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宏钧,原国民革命军41军老兵,1937年出川抗日,参加了台儿庄、长沙等著名抗日战役,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解放前夕,他在成都起义,现为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1936年,我18岁,在绵阳参加了川军29军。当时本准备读大学,但民族危难之际,我投笔从戎!”昨天,何宏钧时而幽咽、时而激愤地述说。
经历抗战烽火
19岁背离老母赴国难
“七七事变”爆发,何宏钧就读的干部训练班提前1年毕业,500名学员在8月1日被派往各个部队。“我家中当时只剩老母,又无兄弟姐妹,母亲不识字。国难当头,哪想那么多,身穿2尺5(当时对军装的称呼)就出征。”19岁的何宏钧成为41军124师744团4连的文书上士。
脚蹬烂草鞋,身着旧军装,肩背土制步枪。装备如此低劣,川军伤亡惨重,却前仆后继,毫无惧色。“到西安已是10月中旬,根本来不及休整,一个团一个团开赴前线。”
10月26日,何宏钧所在部队抵达山西火线。“敌人放过我们的搜索部队,结果,我们的主力掉进伏击圈。”何宏钧说,川军大多使用的老汉阳造枪支,常卡壳,极少量的迫击炮也常炸膛。
最为惨痛的是,当时北方已下雪,士兵全都草鞋单衣,双脚红肿,甚至没有野战医院,每连都有士兵活活冻死。“尽管如此,我们硬是用大刀与日寇展开殊死肉搏。娘子关一战,我军损失过半。”
台儿庄战役九死一生
1938年2月,41军奉命前往腾县。迫击炮排排长阵亡,何宏钧调任排长。台儿庄一役,41军进行滕县保卫战。川军名将王铭章部署战斗。
“从3月14日清晨至18日,我们死守腾县。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步、骑兵7000余人,配备数十门大炮及坦克,在30多架飞机掩护下向滕县展开全线进攻。”
“当时我步兵团只有4门迫击炮,无一门野炮或山炮,更无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日军一般以六七十门山炮一齐地毯式轰炸。我们只好每打两炮,立即转移炮位。”
“营长负伤,副营长上了前线,我火线升任2营营部副官。但至15日夜,我们仅余2000余官兵。王铭章下令将东、南、北门用沙袋封闭,仅余西门,并把城外部队调回城内准备巷战。”
“17日晨,日军向我们阵地猛轰,敌机20余架疯狂投弹扫射,整个滕县城火光冲天。下午,日军用榴弹重炮轰开南门、东门。我和少数伤员已撤离至西关车站准备继续战斗外,其他官兵几乎与城共亡。”
3月17日夜,日军攻入城中,守军一街一巷抵抗。师长王铭章见援军无望,决定到西关车站组织残部防守,在西门城楼遭日军密集火力射击,王铭章指挥警卫连向日军进攻,一个排全部阵亡。王不幸腹部中弹,他疾呼:“死守滕县!”又一阵密集枪弹扫来,王铭章又一次负伤,随后饮弹殉国。
消息传来,城内受重伤的300名士兵引爆手榴弹殉城。
何宏钧潸然泪下:“滕县保卫战共4天半,我们41军守城,伤亡5000余人,日军死伤达2000余人。”
新闻背景
26万川军硬汉阵亡抗日前线
八年全面抗战,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余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
“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近两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可供壮丁500万,可供粮食若干万石!”
1937年10月,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23集团军总司令。部下多劝他不必出川亲征,但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刘湘带病出征,在前线吐血病发,纸书“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1938年1月,刘湘去世,终年48岁。死前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刘湘这一遗嘱。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所著《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载:抗战8年,四川提供近300万兵源充实到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的1/5强!川军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淞沪战役、南京战役、武汉会战中屡立功勋。
何应钦统计,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20%%,即阵亡26.4万人,负伤35.6万人,失踪2.6万人,共计64万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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