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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老兵李长维穿草鞋行军千里 扛步枪身经百战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5年05月13日 记者 陶建杰   2016-05-31 10:23:53


 
  老兵档案 李长维

  1920年 出生在重庆梁平县虎城镇。

  1937年9月 加入川军赴山西参加忻口战役。

  1938年3月 参加台儿庄战役,后升副排长。

  1938年—1940年,转战各地,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

  1942年3月 编入新38师,在孙立人的率领下入缅作战,任上尉指挥参谋。

  1945年8月 日军投降。李长维随部队到东北参加内战。

  1948年10月 参加50军起义。随后,被资遣回家务农。

  土改中,作为伪军官,开始了长达30年的监外执行生涯,1984年平反,现独居重庆市梁平县双桂堂,每月享受政府补贴450元。

  南京保卫战前集结的川军,当时川军中还有打油纸伞者。

  重庆市梁平县城西南13公里的金带镇,翠竹掩映中,有一座西南地区著名的寺庙——双桂堂。每天清晨,悠扬的钟声伴随着念经声便会从寺庙里传出。在双桂堂最后面的那幢灰色老房子里,一位老人会在这个时候起床,然后沿着双桂堂的小径静静地走上几圈。

  他叫李长维,1920年出生在梁平县最偏远的虎城镇,在双桂堂一带,提起李长维的名字,很多人并不知道,但只要问起“打过日本人的李团长”,很多人都会用重庆话讲“晓得、晓得”。

  得罪乡长被抓壮丁

  那时大家都认为,上前线打仗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我家很穷,仅上了三年私塾后,就辍学跟父母劳动了。父母教导我做人上要为国,下要为民。”李长维出生在梁平乡下的一个佃农家庭,从小就喜欢助人,15岁的时候,被选为保长,人称“小保长”。

  1937年李长维17岁。当时的政府号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面支援抗战,但是他所在乡的乡长却和军队营长勾结营私舞弊,修公路、修飞机场的是穷人,交苛捐杂税的是穷人,当兵上前线,征的也是穷人。

  “乡长和营长是亲家,乡亲们敢怒不敢言。乡长还多次在全乡保长和代表大会上,大谈他的政绩。当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当场指出他的破绽,从此乡长就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找着机会要报复。”

  1937年9月的一天,一伙人强行冲到了李长维家里,没等他反应过来,就已经把他捆得严严实实,不容争辩,他就以“壮丁”的身份被送进了军营。

  “那时候,中国的武器很落后,军队中普遍有畏敌怕死的思想,大家都认为上前线打仗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乡长抓我壮丁,使的就是借刀杀人啊。”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兵几路,其中一路向西,进攻山西。9月底,日军第5师团和关东军一部突破中国军队内长城防线后,奉令向太原进攻。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决定在忻口地区组织防御。李长维被编入卫立煌指挥的第14集团军下属第9军,从四川奔赴山西忻口参加战斗。

  “从四川到忻口,大概花了2个月,全部靠两条腿走过去的,一天要走120多里。我是第9军的新兵,当时连枪怎么拿都不知道。去山西的路上,我们一边行军一边训练。每天休息两次,每次20分钟。休息时,老兵就会教我怎么放枪、怎么投手榴弹。”

  当时川军装备简陋,吃的也很苦。士兵一天只能吃两顿,一开始的时候,李长维还能够吃上小米、苞谷,后来到了湖北境内后,只能吃黑豆了。尽管如此,前方战事紧张,行军的速度却一点也没有慢下来,川军士兵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开始行军,一直走到晚上6点天黑才休息。

  当他们到达山西前线时,北国冰天雪地而川军士兵仍然是单衣、草履,粮食又接济不上。加之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每人只背了一杆步枪和两个手榴弹。但官兵们毫不畏惧,“一谈到打日本鬼子,都是精神百倍,信心十足”。

  “条件虽然艰苦,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学习。晚上我就用连长、排长用剩的铅笔头,在纸烟盒上写字,有时候还借着月光看书。学习文化完全是个人的事情,队伍中像我这样的人很少。”

  初战军长便中弹身亡

  三位将军同时殉难,剩下的士兵群龙无首,军中一片混乱

  1937年10月,第9军抵达了忻口。这时候,李长维已经会用步枪和手榴弹了。

  10月13日,日军第5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率部队对忻口守军防御阵地展开全线攻击,重点是阎庄和南怀化阵地。而李长维的部队,就守在南怀化阵地。由于部署不当,夜间作战,战斗一开始便同日军形成混战。在混战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第9军军长郝梦龄、第54师师长刘家祺和旅长郑庭珍不幸中弹身亡。

  “三位将军同时殉难,剩下的士兵群龙无首,军中一片混乱。我们川军中有些人在行军的时候就怕越走越远后回不了家,训练时天天想家,所以排长教东西,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后来真的上战场了,人一着急就扎堆,把头一个劲地往泥土里面埋,屁股翘得老高,结果全部被日军击中了。”

  忻口战斗中,李长维幸免于难。由于他好学,在当时的战士中算是有文化的,所以战斗结束后被选入了“军士队”。在当时,“军士队”是一个临时性的组织,一边打仗一边学习,而老师就是班长。李长维在那里呆了2个多月,学习了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后,被送到了张自忠的59军当上了班长,立刻参加台儿庄战斗。这一次,又是靠两条腿走过去的。“后来我总结当新兵时的收获,感触最深的是,当一天兵等于读一天大学啊!”

  随张自忠血战台儿庄

  装备太差了,炮兵经常把美国产的81炮弹装在国产的82炮身里面发射

  1938年3月,板垣第5师团进攻山东南部的军事要地临沂城。李长维所在的第59军奉命增援,与守军庞炳勋第40军内外夹击,取得临沂大捷,并分割了日军主力,为随后著名的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

  “战斗打得异常艰苦。主要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太差了。敌人用飞机大炮,我们用步枪手榴弹,相差悬殊。”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一个步兵连只有3挺轻机枪,每个机枪组5个人,其中3个弹药手负责运送子弹,两个射击手轮换。而每个营下面才设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连,普通的士兵,都是用最落后的步枪和敌人战斗。

  “炮弹的规格也不统一,有时候用美国产的60迫击炮,有时候用中国产的82迫击炮。很多时候,炮弹和炮身并不对应,我们经常把美国产的81炮弹装在国产的82炮身里面发射,只要能射出去就行了。”

  台儿庄战役,包括外围阻击战在内,前后进行了一个多月,中国投入兵力20多个师计12万人,击败日军第5、第10两个精锐师团,以损失近两万人代价,取得歼敌万余人的战果。但由于敌强我弱,这个胜利未能改变正面战场的被动局面。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李长维由于作战有功,升任上士副排长。随后,他的部队星夜兼程奔赴武汉,又走了一个多月。

  “那时候,我们白天根本不敢走路,日军的飞机一直在天上盘旋,不停地轰炸。只好利用晚上日军休息的时候走上一百多里。但是我们一晚上走的路,日本人第二天用坦克几个小时就赶上来了,所以一直处于日本人的追击之下,大家的精神都很紧张。”

  从山东到湖北,路上所经过的大片地区,尽是满目疮痍,老百姓都早已经逃得无影无踪。李长维所到之处,都是空房子。白天,他们就在这些房子里面睡觉。

  “不打仗的时候,我们一天1斤半粮食,但后方粮站往往在里面掺了沙子。打仗的时候,老百姓都跑光了,留下的空房子,几乎每家都有粮食,正好给我们吃了。”

  在老百姓家里,士兵们睡的是大铺,但是根本睡不好——虱子成为困扰大家的一个难题。多年后,李长维对当时的虱子猖獗还记忆犹新。

  “衣服从来不换,也没有机会洗澡,几个人睡一个大炕,一个班才一条毯子。用扫帚一扫,炕上、毯子上、衣服上、人身上全是虱子。晚上我们就围着柴火堆烤虱子,只听到‘噼啪噼啪’声,像放鞭炮一样。5、6月份天热起来的时候,虱子全部从棉衣里面钻了出来,爬到外面,多得像蚂蚁一样。”就在这时候,疥疮等传染病又开始在队伍中蔓延。李长维所在的班,15个战士都得了疥疮,从头到脚,浑身都是。一遇到温泉,战士们知道水中含有的硫磺可以治病,都像见到救命稻草一般,争先恐后跳入水中。

  在随后的一年多中,李长维所在的第59军被编入第33集团军,张自忠任总司令,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等等。到底打了多少仗,李长维自己也已经记不清了。唯一记得的是,1940年5月随枣会战中,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南瓜店以身殉国,全国震动。

  “那时候打仗就是这样,无论级别大小,每个人都要冲,连军长、师长都亲自杀敌。”

  孙立人器重的“土参谋”

  “没有孙将军,就不会有我李参谋了”

  1942年1月4日,日军进攻缅甸,英缅军节节败退,英方吁请中国军队入缅援救。中国军队入缅作战。

  这时,李长维已经是孙立人新38师下属的一名上尉指挥参谋了。

  “在国内作战,普通士兵每月1块补助,排长是6块,连长是10块,出国作战后,我的补助大概是40多块。但生活还是很艰苦。”

  入缅初期,那些黄埔军校毕业和留美的参谋,并不把李长维这个出身行伍的“土参谋”放在眼里,这让李长维相当郁闷。但是随着战事推进,其他参谋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友好了。

  “参谋分作战参谋、指挥参谋、情报参谋、通讯参谋、训练参谋好多种。大多数参谋都是从学堂出来的,一听到打仗,其实心里都很害怕,不停地给家里写信。我就对他们讲,不要怕,我们是军人、是参谋,不是老百姓,我们所在的地区,离敌军还有几十里路呢。但是这些人还是吓坏了,于是他们的那些活,都是我来干的。”

  孙立人对李长维这个出身卑微的参谋却非常器重,亲自教会了他画图,用比例尺、指北针、望远镜等参谋必备的技能。几十年后,李长维对孙立人依然充满感激。“没有孙将军,就不会有我李参谋了。”1990年,当李长维得知孙立人于台中病逝的消息时,独自沉默了很久。

  而对那些怕死的“黄埔参谋”,至今李长维的言谈间还带有嘲笑。“战争结束后,他们对我都特别尊重,一个劲地叫我‘老大哥’。后来有一个参谋的妈妈、老婆都来看我,对我说,这个人就交给你了,你是救命恩人啊!”

  1942年4月17日,缅甸西线英军步兵第1师及装甲第7旅被日军包围于仁安羌,陷于绝境。孙立人奉史迪威之命亲率113团连夜前去救援,18日凌晨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歼灭日军1个大队,救出英军7000多人,并救出被日军俘虏的英军官兵、传教士和新闻记者500余人。

  “当时日军是我们的10倍,不能强攻,只能巧取。孙将军让我们所有官兵、包括伙夫、文书在内,三个人一组,在敌人周围放火,漫山遍野立刻都是火光,敌人一下子就乱了阵脚,我们趁机就攻克了仁安羌。”

  仁安羌之战是中国远征军入缅后第一个胜仗,孙立人以不满1000的兵力,击退数倍于己的敌人,救出近10倍于己的友军,轰动全球。之后,蒋介石给他颁发了四等云麾勋章。罗斯福授予他“丰功”勋章,英王乔治六世则授予他“帝国司令”勋章,孙立人成为第一个获得这种勋章的外籍将领。

  1942年5月,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新38师向西撤往印度。10月,中国驻印军改编成新1军,孙立人任副军长兼新38师师长。也就在此时,李长维被提拔为少校参谋。

  1943年8月,中国驻印军开始反攻缅甸,1944年11月,新38师攻到了缅西重镇八莫。

  “八莫的地形非常复杂,周围湖沼纵横交错,尤其是太平江,江面有数百米宽,水流很急,搞不好就会翻船。孙立人师长就想了一个办法,把我们的部队分成两拨人,小部分在正面继续攻打日军,吸引注意力;而我和大部队一起,悄悄绕到日军背面。我们砍树砍竹,做了很多木筏竹排,趁着夜色渡过了太平江后,把日军包抄了。日本人发现情况不妙,乱了阵脚,四处逃散。”

  李长维最难忘的是在攻打八莫外围日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时,日军把重兵部署在民房屋脊上、树上,居高临下。从拂晓打到中午,部队迟迟攻克不下。

  这时候,观测台的炮兵给孙立人打来电话,请示该怎么办。而孙立人一时也没了办法。说时迟那时快,在孙立人身旁的李长维,一把夺过电话,以师长的口吻,果断地命令炮兵“限在10分钟内,发射50枚空炸弹,发射完毕再报告”!

  10分钟后,空炸弹发射完毕的电话打来。这时,在树上、屋顶上的敌人,基本上都被50枚空炸弹炸得半死,一个个掉到了地上,完全没有了反抗能力。孙立人命令部队反攻,不费吹灰之力,日军全部被歼灭。

  “由于抢电话有功,我受到了师长的嘉奖,由少校晋升中校参谋主任,当时真是得意啊!”说到当年,李长维露出了孩子般的炫耀神情。

  30年监外执行生涯

  1984年平反后,民政部门发给李长维每月救济金20元,现在是每月450元

  日本投降后,李长维随部队搭乘美国兵舰北上秦皇岛,开始了东北战场的内战。

  1947年,新1军被解放军围困在长春。在长春解放的前几天,李长维应朋友邀请,参加50军起义。但在整训中,由于不属于50军的编制,李长维被清洗出了队伍。随后,他被送进了教导团,通过学习后,资遣回家务农。

  在十余年戎马生涯中,李长维没有负过伤。他说,我当连长、排长、团长的时候,从来没有打过士兵,那时候很多军官负伤,都是因为虐待士兵而被他们在背后放了冷枪。入缅作战后,他是参谋,很少有和敌人面对面直接搏杀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在土改中,李长维作为伪军官,开始了长达30年的监外执行生涯。直到1984年,他才平反。

  至今,李长维一直想不通:“当时明明说‘不受歧视、一视同仁’,后来怎么变成了‘戴上反革命帽子,接受改造’了呢?”1984年平反后,民政部门发给李长维每月救济金20元,后来逐年递增,现在是每月450元。他在双桂堂的居室,房间很简单,一床、一桌、两凳而已,甚至连用电插座也没有。桌子上,铺着他写的书法。“年纪大了,眼睛不好,现在已经很少写字了。” 

  300万川军 26万阵亡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

  “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四川省主席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慷慨陈辞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8月25日,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

  何应钦《八年抗日之经过》记载: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1/5强。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两句杜诗。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死前他留有遗嘱:“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前线川军每天升旗时,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刘湘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打内战时的川军,很多人是“吊儿郎当双枪将”(破枪加鸦片烟枪),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抗战八年中,担任的前线战场,约占全国1/5,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最惨烈的牺牲。

  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但该师官兵英勇鏖战,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10月15日,20军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

  台儿庄战役中,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李宗仁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而负担的国家财政总支出也达30%以上。

  ▲1937年的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初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场战役。

  1944年11月,远征军从缅甸密支那进攻八莫。

  1938年3月中旬至4月上旬,日军在临沂遭中国军队顽强抵抗。

  在随枣战役中,中国军队突入枣阳城北门。

  在台儿庄战役中壮烈殉国的川军名将王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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