讲，也听不懂普通话。我最怕接电话，电话铃一响，我就想办法快快躲开。司令部的官兵看见我害怕接电话的样子，都讥笑我是傻兵，瞧不起我，我觉得很委屈。幸好司令部参谋处有个叫张景宏的作战参谋，他是福建省的客家人，他听懂我的“山坑客家土话。”张参谋同情我，他比我大二十岁，有文化，又是老兵。他当过班长、排长，他在司令部参谋处当了多年的中尉作战参谋。他经常要到连队去策划战斗方案，正需要一个“随同兵。”他挑中了我，因此张参谋常常叫我随同他下连队。部队发给我一支“79”步枪，60发子弹。张参谋对我很好，要求非常严格。他教我枪法和搏击，一有机会就安排我实弹射击。他表扬我学得好，学得快。他经常教我，在战场上如何保护自己，消灭敌人。打仗时要沉着瞄准，一枪一个，不要浪费子弹。他很热情，像父兄一样言传身教，我也很听他的话，进步很快，得到了他的欢喜和赞扬。

　　有一天他将一支“三八”步枪交给我，换去了原来的“79”步枪。这支“三八”步枪，打得远、打得准，比“79”步枪好很多。他带我去了几次前线，但都没有发生过战斗。

　　1945年的某一天，我与张参谋随部队在粤东丰顺与揭阳边界的山区参加了一次战斗，鬼子打来的子弹在头顶上嗖嗖穿过，炮弹在身旁爆炸。张参谋沉着、若无其事，并叫我沉着瞄准敌人，一枪一个。我在张参谋身边不知道害怕，好像他是我的保护神。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上战场真刀真枪地与敌人干。我不但不怕、而且还感到好玩，打枪很过瘾。那次战斗我打了27发子弹，由于距离远，我不知道究竟打死、打伤了多少个敌人。

　　186师连长张玉棠(开平人，186师少将张泽琛的堂弟)笑着对我说：“小陈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参加的第二次战斗是同年的夏天，地点也是在丰顺与揭阳交界的“猴子岽”一带山区的某个阵地。

　　这次战斗我随闽粤赣边区司令部的叶参谋，张参谋过来，叶参谋的名字叫叶汉生，是惠州客家人，时任闽粤赣边区司令部少校参谋。

　　我和张参谋在186师556团的一个连队的阵地上执行任务，这时日军从揭阳沦陷区那边向我们的阵地进攻，上级命令我们死守这个山头的阵地。这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我们打退了日军的轮番进攻。我带来的200发步枪子弹全部都打光了，其他战友的子弹也所剩无几。鬼子们叫喊着向我们的阵地猛冲，我们个个都上好刺刀严阵以待。张参谋和连长、排长大喊“弟兄们、勇士们，大家勇敢杀敌，誓死与阵地共存亡。”

　　由于我们的阵地设在山头上，居高临下，鬼子向上冲，敌人累得气喘喘的。这时有几十个鬼子已冲上了我们的阵地，鬼子的嚎叫声，我们的喊杀声，刀枪的撞击声，被刺伤者的呼救、呻吟声响成了一片，场景十分悲壮。

　　有一个鬼子端着刺刀对着我的胸部猛刺过来，我急忙用步枪撩开，但还是慢了一步。鬼子的刺刀刺中了我的左上臂，鲜血直流。幸好我们的一位班长赶来助战，他眼疾手快，用刺刀刺中了这个鬼子的侧背，我乘势向前一步，右手用枪托狠狠的打这个鬼子的下巴，鬼子当即倒下。正当我们的阵地，快要守不住的紧急关头，少校参谋叶汉生(惠州人)、上尉参谋朱思章(兴宁人)带领两个连队的援兵赶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守住了阵地。

　　我在那次战斗中和日军拼刺刀，被鬼子刺中的左臂至今还留下了很长的疤痕。

　　作战前我穿着草鞋爬山涉水行军，途中磨破了一只草鞋，只能一只脚穿着草鞋，另一只脚光着参加战斗。

　　阵地巩固后，我用止血包将受伤的手臂做了包扎。然后把鬼子尸体上的皮鞋脱下，由于皮鞋太大，不合脚。我只好找一些碎杂物塞进皮鞋里，将就着穿，我还把鬼子身上的饼干搜出来充饥……

　　战斗结束后，作战参谋张景宏受到司令部参谋处中校督战科科长凌缪(平远人)的口头表扬。凌缪还对张参谋说：“你带出的小兵陈强很勇敢。”

　　抗战时期，国民革命军闽粤赣边区司令部曾与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合作抗日，互通情报。张景宏参谋到过“惠阳、东莞、宝安”广九铁路沿线与东纵游击队联络。

　　有一次，我随张景宏参谋去东纵游击区执行任务。在东莞石龙至樟木头路段的战斗中失散，幸好有当地老百姓带路，经过大岭山、到了长安，然后由东纵游击队的战士送我到厚街见到了张参谋……

　　抗战胜利后，我随部队到汕头、潮安等地接受日军投降，接收日军战略物资。

　　我们部队在汕头的驻防地点是在旧海关，我们部队在潮汕接受日军投降时，我们这些当兵的都很想去揍那些投降的日本兵解恨，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上级不准我们殴打已经投降，放下了武器的日本兵。

　　抗战结束后，我将缴获的一件日军绒布衫寄回家乡给我贫困的老父亲御寒穿，我现在还保存有一张，我父亲1950年去世前穿着我缴获的这件日军绒布衣服的照片……

　　第二次当兵加入广东省保安十三团

　　1946年，闽粤赣边区司令部撤销解散，老弱伤残的士兵遣散回乡，我编入63军186师。后来听说部队准备北上，我不想远离广东家乡，我找了一个机会离开了部队到广州打工谋生。

　　在广州，我当过小贩、干过搬运工等工作，每天辛辛苦苦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1948年的一天，我在广州火车站为一位旅客搬运行李，这位旅客要求我陪同他运送行李到东莞石龙住地。我与客人一同乘车前往东莞途中，聊天知道他叫唐贵发，在省保安十三团当炮兵排长。唐排长对我说：“你做搬运工难以糊口，既然你当过兵，不如到我排里当炮兵。”我当时觉得谋生艰难，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于是就跟他去了部队当兵。部队番号叫广东省保安十三团，团长叫曾天节(五华人)，保安十三团负责东江河的航运治安。

　　我当上炮兵后，唐排长指导我学习炮兵技术、讲解迫击炮的使用方法原理，后来又提升我为中士班长(炮长)……

　　偶遇表哥刘波、第三次当兵参加解放军

　　1949年1 月，正是严冬季节，寒风刺骨。有一天下午，我随保安十三团护航到东江、河源县大人山附近时，遭到解放军部队袭击，我班里用来驮炮的战马被枪炮声惊吓逃走。我作为班长，只好放下背包行李去追战马，我追了很远也追不到。

　　天逐渐黑了，我在山里迷失了方向，我又累又渴、肚子饿得呱呱叫。晚上山沟里有不少野兽出没，我身上没带武器，只好从路边检两块石头抓在手里壮胆防身。正当我感到绝望时，突然听见远处的树林里有人用客家方言喊叫：“战士们，开饭啦!”这声音听起来很熟悉，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我好奇的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近一看，原来是我从小就熟悉的表哥刘善泉(又名刘波，时任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三团一连指导员。解放后刘波任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深圳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政协副主席)。

　　这次偶遇表哥，他乡见到亲人，我非常高兴。就这样，在表哥刘波的关怀、教导下，我参加了解放军。

△(1949参加解放军，摄于解放区)

　　我先后在粤赣湘边纵队东江第二支队三团机炮连，四团炮兵连任炮手、炮长。随部队参加过龙川县老隆等战役，转战东江流域。解放了龙川、河源、惠州、东莞、宝安，中山等县市。

　　解放战争中，我的右腿曾被敌人的子弹击伤，右臂先后两次被敌人发射的曳光弹灼伤。

　　1950年初，我所在的部队整编为广东军区。同年底，部队选送我到位于北京长辛店永定河，卢沟桥附近的解放军第一战车编练基地学习坦克驾驶和坦克炮射击技术。

△(50年代初摄于北京)

　　我随部队接收了不少苏联援助的坦克，其中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军攻打德国柏林，闻名于世的T-34中型坦克和斯大林号重型坦克。

　　我是解放军第一战车编练基地，第一期的学员。由于抗美援朝的原因，我们这一批学员的培训期为三个月。上级要求我们速学速成、并传帮带，快速培训更多的坦克驾驶员奔赴朝鲜参战。

　　当时学习紧，任务很重。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的我，第一次接触到坦克这种庞然大物，真是无从下手。

　　苏军教官很热情，很耐心地向我们学员传授坦克技术知识。那时翻译人员少，俄语军事理论翻译水平低，翻译员翻译不出苏军教官的话时，苏军教官就像聋哑人一样与我们比比划划交流。我当时是副排长、代理排长职务。基地领导安排我与苏军教官“格列佐夫”结成教学对子，利用“格列佐夫”晚上的空余时间向他学习更多的苏军坦克理论知识和实战操作技术，然后传授给更多的战友。

　　我除了吃饭和夜间五个小时的睡觉外，其他时间都在学员班上课、训练。这种教学方法叫做“现买现卖，”即我在夜间向“格列佐夫”学到的东西，第二天就要教给自己的战士。

　　北方的冬季十分寒冷，我们在卢沟桥下、永定河畔的开阔处日夜训练。当时的生活比较艰苦，训练强度大，我又冷又饿(因为我吃不惯北方的高粱饭)。

　　那时我是排级干部，除了吃穿、每月有三元工资，战士每月1.8元津贴，而苏军“格列佐夫”教官每月的“卢布”工资折合人民币是我的上百倍。

　　“格列佐夫”教官知道我的收入后，他十分大方的天天请我喝葡萄酒、吃面包和香肠。我喝了葡萄酒，血管畅通了，吃饱了面包，不觉得冷了。学习、训练的劲头更大了……

　　“格列佐夫”教官用俄语对翻译说：“陈强同志学得好，学得快。”我问翻译：苏军教官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翻译说: “他们也有压力，如果完不成教学任务，要受到处分，教好、教会了中国的同志有奖励。”

　　历时三个月“速学速成”的坦克手操作训练毕业了，我们和苏军教官分别时依依不舍、紧紧握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斯大林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