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周舰回广州后不久,奉命与肇和舰开往虎门,以加强南大门保卫力量。当时虎门要塞司令是陈策,不久由郭思演接任。肇和舰长是方念祖。海周舰长是陈天得(现在香港,八十多岁还健在),航海大副是梁根(已故),我是二副,轮机长汤希,绰号“汤牛”,枪炮手是郑聪武(已故)。肇和、海周两舰的总指挥为姜西图(已故)。本来不论从吨位还是从战斗力来说,海周都不及肇和(它是北洋正规舰),可是姜西图却选海周舰为坐驾舰。因为姜不喜欢方念祖的为人,记得有一次在海周舰大官厅开完军事会议后的闲谈中,肇和舰长当众说日舰炮火如何厉害,航速如何的快,我舰各方面均落后等。姜不高兴方这样说,可见姜对方是不看重的。
同年八月某日(忘记日子)平明前,忽有一中队飞机向海肇两舰低空轰炸,我们仓促间还击。可是因没有防空火炮,只得将唯一的舰首主力炮尽最大的仰角对空开火,另加唯一的手提机枪和四门舰旁的两磅炮对空射击。我们明知打不到飞机,这样做的目的是恐吓它们不敢低飞,以减低投弹的命中率而已!结果双方都没有伤亡。后来才明白,原来这是我国自己的机群奉命出击封锁珠江口的日舰。却在途中误以自己两舰作日舰。又听说这中队飞机是刚从中央南京调来的,不识地形;另方面由于刚刚天亮,两舰还未升旗,致有此误会。及至虎门去电广州空军司令部,便马上制止,才避免了严重的损失。
这时,珠江口的日舰已目睹一切,他们认为有可乘之机,当晚就派出三艘战斗舰乘夜潜伏在虎门外舢舨洲的后面。我们每天平明前按惯例巡逻,海周领先,肇和跟后,从大虎出发向大角炮台航进,然后左转至沙角炮台,再又左转至威远炮台,最后返回大虎。那一天由大角向左转的当儿,忽闻万炮齐发集中射来,我们还弄不清是日舰,只得用唯一的头炮向对方还击,幸而海周舰一直是一级备战,每天二十四小时炮弹上床,炮兵都卧在炮下备战。可是开战不久,被击中三炮,一炮中机舱,一炮中后舱,以致舵链中断,战舰不由自主地依惯性向外冲出去(虎门要塞和肇和舰上人人都以为我舰勇敢地冲出去),最后一炮打中驾驶室,死六人,伤多人。肇和舰由于舰长贪生怕死,畏缩不敢抵抗;虎门要塞虽积极发炮支援海周舰,但这些炮是清末设置的,仍用过时的火药包(陈济棠举办过一次国防公债以更新虎门要塞的火药包,但到抗战时已太落后了,当时战场上一般都用铜壳炮弹),因此打不到也打不准。幸好我国飞机及时奉命来助,三艘日舰才不得不退去。我们两舰才免于难。事后经上级裁决:肇和舰长方念祖以临阵退缩罪,判处枪决。海周舰已残破,由海虎舰拖去新洲尾处理,舰头炮拆迁虎门炮台安装,以加强要塞火力。上级指定我带水兵数名守卫破舰。
日军以为海周舰有颇高的战斗力,不分日夜派飞机来轰炸。我们没有对空火炮,每遇来袭,我只得带领那几个只携有步枪的水兵离舰上岸到新洲避难。最后一次,舰被日机炸中,水从舱底流入。本来还可以塞死抢救,可是新洲群众要求我们不要去救,以免居民再受空袭。我只得用电话向上级请示。由于该舰已解除武装,且已残破不堪,上级同意由其就地沉没,只要求沉得正,将来易于打捞。
不久,我被调任财政部税警队队长职,驻虎门邻近的三门口。一年后,广州已沦陷,虎门沦陷前夕,我奉命带队西撤。队员和物资分乘三只帆船出发,途经顺德三洪奇海面时,适遇由横门偷入意图前后夹攻虎门的日炮艇五艘以及飞机数架,便被迫作遭遇战,税警队员每人只有一条步枪,实力相差太远,我们三只帆船全部被击沉,兵员伤亡惨重,我也因伤回乡休养。
海周舰并非正规海军船只,它原来名义是广东盐务局的缉私舰,实际是武装走私舰,陈济棠统治广东时期,任命他的胞兄陈维周为盐务局长,为了武装走私,陈维周先后购置两艘盐务缉私舰,并以自己之名而命名,一叫海维,一叫海周。海周比海维大,为一千六百吨。是从法国买的退役扫雷舰,舰首炮口径四时,是从英国AYMSTRONG炮厂买的,这门炮当时在我国堪称是新式的。此外在舰两旁还配了四门两磅炮,它们只能对付海关缉私舰或当作礼炮使用,对空防则一点也没有用。当时走私的货物以白糖为大宗,由香港满载洋糖运回新洲、黄埔卸货。海关缉私舰无可奈何,只能远远跟随着海周舰至新洲。在其卸货时,暗中记录其品种和数量,上报海关当局而已。
海周舰每次往港,陈维周常常随舰同往,舰的大官厅里摆设了烟具,横床直竹,陈在这里大吹鸦片,边吹边由一个枪炮上士为他搥骨。如此格局,海关缉私当然不敢惹他,如此腐败,老百姓有句负气的话说:“中国不亡无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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