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洁云：在港九抗日游击的岁月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   2018-10-11 11:43:10

　　我于1926年在香港九龙出生，现是广州市柴油机厂离休干部。

　　一、参加“地下”游击队

　　我少年时期是在英国殖民地香港九龙度过的。父亲曾在圣保禄书院教书，后又开过“可求书学”书店。待到书店破产时，家庭经济困难，兄弟姐妹又多，我十五六岁便到九龙的“捷和”钢铁厂做工。1941年12月8日开始，日军攻占了九龙和香港后，我失去了工作。不久，经亲友介绍，我进了中华书局“量纸”车间做工。该书局已被日寇霸占，主要印制“中储卷”(日占区钞票)。在车间内，我和工人私下议论日军的暴行，并自发地进行怠工，因而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人时常打骂工人。有一次，一个日本兵走到我身旁，突然揪住我前衣领，打了我一记耳光，并叫骂：“你小小的，大大的坏!走，密西密西!(吃东西)!”我说：“是尺子大大的坏!”他把我往车间门口拖，我哭起来。工友们纷纷跑过来围住，都说：“尺子大大的坏。”这时，有个管理员(中国人)挤到日本兵面前，说了几句日语：“你是保卫工厂的，私自闯入车间打人、拖人，造成大家停工，完不成任务，上司会怪罪你的!”日本兵听后无可奈何，便放开我，并叫着“你的干活的，快快的”，说完便离开车间。我流着眼泪说：“感谢大家救了我!”工友们回到各自岗位都很气愤。自此，工友们更团结了。国仇家恨，促使我产生了要参加地下工作的强烈愿望。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二姐，二姐在玛莉医院开电梯，认识的朋友多。不久，她介绍吕少枚和我相识。经过考察，吕少枚介绍我参加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由中队干部陈敏带领我宣誓后，就成为该中队游击队员。那时是1942年10月。

　　二、没有硝烟的游击战

　　我所在的市区中队，是按部队编制的。有些人以公开职业作掩护，完成游击任务;也有没有职业，而在队内从事专职工作的，他们由部队供给基本生活费。我白天上班，晚上则由单线联系人吕少枚带领，上街张贴和投送传单、标语，进行宣传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中队长兼指导员方兰交给我们任务，要求吕少枚和我在中华书局开展地下工作。

　　一是在厂内张贴、投送宣传品。我两人常在厂门口至车间地段，一人放哨，一人戴手套，无人的时候神速而秘密地把宣传标语贴到墙上和电灯柱上。其内容是：“东江游击纵队开进港九了”，“欢迎曾生司令员来港九”等。有时候还秘密投放宣传品，如把东江纵队《前进报》、《东江纵队成立宣言》、港九大队《尖兵报》等，夹在印制“中储卷”的纸胚中间，让工人传阅。有些工人翻到宣传品，即交给班长曾超(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游击队员)，日本人不在时，他们十几人便围在一起阅读，鼓舞了对敌斗争的士气。

　　二是到厂外张贴、投送宣传品。我们按照中队部规定的时间、地段，在晚上把宣传品投入各户人家，重点对象是伪职人员的家，从门缝、窗口或在信箱投放。有一次，我刚好碰到一户人家家里死了人，楼梯口挂着一对蓝色灯笼，阴森可怕，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跑上楼梯，把传单投进去。

　　三是破坏日寇的生产。我在凹版车间，协同师傅串联几个工人，有时故意把印钞票的纸胚尺寸量不准确，使凸版车间套色时超出误差造成废品。有时还偷偷地在油墨桶中放入小铁钉等杂物，使精密的电版被刺穿，从而要停机，重新制版，既花钱又花工时，影响进度。我还串联其他车间的工人姐妹们怠工，以影响生产进度。车间主任日本人海谷很恼火，经常训斥工段长(中国人)。工段长对海谷说：“工资低，物价贵，吃不饱，又受打骂，自然干不好啊!”海谷抓不到证据，也无可奈何。

　　四是串通工人偷厂里的生产物资。当时，工人工资每月只有24斤大米，连自己糊口也成问题，更谈不上养家了。我们对付的办法是串联工人，有的偷偷地将生产用的新帆布，在厂里拆成帆线织袜、织线衣、织背心;有的将未用过或只用过一次的白布胚，偷出厂外染成蓝色或黑色做衣服;有的把废铜、烂铁、旧电线、旧零件偷出去卖……那时每天下班时，工人们要排队出厂，每个人都要被搜身。如被搜出偷东西，就要被鞭打、灌水、烈日下曝晒直至开除出厂。但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如通过熟人，买通执行搜身的人等，使日寇防不胜防，损失巨大。

　　五是动员、发展职工及其亲人参加游击队。我们发展了在中华书局做工的刘秀群参加本中队，后调去解放区。我还动员我四姐到部队当了卫生员。还有我弟弟也是我动员到解放区当“小鬼”的。

　　三、立志救国，视死如归

　　1944年初，有一天，队员黄静仪通知我说：“出事了，有个队员被捕了。”要我马上转移。我单独一人步行到鲤鱼门附近的槟榔湾中 队部。方兰安排我管理中队账目和伙房，必要时也做交通工作。方兰只有二十二三岁。她除了学习、开会和布置任务外，其他时间都处在对敌斗争的前哨。

　　我在中队部，由于经常学习、开会，对社情有所了解。那时的局势非常严峻。港九最高统治者是矶谷廉介中将，任总督兼警备司令。他统管警备部队、总督府和宪兵总队。他在地方政权上设置香港东地区、西地区、九龙地区、新界地区四个事务所，都分别派驻宪兵派遣队。该四地区属下的墟镇乡村，分区设区政府，也派驻宪兵区队。政权机构、军事据点、交通要道等地方，不是碉堡林立，就是军警密布。在这么凶险的环境中，要开展游击活动是非常危险的。

　　1944年3月，中队坑口交通站小交通员阿四(女)，运送一批宣传品到了香港交给义务交通员冯芝。冯芝已61岁，是方兰的母亲。冯芝把宣传品转给附近联络点伍惠珍，又从伍家里取回一批宣传品和重要情报，准备给阿四带回中队部。冯芝担心阿四年纪小，东西又多，就主动把情报缝在自己的衣服里，陪同阿四一起乘小艇回坑口，经筲箕湾日寇岗哨时，被搜出情报后被捕了。坐牢时，又遇上了19岁女队员张咏贤。她也是因搜集敌情报被捕的。冯芝为保护阿四，把责任全部揽至自己身上担。日寇认为阿四无证据把她释放了。冯芝和张咏贤受尽酷刑，被认定是间谍，押候审判。方兰得知母亲和小张被捕，心里很忧虑。当发现囚禁冯、张二人的房屋后面有条小河，小船可以进出，我和队部几个队员提出要劫狱营救，但方兰考虑后坚决不同意。她认为敌人守卫森严，万一失败，还要让几个同志去牺牲，而且当前要准备反“扫荡”，任务重，时间紧，要顾大全局。此后，冯芝和张咏贤在香港加路连山英勇就义。我们得知消息后，都感到非常难过。方兰当然是非常悲恸，心像吃了黄连，但是她挺住了。她噙着着泪花说：“哭是没有用的。要奋斗就有牺牲!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要给日寇更沉重的打击，以告慰母亲和小张在天之灵!”是啊!方兰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抗战期间，我中队先后有四五个队员牺牲。还有一个队员变节，致方兰遭日军追捕，并有20多个队员被捕、坐牢，至日寇投降时才全部获释出狱。

　　四、告慰英烈，重拳出击

　　我和中队的同志们一样，看到日寇法西斯在港九残害百姓的暴行，早已义愤填膺，再加上目睹战友与亲人被捕、坐牢、牺牲，这国仇家恨，促使我们誓与日军作你死我活的斗争。于是中队长和全体同志们都写决心书，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千方百计地给日寇以更沉重的打击，以告慰英烈。

　　一是快速、大量地进行“纸弹战”。我们中队成立初期，“纸弹”(传单等宣传品)靠港九大队部供给，运输路途远，时间长，数量少，容易涉密出事。中队领导认为，要讲究斗争策略。原先在香港砵甸乍街已建立一个油印室，由正在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工作的梁佩云负责，其大部分费用都由梁的工资支付。方兰认为印制的宣传品数量还不足够。不久，中队又在九龙深水埗砵兰街一个队员的家，再建一个油印室，由无职业队员黄静仪负责，中队供给生活费和油印费用。我在中队管账目，为保证宣传品的大量印刷和队员的给养，每月都要精打细算，以节省出一些经费来，我有时把用不完的津贴也拿出来，支持油印出版工作，使两个油印室不至于停工。于是，宣传品数量大大增加，不但可以不需要大队供给，还能翻印东江纵队报、港九大队报的重要消息，出版本中队队报。由于油印室设在市区，转运迅速、安全。有些队员竟把宣传品贴到宪兵总部、地区事务部、区政府的布告栏上，甚至贴到军事据点的外墙上。这样的“纸弹战”的确发挥了政治攻势的威力，动员和团结了人民群众，鼓舞斗志，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同时震慑、分化、瓦解敌人，使日寇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在市内布置大量的兵力，这又牵制了日军部分力量。

　　二是实施“爆炸战”。1944年初，方兰到大队部学习爆炸技术，回来后就轮流培训队员，其中有梁福，是道路下水道九龙事务所工段长。3月，大队部截获日寇情报：于4月份对我大队游击区进行大扫荡;令我中队配合反扫荡，牵制日敌的兵力。方兰决定用定时爆炸装置，炸毁九龙窝打老道四号铁路桥。她把爆炸任务交给了家住该铁路桥附近的梁福，把运送炸药“七九”子弹粉、雷管的任务交给阿维和我。我俩向农家妇女借来破旧衣服，打扮成卖柴、卖菜的村姑，把“七九”子弹粉、雷管藏在柴草、蔬菜的担子里，分几天运送。每天早上，混在挑柴菜到九龙城贩卖的妇女人群中，我俩满身大汗，有汗酸臭味，避过了牛池湾等岗哨的检查，把爆炸物品交给城内队员，再送到梁福家里。梁福和两个队员，第一次深夜冒险放置炸药，但没有点响，又要乘夜深取回炸药检查。当夜未炸响，方兰即令黄扬声在天亮前赶到梁福家了解情况。黄返回来告知，梁要求再送几个雷管和几斤“红毛十”子弹粉，以保证点响和加大爆破力。方兰听后急得团团转。她眼睛一转，突然看到几个放牛仔用竹竿赶牛经过，便叫住放牛的阿庆仔(小交通员)和我，又交代了任务。我即到山边斩了两枝竹竿，打通几个节，把子弹粉、雷管装进去。第二天阿庆仔拿着竹竿混在那帮赶牛仔中，从容地混过牛池湾岗哨进入九龙 城……当天深夜12点正，一声巨响，地动山摇，铁路桥上的铁轨、枕木全被炸毁了，交通立即中断。第二天清早，日寇在港九全城戒严，到处进行大搜捕，已开往市郊扫荡的日军和宪兵，又拉回市区，大扫荡被粉碎了，港九同胞人心振奋，传说游击队反攻了!

　　三是深入、有效地开展“情报战”。我们市区中队处在日敌驻区内，有利条件是可打入其内部收集情报。如：有很多队员打入各级政权机关、宪兵系统、军工舰船企业、银行、钞票印制厂和机场等要害部门，进行策反或利用伪职人员，广泛收集了大量情报。有一次，方兰接受了大队的新任务，要掌握日寇舰船在维多利亚港的活动情况。为此，方兰亲自到达住香港儒林台8号靠边楼的队员文淑筠家布置工作。文家处在中环、上环之间的半山上，坐山面海，对夹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中间的维多利亚港海面，一目了然，用望远镜观察更清楚。方兰详细地指导阿文观察、记录和上报的方法，阿文每天送出情报。我按方兰的交代，第二天带足津贴，又到在船坞工作的队员家里取了日寇舰船型号代号图，送给吕少枚转交阿文。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后的一天，英美联军十四航空队的轰炸机群，在维多利亚港海面上空，轮番俯冲轰炸，陆上舰船上炮火连天，海面上冲起很高水柱，有几般日军舰船被炸中，起火、爆炸、燃烧、沉没，也有一些舰船慌忙逃命……这一次轰炸成功，使日寇海上舰船遭受了重创。

　　五、急中生智，死里逃生

　　1945年初，我被调到港九大队部任通信员。当时大队长是黄冠芳，政委是黄云鹏。

　　那时，我在大队部经常听到领导和同志们，讲述港九大队光荣的战斗历史。港九大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为东江纵队)尹林平政委、曾生司令员委派蔡国梁、陈达明、黄高阳三人统一领导开入港九的几支游击队，于1942年在黄毛应村成立的。港九大队成立前后，尹政委曾亲自到港九布置部队，完成党中央和南方局周恩来同志交给的重大任务，接应、护送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何香凝、廖承志、茅盾、夏衍、柳亚子、邹韬奋等，共有七八百人。港九大队开辟的西贡乌胶腾村，群众基础非常好。1942年上半年，东江纵队总部六部电台就搬到这个村附近驻扎。1943年1月，广东各抗日纵队和党的领导人，尹林平、曾生、王作尧、梁鸿钧、梁广、连贯、罗范群、杨康华、李东旺等同志，就在这里召开会议，成立广东省军政委员会，指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

　　我是通讯员，有决心和信心去战胜艰难险阻，完成党交给的通讯工作任务。有一次，我奉黄政委命令，要把他亲笔密件送到九龙深水埗的交通站转交方兰。早上8点，我穿上缝有密件的破旧衣服，戴旧竹笠，拿着包有旧衣服和两个番薯的旧布包，就从大队部驻地赤径出发了。我在路上吃了一个番薯。当我经过启德机场外面的小路时，迎面远远地有两个日本兵，牵着一条狼狗在巡逻。突然听到日本兵吆喝几声，那条狼狗就直向我冲过来。我掉头就往回跑，心里“咚咚”猛跳。心想，这次一定被狼狗追上咬死，肝脏也会被掏出来，就是不咬死，也会被抓去坐牢杀头，无法完成任务。我转念一想，啊!布包里还有一个番薯。我拿出番薯扔在路上。一会儿，我回头看时，那条狼狗停下不追了，叼着番薯走回去，日本兵也不追了。我加快脚步跑了一段路，见路边有草丛就钻进去，跑上小山的树林，喘了喘气便走出树林，绕过牛池湾岗哨，沿着九龙城外北面走山路，最后到了深水埗交通站，把密件交给方兰。这次，死里逃生，使我懂得必须镇定、机智，才能脱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港九大队奉命要北撤山东烟台。撤退前，我跟随兼照顾黄政委及其夫人，住到九龙通菜街，协助指导部队接受日寇投降工作，帮助英军组织自卫队。11月，黄政委调走。我遵照领导指示，留在港九，由地下党领导，开展工人运动。广州解放前后，党组织通知我和梁超(原西贡中队队长)等来到广州，参加筹建广州市总工会。此后走上国营企业领导岗位，一直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