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征军战士李铁椎：身背堂兄骨灰征战缅甸丛林
来源：天府早报 2005年06月09日 记者：云源周晶晶/实习生：姜芸/摄影：韩杰   2016-06-12 09:15:44

　　少年参军放下书包上战场

　　“我走后，母亲经常流泪，一端到碗就想起我。 ”

　　成都陕西街188号，闹市中一座宁静的小院。李铁椎一人在家。“老伴出门买菜去了，请坐、请坐。”老人身材瘦小，穿着一件白色衬衣。62年前，19岁的他作为一名中国远征军战士，奔赴印缅战区。“参军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高二的学生。”

　　1943年12月，“我在省立资中中学读高二，校门外贴有一张征兵告示，我兴冲冲地报了名。”李铁椎的父亲早逝，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当时，参军是个热潮，即便战死了也值。母亲见我执意去当兵，也没有反对。后来我才知道，我走后，母亲因为思念我经常流泪，特别是在饭桌上，一端到碗就想起我。”

　　四川招募的新兵在泸州集合报到，“我被送到重庆，在教导团受训几个月，就来到了昆明，那时我知道我将前往印度参战。”

　　飞越驼峰赴印度

　　“颠簸、缺氧，因为要飞越一座座4000米以上的山峰。”

　　1944年初夏，李铁椎和200多名新兵列队进入昆明巫家坝机场，“机场一角，一架C—46军用运输机静静停在那里，那是陈纳德将军飞虎队的飞机。”新兵们进了机舱，“一路上每个人都很安静，可能都在想自己的心事。”

　　从昆明经缅甸到印度的航线上，山峰连绵起伏，犹如驼峰，因此被称为“驼峰航线”。未标明海拔高度的山峰、难以预料的雷暴以及日机的出没，均对飞行构成巨大的威胁。“我们正是飞行在驼峰航线上。1942年3月仰光沦陷，日本人控制了中缅公路，当时这是惟一可以通往印缅的路线。”李铁椎说，飞行途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颠簸，“还有缺氧，因为要飞越的是一座座4000米以上的山峰。”

　　飞机降落在印度汀江机场。“下了飞机，我们就被送往加尔各答，那里是盟军的培训基地。”

　　枪法出众被提拔

　　“20多米高的树上有一只秃鹰，我只用了一发子弹就把它打了下来。”

　　李铁椎被分配到新一军30师防毒排。“美国教官给我们训练，主要是防止毒气的课程，如何对付日军的催泪性和中毒性气体，比如氯气等。”“火焰喷射器是我们必备的武器，高压钢瓶有15公斤重，需要背在身后。钢瓶里装有白色的化学粉末，使用前，加入汽油兑成黏液，只要一按开关，从枪管里喷射出的火焰可达10至30米高，而且粘性强，火焰在石头上、水里都可以燃烧。我们是两个人一组，我个子小，就负责警戒，和我同组的是位山东大汉，他就负责背钢瓶。”

　　在受训中，李铁椎因为枪法出众，被提拔为中士。“使用的全是美式装备，不过中国士兵比美兵差一点，美兵用的是全自动步枪，中国兵用的是半自动步枪。”李铁椎在10米内可以击中火柴盒，“美国教官找到我，让我演示枪法。在20多米高的树上有一只秃鹰，我拿半自动步枪，只用了一发子弹就把它打了下来。”

　　浴血抗战蚊子偷袭染疟疾

　　“热带雨林中，蚂蟥还不是最可怕的。”

　　1944年7月，为争夺缅北重镇密支那，中美军队与日军激战。“防毒排150多名战士从加尔各答坐飞机赶去支援。那时盟军刚拿下了密支那机场，出了机场，一路上全是成片成片的弹坑，不时可以看到日本兵的尸体。我们在清理营地时，发现了几具日军扔下的尸体，我发现一只手表，就偷偷从尸体手上取了下来。这只表我一直戴到上个世纪50年代。”

　　防毒排的任务是护卫机场，防止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抢夺机场。在缅甸，除了日军，盟军要对付的还有蚂蟥和蚊子。“我们穿的是一种深靴子，把腿遮得严严实实，防止蚂蟥吸血。但热带雨林中，蚂蟥还不是最可怕的，”李铁椎说，疟蚊不分白天黑夜发起进攻，散播病毒和疟原虫，很多士兵都染上了疟疾。“我也没有幸免。”

　　“在我得病期间，我的堂兄李伯森每天都要来探望我。”李铁椎说，堂兄比自己大3岁，他是到了密支那后，才知道参军的堂兄也在印缅战区，“和我还是一个师的，他在特务连当侦察兵。”

　　偶遇堂兄成永诀

　　“他是被日军用机枪扫射死的，全身都是子弹眼眼。”

　　李铁椎没想到，在密支那与堂兄的偶遇竟是永诀。“一个月后，防毒排随步兵向拔末方向前进。在雷邦，我碰上了特务连的人，说我哥被打死了，并说在师部的收尸连亲眼看到了我哥的尸体。”

　　1945年3月，李铁椎随部队到达那曲，“特务连的连长给我讲了我堂兄战死的经过，他是在进入日军封锁线进行战地侦察时，被日军发现后用机枪扫射死的，全身都是子弹眼眼。”

　　“我打报告给师部，请求将我哥的尸体火化，有机会我把骨灰带回老家。”报告很快就批准了，师部让一位姓杨的参谋陪李铁椎去坟场。“那里有30多座土垒起的坟堆，每座坟堆上都立了一个木牌，上面写着姓名，都是牺牲的中国军人。我找到了堂兄的坟堆，心头痛得难受，眼泪跟着就下来了。”师部请了两位当地人来挖坟，“埋得不深，一会儿就挖出来了，堂兄死了3个月，但面目还是完整的，尸体只腐烂了一部分。”

　　降落伞布裹尸还

　　“火化完后，堂兄的骨灰一直放在我随身的背包里。”

　　“我们砍了一些木材垫在他身下，洒上汽油点燃。火化完后，我扯了一块降落伞布，将他的骨灰包起来，一直放在随身的背包里。”

　　1945年7月，在印缅的日军被消灭得所剩无几，李铁椎随部队从那曲乘机返回昆明。“我又给师部打了一个报告，请求请一个月假，将我哥的骨灰送回资中。副师长文晓山接见了我，并给我开了一个中英文双语通行证，有这个通行证，无论是中国的军车还是美国的军车，都可以拦下搭乘。”

　　从昆明到资中，穿过西南公路，李铁椎花了1个多月的时间，“一路上走走歇歇，路况险恶，顺风车都换了10多辆。“走到重庆时，我记得是8月15日，突然听到了鞭炮声，才知道是日本投降了。”

　　老人今昔我是四川首批律师

　　“可惜的是，打仗时的物品只有一张毛毯留了下来。”

　　抗战胜利后，李铁椎回到资中，再次进入课堂，“我读完了高中的最后一年，考入了正阳学院攻读法律专业，后来又到二野军政大学学习。”

　　1950年，李铁椎分配到川东行署，“然后在省劳动厅工作，一直到1985年退休。”如今已81岁的老人说，“我是四川第一批律师，现在还是注册律师，不过几年前就没有代理案子了。”李铁椎的另一个身份是成都市收藏家协会理事。

　　“我收藏青铜器有10多年了，共收藏了几十件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青铜器，我要把这些东西都传下去。可惜的是，打仗时的物品只有一张毛毯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