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会战：杨养坚守四天五夜，左眼被炸瞎
来源：史客   2019-06-23 10:53:22

　　讲述人：杨养正

　　出生年份：一九一三年

　　受访年份：二〇一〇年

　　经历过的主要事件：淞沪会战

　　80多岁的赵孝芳很早就起了床，老伴杨养正需要她的帮助。给他穿好衣服后，赵孝芳扶着杨养正来到客厅的一张老式木沙发上坐稳，拧开了收音机的开关，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杨养正开始静静地收听新闻节目。

　　“八百壮士”幸存者杨养正(右一)和老伴赵孝芳(刘嵩 摄)

　　这一天是2010年2月28日，杨养正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96个元宵节。

　　笔者是进入新年后第一个来看他的记者。

　　2月28日，在重庆市南岸区弹子石街道一个叫祥和家园的社区，笔者很容易就找到了杨养正的家。杨庆玲开门后，将已经上床的杨养正扶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老人眼睛望着前方，朗声问道：“你是来自《法制周报》的记者?”说完后，向笔者索要片子(名片)，赵孝芳老人顺便看了一下我的记者证。

　　1937年10月底发生的那场著名战役已经载入史册，杨养正作为四行仓库保卫战“八百壮士”最后的幸存者现在已成为亲历者的“孤本”。1937年10月26日到11月1日凌晨，是中国历史上颇为悲壮的一页。仅有400多人的中国军队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第二营，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的指挥下，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上海银行界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共有的仓库)，阻击日军，为主力部队撤退提供掩护，史称“四行仓库保卫战”。次年这场战役即被拍成黑白电影，1976年在台湾地区又被拍成同名彩色电影。

　　隔着72年的时光大幕，当年所发生的一切，已经逐渐模糊，一般人心目中的这场战役，只不过是一段冰冷而又遥远的历史而已，但在亲历者杨养正的眼中，这些事情就仿佛发生在昨天，每一个细节都是那样清晰。

　　“当时我们奉命进入四行仓库，在还有30多人没有进去的情况下，日军就攻到了四行仓库左侧的墙角下，战斗很快就打响了。里面的人开始用机枪扫射，日军只好退却。

　　“我当时是一营一连一排的排长，奉命进驻的是四行仓库隔壁的一个砖瓦房(实为大陆银行仓库)，里面装的全是糯米、小麦等粮食。”“进入四行仓库后，我们就开始构筑工事。”杨养正说，他所在的砖瓦房，一面临苏州河，后门通向大马路。他将手下的30余名士兵分成两拨，一半在三楼，另一半在一楼，自己则在各处不断巡视。

　　坚守在四行仓库的第一营官兵。在杨养正心目中，那些已经在四行仓库牺牲的战友才是英雄

　　1937年10月27日，杨养正在例行巡视中，看到敌人在侧前方“一弯二弯的，好像在对着我营房修筑工事”，便将情况向前来巡视的团长谢晋元报告。“谢团长拿起望远镜一看，对方确实是在修工事。他当即从战士手中接过一支轻机枪，对准对面一阵扫射，当即就有几个日本兵倒了下去。”

　　这四天里，杨养正不仅亲眼看见了曾经感动千万电影观众的杨慧敏女士越过苏州河封锁线送军旗的一幕，也亲眼看到了何香凝女士在苏州河对岸对守军官兵的问候。

　　“那个时候，在苏州河对岸观战的上海民众，每天都有数万人。”杨养正说，四行仓库保卫战是历史上极为罕见的、有观众的战争。人们以前看打仗都是在电影院，唯有四行仓库的战斗是可以在现实中亲眼看到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有市民越过封锁线给我们送给养，更多的市民则是在河对岸高呼给我们鼓劲”。

　　部队在10月31日撤离四行仓库。在撤退时，杨养正所在排担任掩护撤退任务。“当时，日军的坦克已经封锁了我们的退路，部队付出了很大的伤亡代价。”杨养正说。为了拿掉敌人的坦克，他从一个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对准坦克猛力扫射。就在此时，敌人的炸弹落进砖瓦房爆炸，一块弹片正好射入杨养正的左眼。

　　“副排长见此情形，立即和士兵一起将我架起来，在大家的掩护下撤退到租界医院。在那里医生为我换上了义眼。”指着自己的左眼，杨养正说，“72年来，这只义眼时时提醒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段历史。”

　　杨养正首次完整地讲述了他历时数年的西行之路。“那个时候，就只知道要到重庆去，不管有多难，都要到那里去。”杨养正说，他的这一经历，用几本书都写不完。杨养正的小儿子杨建宏说，我们兄弟几个都有一个心愿，想重走一下父亲当年走过的漫漫西行路，“但即使在今天交通条件如此完善的情况下，我们也一时下不了这个决心。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经费也是一个大问题。我真不知道，父亲在当年那样的战争年代，是如何走过来的”。

　　“从英租界医院伤愈出院后，我被(租界)当局送到了新加坡路与胶州路口的孤军集中营里。”杨养正说，他在那里生活了3年。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举国皆知的事件就是谢晋元团长在1939年被早已为日寇收买的3名士兵杀害，数十万上海市民为谢团长送行，“谢团长就埋在孤军营内。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要去看他。”“为了坚持长期斗争，孤军营还在废旧房屋中成立了生产工业社，所生产的毛巾、袜子、肥皂等远销香港、澳门等地，只要是打上了‘四行孤军工业生产社’标志的产品，投放市场后就会被抢购。充分说明人民对孤军的支持与爱戴。”

　　谢晋元团长(右)在淞沪抗战前夕的照片

　　“1939年，孤军营改编，一连由陶杏春任连长，二连是陈日昇，三连是任杰，我任四连连长。”杨养正说。此后一段时间，孤军营一直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与租界当局斗争。直到1941年12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当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军营将士被日军强行接管，400多人顿时成了日军俘虏。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杨养正在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他的被动西行之路。

　　“当时，日本人将我们押到了宝山营房，大约1个月后(约1942年1月)，我们被转押至新龙华模范监狱。几个月后，再次转押至位于南京老虎桥的江苏省第一监狱。1942年底，400 余名孤军将士被分散押管，我们这一组大约有30余人。当时的副团长雷雄被分到了我们这一组，后来他成为我们在监狱中与日军进行斗争的领导。”

　　同年年底，杨养正等30余人被日军从南京转押至安徽芜湖裕溪口淮南煤矿运煤。在运煤的列车上，杨养正一有空就带领大家唱《流亡三部曲》和《江南游击队之歌》等爱国歌曲，鼓舞大家的斗志。

　　“说句老实话，我们每天在日本兵的铁蹄下做苦力，如果没有那些歌曲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亡国奴，我们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下去。当时就有一个想法，一定要逃出去。”

　　在谈及这一段时，老英雄明显来了精神。他告诉笔者，当时在煤矿做苦力的有四五百人，里头有好人也有坏人，以雷雄为首的孤军营将士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团体，基本上不与其他苦力接触。“因为我们要暴动，必须秘密进行。雷雄将我们每3个人分为一个组，趁出工时摸清敌人的情况。他们有多少人、多少枪，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的。只要一吹哨子，大家就行动。”

　　“大约是1943年4月的一天，下午收工时，我们盯准了一个日本哨兵。大家做好了准备，一起冲上去，抢了一挺轻机枪和两支步枪，并用步枪扫射守兵，冲出了重围，向附近的新四军游击区跑去。”说到这里，杨养正顿了一顿，失明的双眼坚定地望向远方，言辞中充满敬意：“那个抢轻机枪的战友，在跑的过程中被日本兵打中了下巴，舌头都被打断半截，仍然英勇地向前跑。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位于淮南铁路与合巢公路之间的新四军赶来支援，将追赶我们的日本兵打退。”进入游击区后，30多名孤军营将士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新四军部队休养大约半个月后(约1943年5月)，新四军一位姓徐的指导员带领大约一个排的战士，深夜护送孤军营过了敌人的合巢公路封锁线。

　　临行时，还给将士们每人发了毛巾、鞋、袜等生活用品。

　　从这一天开始，30余名获得自由的孤军将士，开始了西行之路。他们将最终目的地锁定在当时的“陪都”重庆。他们沿途先后经过了安徽的六安、河南的漯河火车站和叶县。

　　“我的名字就是在到河南叶县后改的。”年近百岁的杨养正，在与笔者的交流中提到一些地名和部队番号、部队负责人的名字时，描述异常清晰，这不得不让笔者对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惊人的记忆力佩服不已!在回忆自己改名字的这一细节时，杨养正朗声诵读了写在当地一个寺庙门前的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他告诉笔者，他的原名叫杨德馀，在看到叶县寺庙前的这副对联后，他突然产生了要改名字的想法：“我们抗日救国，就是养了一腔正气。抢枪成功了，说明我们是正义的，天地都助我们。”这时，杨庆玲找出一张泛黄的《八百将领孤军芳名录》，从右到左数到第七行的名字是：一排排长杨德馀。从叶县出发后，战友们便叫他杨养正了。

　　离开叶县后，30多人又来到了李宗仁驻防的湖北老河口。副团长雷雄在那里病故，西行小组经过短暂商议决定，连长杨养正、排长陈岂凡、文书夏文渊、班长李自飞4人进入草店军校学习，其余30人由二连连长陈日昇带领，继续投入部队参加抗战。

　　到军校3个多月后，仍未开学，4人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大家提出要前往“陪都”重庆，获得批准。经过湖北武当山、房县，到达四川忠县、万县。在万县，杨养正他们坐上了远东军开往重庆的轮船。1944年春天，在经过数千公里的漫长征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重庆。建国以后，重庆市人民政府曾要求旧军人进行统一登记。其中很多人都被安排了工作，成为新中国的普通公民。

　　这是杨养正1944年国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军官证上的照片

　　在重庆上岸后，其余三人分别投奔亲友去了，人生地不熟的杨养正无处可去，便找到了当时设在重庆的残废军人办公室。随后，杨养正被送往长寿荣军医院住院疗养。

　　听说医院里住了一个仰慕已久的“八百壮士”，年仅17岁的重庆姑娘赵孝芳非常激动。她有事没事总往在医院门口做小生意的姐姐那里跑，一来二去就与经常到小摊上买东西的杨养正熟悉了。在杨养正有一只眼睛是假眼的情况下，赵孝芳依然做出了嫁给他的决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认识了一年多的两位青年决定就在第二天结婚。赵孝芳说，之前有家人提过结婚的事，都被杨养正挡回去了。“他总是说，没打跑日本人，我们就不结婚。”

　　1946年3月，杨养正因坚守四行仓库受到政府嘉奖，获忠贞奖章，并被授予少校军衔。

　　杨养正退役证

　　“这个时候，解放战争开始了，我以身有残疾为由要求退役，目的是不想打内战。1946年递上去的报告，到1947年才批下来，批下来以后，我就成为备役军人，实际上也就是做了老百姓了。”

　　杨养正说，退役前他每个月的军饷为2万元(当时的货币)，退役后减半，只有1万元了，但每月还有300元抚恤金。

　　“重庆解放以后，所有旧军人都被要求到有关部门进行登记，但当时有一个规定，‘久住市区在乡军人不在其内’，杨养正没有被列入其中。”赵孝芳说，当时他们找到公安机关进行登记时，所有的证件都交了上去，直到抗战胜利60周年(2005年)时才都要了回来，“公安机关为我们保存得很好”。

　　这些证件包括忠贞奖章执照、伤残给予令、晋升少校令、伤残入院条、退役证，等等。

　　1953年，杨养正39岁的时候，作为新中国的公民，他被安排到重庆市蔬菜副食品公司当工人，直到1977年退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身为旧军人，杨养正的那段英雄历史被刻意隐瞒，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很少知道。作为杨家最小的孩子，1959年出生的杨建宏是在读初中的时候，因为入团要写家庭成分时才知道父亲的历史。

　　杨养正和赵孝芳共育有6个子女，老大杨建中生于1946年，现已退休;老二杨庆玲生于1948年，退休后帮助母亲照顾杨养正;老三生于1952年，因为当时家庭条件困难被送养，现在国航公司工作;老四杨建国，1954年出生，在某单位工作;老五杨建伟，在38岁那年去世。最小的杨建宏顶替母亲到某粮油机械厂上班，前几年从单位下岗后，先是在外面打工，后来回到家里，将父母住了50多年的两间老屋背靠马路的窗户改成大门，办起了小吃店谋生。

　　杨养正一家的“全家福”。战后不久，两岁的女儿喊着爸爸，让他最终没有再回上海。谁知这一等就是60年。吴铮供图

　　2005年杨养正被“发现”之后，由南岸区民政局、统战部、商业局等单位一起出资，为杨养正购买了祥和家园七楼的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人过世以后，这套房子将由政府收回。杨养正的心愿是在他们过世以后，这套房子让孩子们继承，“他们几个受我的影响，连初中都没读完，现在又下岗了”。

　　说到影响，杨庆玲提到的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在她小的时候，有一次杨庆玲拿着外婆给她的一张照片去找妈妈：“妈妈，这里有爸爸的相片，爸爸是解放军。”赵孝芳看到那张照片后，就把照片收起来了。原来，那张照片是当年杨养正戴着国民党帽徽照的相。59年过去后，赵孝芳老人向笔者展示当年那张照片时，只有年轻的她抱着女儿，穿军服的杨养正已经被她剪掉了。

　　赵孝芳回忆，2001年的时候，《重庆经济报》一名年轻记者来到弹子石寻访抗战老人，正好遇上她。得知杨养正也是抗战老兵后，这名记者以“老英雄重唱八百壮士歌”为题，对杨养正进行了报道。

　　在上海某媒体的组织下，2005年7月5日，阔别上海68年的杨养正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到了上海四行仓库和孤军营谢晋元团长铜像前。“杨养正摸着铜像的手，接着又站起来，张开双臂，把铜像紧紧抱在怀里，两行热泪涌出眼眶。”当地媒体这样写道，“进了陈列室以后，杨养正一边歪着头，认真听着讲解，一边不时用手去触摸这些照片和文件。”当得知四行仓库陈列室保留着当年八百壮士名册，名册上有杨德馀的名字时，杨养正的手指在自己名字上停留了很久。

　　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时杨养正事隔68年又见到自己的团长谢晋元

　　在上海，杨养正还意外地遇到了谢晋元的儿子，原杨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继元。“握着谢继元的手，杨养正骄傲地说，自己从来没有忘记谢团长‘不向日军低头’的教诲。”

　　2010年12月16日晚上7时左右，笔者照例打开QQ，重庆的一位记者给我留言：“朱老师，你报道过的‘最后的八百壮士’杨养正于今天下午5点25分在重庆逝世，享年97岁。”

　　杨养正老人生前照(刘嵩 摄)

　　言犹在耳，斯人却已驾鹤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