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衍：回忆《救亡日报》（广州版）
来源：《广州抗战纪实》   2018-11-27 10:47:34

　　当时正在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两党关系还比较融洽。特别是由于粤系军阀和蒋介石之间还有一些矛盾，因此郭老抵广州后由一位前十九路军的团长给介绍拜访了余汉谋。余对《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表示欢迎，并捐助了毫洋2000元作为开办费用(郭老在《洪波曲》中说：余汉谋答应每月捐助毫洋1000元，似有记误之处。因为假如每月捐助毫洋1000元，我们不至于在开办二三个月后就感到经费拮据了)。同时，通过郭老的关系，在长寿路找到了报社的办公地址。并经一位姓陈的橡胶厂主的帮助，在官禄路(现名观绿路)找到了一处宿舍。这样，《救亡日报》就在1938年1月1日在广州复刊了。不久，郭老就和于立群同赴武汉。《洪波曲》中所说：在车站送行时，我曾对于立群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这是事实。因为上海抗战初期，于曾和我谈过要去延安学习，我同意了她的意见。后来情况改变，我察觉到郭老需要有她这样一位助手，就又同意了她留在武汉。

　　《救亡日报》当时没有印刷所，是委托一家当地报纸代印的，每日印数8000份;也没有发行机构，是委托新华日报驻穗发行所代办的。工作人员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之外，周钢鸣、彭启一和国民党方面来的汪馥良、张镛也相继到了广州。潘公展派的另一位总编辑樊仲云则到了香港以后就停下来，为香港的国民党党报工作，一直没有到广州来。1939年后，他就偷偷回到了上海，参加了汪伪组织。由于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当时在广州对于“外江佬”是看不顺眼的)，我们又争取了一些广东籍的同志参加了报社的工作，其中有华嘉、陈子秋、谢加因、蔡冷枫等。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也当了我们的义务记者。我们还是照上海的办法，工作人员一律不支薪水，写文章不付稿费，每月只发5元的生活费(有人记得是3元)。和上海不同的是，对外地来的人由报社提供宿舍，大家在一起吃大锅饭。后来还有不少流亡到广州的人参加了报社的工作，如高灏、高汾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在马路上拣到了一个10来岁的名叫阿华的孤儿，作为报社的勤务员，他一直跟着报社到了桂林。

　　这里要补述一下，在经过香港时，廖承志曾转给我们一份周恩来发来的电报，指示两点：《救亡日报》必须争取公开合法。因此，一、社内的党组织不和当地党组织(广东省委)发生联系，也不吸收新党员。有事由我和十八集团军驻广州办事处主任云广英单线联系。有难于解决的问题，则可去港向廖承志请示。二、抗战开始后有不少在欧洲和美国的党员、爱国人士将回国参加工作，他们经过广州时，指定我以《救亡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和他们联系，有证明文件或我熟悉的，可根据他们的希望介绍到大后方或解放区;没有证明文件和我不熟悉的，则要他们去香港与廖承志联系。因为当时国共两党关系较好，故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曾派了蒲风(饶彰风)以作家身份和《救亡日报》经常联系。

　　当时在广州有不少有名望的教授、文化工作者，现在记得起来的就有尚仲衣、钟敬文、石辟澜、姜君宸、左恭、孙大光、梁威林、左洪涛等。因此，文化界经常有集会讨论问题的机会。这些同志也经常给《救亡日报》撰写评论和文艺作品。现在回想起来，由于我缺乏办报的经验，这时《救亡日报》的版面还是和上海时期一样，没有什么改进。新闻性较弱，而以长篇的文章、文艺作品为主。这个问题，直到报社撤到桂林以后才有所察觉、改进。

　　《救亡日报》在广州时期，有值得一记的几件大事。一是1938年4月，廖承志、潘汉年以中共代表身份从香港到了广州。广州文化界，包括一些国民党人士在内，曾开过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廖承志发表了对时局的讲话，对当地进步文化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二是同年4月下旬，我和叶文津一起到武汉向郭社长请示今后办报方针，我和郭老一起去见了周恩来。他对我们的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三、同年5月的广州大轰炸。在这之前，广州可以说是“升平世界”。说来也很奇怪，日本空军来轰炸时，广州市面上照样人来人往，若无其事，因此，这次大轰炸损失就特别严重，市民被炸死的数千人。我当时正在官禄路宿舍写文章，附近落下一颗炸弹，竟使写字台上面的电灯泡撞到墙上而爆破。接着我们全社动员，去采访轰炸后的惨景。遍地都是被烧焦了的尸体，这是我毕生看到的最惨的情景。我曾给《新华日报》写过一篇报道《广州在轰炸中》。由于这次轰炸，汪馥泉仓皇逃往香港，不久后，张镛也因贪污问题被揭发，而离开《救亡日报》，从此之后，这份报纸就没有一个国民党方面的人了。

　　在当时广州有大小报纸十多份，而《救亡日报》又是知识分子看的报纸，因此销路不广，2000元毫洋几个月后就赔蚀殆尽。这时，广东省长吴铁城的秘书黄祖耀(苗子，是30年代在上海和我相识的一位画家)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他说：“广州白报纸价格很高，因为这些纸从香港进口时要付一笔关税。你不妨用郭沫若代表的名义去见一次吴铁城，请求《救亡日报》所用纸张进口时予以免税，数量可以多报一些。然后把多余的纸张在市场上出售，就可以得到足够的经费。”我照计而行，果然得到了吴铁城的同意，这样我们就用出售多余白报纸的办法维持了报社的经济。

　　经过了大轰炸，广州老百姓深受家破人亡之惨，大量地向香港、澳门撤走(当时从广州到港澳不需要任何手续和签证)。我记得有几家地方报纸也相继停刊了。但是我们这张穷报纸，全体工作人员还是同心同德，坚持到底。10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进攻广东，由于没有认真的准备，日军登岸后就长驱直入，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这些情况老百姓是都已知道的了。从这之后，党政机关就开始在晚间悄悄撤退。不必说那些国民党官吏的家眷，早在日军登陆之后就撤退到香港。大约在10月15日左右，我们曾约了一些文化界的朋友商量，经过讨论，决定凡是有合法身份与职业，可以随同余汉谋司令部和省政府撤离者，都可以先撤到韶关一带。这样，郁风、司马文森、黄新波等同志就参加了动员委员会，在沦陷前几天离开了广州。

　　提到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可能现在四五十岁的人记忆怕都很淡薄了。可是，这对于亲身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却是一个难以忘却的日子。《救亡日报》在许多报纸相继停刊，连长堤一带的报贩都已难找到的时候，还是坚持每天出版。我们动员了全体人员亲自上街卖报，直到21日日军逼近广州东区时，我们散发了当天的报纸，一行12人徒步离开了报社。当时的情况可以说是悲怆的，也可以说是悲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