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入伍,第一次任务打死两个鬼子
李全旋出生在佛山三水,家中有七兄弟,此外还有一个大姐,他称这是“七星伴月”。家中只有李全旋参过军,打过仗。但是对于李全旋来说,参军也只能算是一个“意外”。当时李全旋生活在难民营中,正逢军队来抽调十五六岁的青少年入伍补充兵力,束发之年的李全旋就这样成为了军队的一份子。
李全旋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在通讯兵团受训时,是第七战区司令部对他们进行训练,当时第七战区的司令是余汉谋。1937年8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军队进行整编,以粤军第153、第154师和编组成第63军,隶属第12集团军,张瑞贵任军长。由于头脑灵活,对通讯技术熟悉,李全旋便被派至63军成为了一名通讯侦察兵。
在烽火连天、狼烟四起的年代,李全旋大部分时间身处战线后方,影藏自己,但他需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抢修线路以保持通讯的畅通,或者去掐断敌人的通讯扰乱对方作战。“在队伍里,我什么都听班长的,班长交代让我做什么,我就会去做,”有一天,他在班长的带队下去抢修线路,为了不让敌人利用现有线路偷听我方的军事机密,他们最终决定将线路剪断,在李全旋爬上电线杆剪断其中一条时,被警觉的敌人发现,两颗子弹就擦着他的耳边打过,打在电线杆上火花四溅。
李全旋不敢多停留,跑了一段路后,迅速滑下滚进草丛中,屏住了呼吸观察追赶过来的两名日本兵,并拿出了身上的短枪。随后追来的敌人发现了翻滚过后变塌的草丛,正当敌人沿路搜索时,李全旋的班长架起了机关枪想对敌人进行攻击,被李全旋拦下,他拿出短枪瞄准,大胆地等敌人步入离自己不足十米的范围内,才开枪射击;
两名敌人应声倒地。他们缴获了两匹马和一些枪支弹药。“亲手打死日本兵,心中是很欢喜的,连自己有没有功劳都不知道。”至今,李全旋都忘不了亲手杀死日本鬼子的喜悦感。对于一个不是站在冲锋第一线的通讯兵李全旋来说,虽然在记录纸上中只写了寥寥“送马回到军部”几字,但是这样的“战绩”像一枚荣誉的勋章,已经足够成为他自豪的回忆。
化妆来惠州侦查,从敌人眼前逃生
就在杀死两名敌人的几个月后,李全旋随侦察部队来到了惠州,五个人乔装打扮先混进人群中做侦查工作。他们没有穿上衣,肩膀上搭着一条白毛巾,一如当地的老百姓的摸样,穿着及膝的短裤,裤子里藏着随身携带的手枪和手榴弹。在随后的维修任务中,李全旋也再次和死神擦肩而过。
任务地点附近有日本人的一个哨所,在查看过情况以为安全的情形下,他们却误入了敌人的埋伏,敌人骑着摩托车追赶的时候射杀了几名弟兄,我方也边跑边反击,双方都有伤亡。在逃跑过程中,李全旋自知双腿跑不过摩托车,情急之下索性躺在地上拉过敌人的尸体掩盖在身上装死,听到敌人摩托声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的心紧张得都提到了嗓子眼,生怕被敌人发现;
所幸的是敌人并没有停下车仔细查看,继续开车追击。在几乎听不见摩托声之后,李全旋从地上爬起来,顾不上满脸满身的鲜血,纵身一跃跳进了水流湍急的河水中。同样躲在附近的两位同伴也和他一起,头顶着草游到河流对岸,上岸回到据点后,才知道一同去的十几名弟兄只剩下几个。
经历了这样的惊心动魄与生死离别,李全旋似乎一下子成长了许多,也对战争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在他的认知里,只剩下了坚定的御敌之心。“他们(指日本人)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怎么对待他们。我们如果不反击,就会挨打。”他说,在战乱的年代他的唯一的梦想就是,要把日本人赶走,让战争早点结束。
1938年秋,日军强行在广东澳头、淡水登陆西进,张瑞贵率63军在守备地迎敌,终因无兵增援,惨遭击溃。这是历史上63军的抗日“三次粤北会战”。广州沦陷后,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命各军转移粤北布防。63军在增城、从化外沿修筑工事,与敌对峙。
潜伏增城三四年,深山老林艰苦岁月
此后的三四年间,李全旋又来到了增城与石碣接壤的深山老林,在一个叫东潼指挥部做通讯工作。用李全旋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山旮旯的地方,连敌人都不会来。在这里,李全旋负责的工作是通讯转接员,偶尔还要对“不灵光”的机器进行修理,他自豪地说:“只要我有工具,就能一下子弄好,我有专门学过的。”由于人手不够,所以大部分时间只有他一个人看管着机器。
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得要守在机器旁,生怕没有帮忙接上电话误了大事,“连离开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平时还好,稍微要离开一下时只要报告班长,班长还能帮忙看个几分钟,但是有时候班长带队出去执行任务时,房间里就只剩下了李全旋自己一人,他只能寸步不离地守在旁边,随时将每一通电话转接。“我有过好几次内急都是在房间里解决,实在是走不开”,老人说得云淡风轻。
但是在这云淡风轻的背后,李全旋其实好几次走在了生命的悬崖边上,在工作期间,李全旋感到腹部绞痛,疼得他冷汗淋漓,但是碰巧班长带队不在,即使疼痛折腾得他几乎喘不过起来,他也只能扛着疼痛坚持在岗位上。后来当地老百姓按照土办法给他煮了一碗汤水,这才让他稍微舒服一些。老人如今回忆起这一件事,仍心存感激:“如果不是老百姓,我真的觉得自己那时候就快死了。”
在深山中,季节总是分明的。夏季特别炎热,老人形容太阳毒辣得简直能把人晒掉一层皮,“就拿附近竹壳当扇子扇风”;而冬季又寒冷得让人牙齿直打颤,没有鞋子穿的李全旋,拿来草垛裹住双脚避寒。在老人的记忆中,这三四年唯一苦中作乐的,就是一次和班长上山打点野味来改善伙食,“山猪是我们打不来的,只能打一些比较简单的野味烤着吃。”年近9旬的老人乐呵呵地说,似乎又回到了在山中的那段难忘的记忆。
战火纷飞家书抵万金
从入伍到抗日战争结束,这是李全旋的从军生涯。在抗战的岁月,李全旋从来没有和家里人联系过,他说把对家人的思念都默默地埋藏在心里。在他看来,写信回家只会让家人更加担心和不舍,“等打完仗再回家团聚。”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有一封家书让李全旋无法释怀,一说起,他就老泪纵横。
李全旋的堂兄李全飞参加了1937年上海的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场战役的结束也标志着淞沪会战的结束。在战前李全旋收到了堂兄寄来的一封信,随着信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张歌词纸,信中的内容老人记忆犹新。“堂兄叫我要好好读书,保家卫国。”而歌词纸里的那首歌,李全旋至今还能唱下来,“我有好好学会,到现在都还记得。”
“团结的精神,不屈不怕……杀完最后一支枪,流尽最后一滴血……”在记者面前,老人激动的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唱起了这支纪念七七事变的歌曲,唱到一半还一度想起杳无音讯的堂兄,瞬间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他就是用这首歌让我记住七七事变,永远都不能忘却。”老人擦了擦眼泪,仍旧坚持着把这首歌全部唱完;
连歌曲中间的如口号般的哼哼嘿嘿都不愿放过,似乎在用这首歌表达对堂兄的思念,“在这封家书之后,堂兄就再也没有消息,连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老人又哭了。抗战结束后,老人退役,安分老实地回家种起了三十亩田,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七十年代越南战争爆发,李全旋让自己的儿子李坤辉报名参军。他的想法依然如开始一般简单,就是要保卫祖国。
当问及老人怎么舍得让自己的儿子去从军时,李全旋将身子挺得直直的,看着对面的儿子李坤辉,他一脸正色地说:“如果每个人都贪生怕死,那国家谁来保卫?我是老了打不动了,不然我也会再回去打仗。”说完这句话,老人最后颤巍巍地站起来,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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