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日军在惠阳澳头登陆,国民党军队仓惶退却,广州失守。该团随军北撤,团员编为政工队。后国民党以“统一”青年领导为名,该团与抗先队同遭解散。
我于广州沦陷时,因家人先已疏散到澳门,故未随团北上。我抵澳门后,得悉青年前卫团同人多有滞居澳门者,乃陆续联系把他们集中起来。大家认为未能奔赴前线,犹冀于后方干点宣传工作,使无愧加入该团的初衷。乃由前卫团员谭仲贤觅得福隆新街横巷里面的一所无人居住的破旧房屋,作为联系地点,并收容暂无居所的团员。这里四邻均为妓院,来往的人很多,以这破屋为联络点,不致惹人注意。因当时澳门是不准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的。与澳门一苇之隔,则为中山县五区所属的湾仔、南屏等地。这一带居民稠密,商业颇盛,实是一个很好的公开活动场所。我们与湾仔乡公所洽商,用前卫中山分团名义进行抗日宣传,以乡公所为临时通讯地点,设立信箱对外联系。并利用乡公所门前广场的一座临时搭建的竹棚作为演剧舞台,每两星期举行群众晚会一次,进行活动。
其时广州中等学校,多有迁往澳门或邻近乡村者。如省一职迁校北村,离澳门不过数公里。该校学生中前卫团员不少,每有活动,则由留澳同志黄殿光回校发动。又同时发动在澳其他中学学生参加。故每次晚会,由澳渡河赴湾仔参加的青年,均在百人以上,至参加晚会的群众,则在千人以上了。
谭仲贤颇擅粤曲演唱,他曾把薛觉先所唱的“不堪重睹旧征袍”加以改编,内容改为抗日负伤军人,盼望早日康复,重返前线的粤曲。又将谐剧“孤寒种(吝啬)食鸡”改编为“孤寒种转性”,为叙述一个吝啬者主动倾产捐献救国的喜剧,很受群众欢迎。
福隆新街驻点,究属狭窄,不敷集会之用。其时,我与朋友接办了一间小学,叫成裕学校。学校有一体育场在柯高路,面积达数百平方公尺,外有围墙铁门,内有菩提棚及树荫,颇属隐蔽。而钥匙则由我掌握,是一个很理想的集会场所。至书写宣传标语及漫画,则在成裕学校进行,亦属便利。
广州大学附中有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二年级学生小龙(龙仔),颇娴国画。能将报刊中的抗日宣传漫画,仿制成长阔丈余的巨幅布画,其比例和透视与原画无异。制成后,高悬在出入澳门的通衢。迎风招展,人物栩栩欲生。极得人民的喜爱,澳门政府也不敢干预。
前卫分团的一切宣传费用,从晚会照明所租用的气灯费,以至购买纸张笔墨等支出,均由各团员一分一角地捐凑。因限于财力,对工作常有影响。从1939年初至是年8、9月,这七八个月的期间里,除在湾仔广场举行多次晚会外,仅能在前山作较正规的话剧演出两次。前山是有城墙环绕的边防重地,明、清以来,设有卫所,居民颇众,邻近村落,鸡犬相闻,且有座位近千的会堂。其时抗先队组织,遍布中山,当地分队亦经常用作抗日宣传阵地。前卫分团其实一无所有,气灯、前幕都向抗先队借用。即演出道具,亦多赖他们帮助。在抗日救亡统一战线上,得其无私的援助,共同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最难忘的是,当时有左翼文艺工作者刘莹、李门、黑风等,在澳门公演盛极一时的反封建话剧。由谭仲贤与刘莹联系,蒙他们答允指导和帮助我团的话剧演出。在前山作第二次演出时,所演系宋之的写作的反封建三幕喜剧《屠户》,他们不但担任导演,并充当部分演员,协同演出。他们的热心抗日和提携后进的精神,实无以复加的。我和刘莹会面多次,至离澳门后,乃失联络。
1939年9月间,我接受了广东省立庚戌中学关聘,赴西江连滩该校任教席。分团中主要团员黄殿光,不久亦赴该校任职员,谭仲贤、杨绍元、罗超文等亦先后赴该校高中升学。昙花一现的广东抗日青年前卫团中山分团,也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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