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丹心壮,碧血军旗扬。隐功七十载,梅花散晚香。”这首诗讲述的是老八路王战胜那坎坷、曲折而又感人的人生故事。
重大义国破家亡誓从军
1940年,日本铁蹄踏遍了半个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军事和政治以及经济条件,山西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
这年3月的一天深夜,万籁寂静,国民党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某部,少尉副官王习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潜出军营,准备投奔八路军,不料被流动哨兵发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在身边嗖嗖乱飞。一队士兵举着火把追了出来。王习举拼命地向后山跑,并迅速钻进丛林里。枪声、吆喝声越来越近。王习举抱定了决心,就算是死,也不能被追兵抓到,于是猛地振作起来,奋力向山上跑去……
枪声渐渐稀疏下来。王习举累得连爬都没有力气了。他陷入了绝望。可就在这时,不远处却闪出了一丝光亮。王习举以为自己累花了眼,使劲地揉了揉眼睛,是的,下面山谷里有一处光亮。顿时他浑身充满了力气,跌跌撞撞地向有光亮的地方跑去。两个小时后,他跑进了一个小村庄……
1922年4月22日,王习举生于山西省临县山庄头杏林庄一户贫苦人家。他5岁死了父亲,8岁死了母亲,遗下兄妹三人,全靠姐姐抚养,因他喜欢用刀到处刮树皮,村里人都叫他“王刮皮”。由于生活无着,小小年纪便给地主放羊,穿着破衣服,吃着最差的饭菜,饱受欺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如果羊吃了别人地里的庄稼,还要受到地主责骂,要是羊弄丢了,轻则不准吃饭,重则挨上一顿毒打。
一天清晨,王习举很早就起床放羊,老远就看见羊圈的栅栏塌了。“糟了,羊圈破了。”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奔向羊圈一数:“一只,两只,三只,哎呀……”他发现有两只羊不见了,急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地哭了起来。王习举整整找了一上午,都没找到。这下可闯了大祸。地主婆抓住他就是一顿毒打,整整两天不许他吃饭,并还威胁说如果找不回羊就报官,让他爹坐牢。
“我不干了,你们把我卖了吧?”王习举实在熬不下去了,愤怒地对地主婆嚷道。
1938年,通过一个进步青年的介绍,16岁的王习举秘密参加了西北青年救国会,该会是中国共产党组建的群众性青年抗日救国组织。王习举和那些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一道,积极扩大救亡组织,组织抗日宣传,加紧军事训练,严防间谍汉奸,援助前线抗敌战士。在该会组织的运动会上,他获得一枚椭圆形奖章,长5厘米,宽3.3厘米,正面黄色底,红五星,中间一个奖字,上写“八一运动大会、西北青年救国会赠”,背面书“1938”。
当时,国民党庞炳勋第二十四集团军驻扎在山西境内。庞炳勋在军阀混战中颇出风头,从一名下层军官升至军长,后又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曾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人称“瘸腿将军”。
一心想当兵的王习举找到这支部队,再三央求将他收下,无奈人家嫌他年龄小。王习举软磨硬缠,引起了一位团长的注意。那位团长问他叫什么名字,为啥要当兵?王习举一一作了回答,并哭诉了自己的身世。团长见他人挺机灵,便叫他当了马夫。王习举年龄小,跑不快,行军途中怕掉队,就紧紧抓住马尾巴,因此没少被马踢到沟里去。
两年后,由于他吃苦耐劳,把马喂得膘肥体壮,毛色发亮,王习举受到团长赏识,被提拔为少尉副官。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还亲自给他颁发了一枚铜质纪念章,正面为“为国流血”,并有“庞炳勋赠”字样。
“兄弟,你姐夫叫日本鬼子杀害了,你要给他报仇啊!”一封带血的家书,辗转从家乡寄到了兵营,让王习举义愤满胸,怒发丹田。
原来,王习举的姐夫是村里的民兵队长,经常带领民兵站岗放哨,看护伤员,传送情报,掩护干部,维护后方秩序,不幸的是在一次反“扫荡”中被日军抓住,严刑拷打后杀害。信中,姐姐哭着诉说日军的残暴,并要弟弟为她报仇。王习举义愤填膺,发誓要讨还血债,加之看到庞炳勋的部队军纪败坏,打骂士兵,祸害百姓,遂产生了投奔八路军的念头。
王习举逃回家乡后,先是当了民兵,1940年5月,他与同村的杨万选等10多个后生,毅然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成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的一名战士。
轻生死浴血奋战建奇功
一一五师是八路军中最先从陕北出发,渡过黄河,并第一个与日军进行交战的部队。它是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第一师,曾取得了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1941年,教导二旅在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率领下,挺进山东浴血奋战,创建了滨海抗日根据地,成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五大战略区之一。
王习举随教导二旅参加过大小战斗无数次,曾在风陵渡与凶恶的敌人作过殊死的战斗,曾在山西平窑阻击过日军冈崎大队,也曾在临沂一带端过鬼子炮楼,先后打死了十多个日军,并经历了一次次生死考验。
“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王习举说。在一次战斗中,他左手负了重伤,昏死过去,待他醒来才发现战友们己经撤退。日军大队人马追了上来。他灵机一动,把一具尸体拖过来盖在身上,又抹了一脸血,才逃过了一劫。解放后,他被评为三等甲级残废,左手一直无法用力。
还有一次,王习举和三个战友来到了一个据称是肃清了敌人的村庄,但他们进入村庄后,竟然与一股日军遭遇。王习举和战士们一起开火,当即打死了6个鬼子,两个战士中弹牺牲。王习举与另一个战士且战且退。为躲避日军的追杀,他俩藏在老百姓的棺材里,才得以脱险。
“一个人只要不怕死,战场上你就什么也不怕了,敌人就会怕你了。”王习举曾笑谈他的战斗经历。
1941年初,敌人在山东临沂一个要道上建筑了炮楼,威胁着老百姓们的生命安全。王习举奉命带领八路军一个班化装成百姓,提着肉、鱼、鸡和好酒好烟,举止从容地来到炮楼前。
日伪军正在炮楼东侧面向东列队操练。门岗哨兵见几个陌生人,再三盘问。说时迟那时快,王习举掏出手枪,像流星似地冲进炮楼。战友们有的冲上顶端,举枪打死了正开箱拿手榴弹的哨兵。有的到二、三层将枪栓卸下装入布袋,背着枪支弹药下来了。堵截炮楼大门的战友,朝天“叭!叭!”两枪并大喊:“不许动,谁动打死谁!”日伪军吓呆了,只好举起双手投降。王习举用柴禾点燃了炮楼。霎时,火焰滚滚,映红了天空。
1941年3月,王习举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同年5月参加了教导二旅第一次党代会,获纪念奖章一枚。该纪念奖章为铜质,正圆形,直径4厘米,正面上方铸有“中共一一五师教二旅”字样,下方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奖章”,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小五角星,中间镌刻着一个大“奖”字。纪念章背面上方有别针的位置,下面铸有“八路军一一五师”、“教二旅颁”、“1941.5”三行文字。这枚奖章一直陪着王习举走完人生。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1945年,唱着这首《抗大校歌》,王习举和一大批知识青年走进抗日军政大学校园。
在这所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学里,王习举和学员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的熏陶下,白天苦练杀敌技能,晚上伏案苦读,并多次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的报告。
学习结束后,王习举获得了一枚抗日军政大学教职员证章。毕业时,王习举照了生平笫一张像。照片上的他英姿勃发,穿着八路军军装,系着武装带,别一把驳壳枪,左臂佩戴的臂章为长方形,白布底,用蓝色印制,中间为“八路”二字。这张珍贵的照片一直伴着王习举南征北战,成为那段红色历史的见证。
解放战争中,王习举编入贺龙领导的警二旅。警二旅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部队在陕北延河一带驻守。
王习举在六团梅庭栋团长领导下的七连一排任排长。先后参加了延安保卫战、沙家店战役、临汾战役。
“沙家店战斗很激烈,敌人机枪‘嘎嘎嘎’,炮弹‘砰砰砰’,天上飞机‘哒哒哒’扫射后,马上猛冲上来。我全排战士镇定自如。待敌人靠近时,我说了声打!顿时,机抢、步抢、手榴弹同时向敌人开火,我又大吼冲啊!战士们奋勇杀敌,我持长枪前刺后托,瞬间撂倒三个敌人,吓得敌人鬼哭狼嚎败下阵去,全排战士虽只有八人活着,但守住了阵地。战士们的牺牲令我十分悲痛,当时的惨景至今难忘,在团长面前大哭一场。后来,梅团长在全团大会上嘉奖我,与我握手时他风趣地说:“你这个排长很勇敢,打一仗,胜一仗,你叫王习举,我看应改成王战胜才名副其实嘛!”多年后,王战胜回忆起这段经历都颇为自豪。
从此,王战胜的名字在全团叫响,由于他战功卓著,先后从排长升至连长、营长。直到今天人们只晓得他是南下干部,不知道“王战胜”英名的由来,更不知道他是位立下战功的老八路。
据王战胜的大儿子王爱平回忆:父亲生前曾多次立功嘉奖,部队颁发的奖章、纪念章共有几十枚,被他视为传家宝,小心翼翼保存下来,从不轻易示人。2004年,他将一些奖章和使用过的红布手柄马刀、枪套捐赠给了成都市建川博物馆,该馆还提取了他的手印。唯有1955年贺龙元帅颁发的一枚奖章及另外4枚奖章,随身携带保存至今。
淡荣辱隐功埋名七十年
1949年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向南方节节败退。为了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党中央作出了从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的战略部署。同年10月,27岁的王战胜与“西北南下工作团”4万余人,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随十八兵团从秦岭一线进入四川。他们有的担任了当地党委、行署的主要领导职务,有的被派到地方工作,履行了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职责。
部队在褒城期间,胡谦被任命为中共昭化县委书记兼县长,并接到组织上交给他的一张去昭化工作的南下干部名单。他们是王继功、王汝伟、林风翔、刘楷、王战胜、白佩珩、杨昆山、白锋、杨千秋等。12月14日,广元宣告解放,军容整齐的解放军大部队进城,受到广元人民的热烈欢迎。
12月27日,胡谦带领昭化、青川、平武的南下干部以及一些县大队武装人员,约四五十人,从广元乘船顺流而下,下午到达昭化县城。当天,胡谦以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告昭化县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王战胜被任命为县治安大队长(相当公安局长)。
1950年12月,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开始。昭化县惩处了一批土匪恶霸。那时处决犯人叫“敲沙罐”,一般是先开公审大会,会场设在宝轮镇人民广场。先让受苦难的贫雇农上台控诉,接着由县治安大队宣判,公审后一般都由王战胜执行枪决。
据85岁的吕鼎清老人回忆:当时三堆比较乱,土匪多,县委考虑到王战胜在部队干过,派他去三堆,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发动群众成立农会,消灭了土匪头子颜良德。他先后出任龙凤区区委书记、下寺区区长、昭化县专卖公司主任,当时,杨万选曾给他当过文书。
1955年3月,区妇联主任李秀英给王战胜介绍了个农村姑娘,名叫李玉珍,宝轮镇安全村人。李玉珍年方18岁,模样俊俏,多才多艺,加之是独生女儿,读过扫盲班,演过文明戏,上门提亲的人不少,可她一个也没有看上。
“笫一次来家,王战胜穿着军装,腰里别了把手枪,还带了个警卫员,见面他就拉着我的手,操着山西口音说,小妹妹,你好辛苦哟?我的脸一下羞红了,赶紧抽回了手。王战胜又说,现在解放了,妇女都翻了身,你咋那么封建呢?”回忆笫一次与王战胜见面的情景,李玉珍至今难以忘记。
起初,李玉珍觉得对方大她15岁,没有同意。李秀英劝她说:“王战胜是个老革命,虽然年龄大了点,但他心眼实,对人好,你嫁给他没错。”母亲也给她做工作:“人家是个大官,你是个乡下姑娘,收入高,能看上你那是你前世修来的缘份。”李玉珍看到王战胜没有一点官架子,来到家里就忙着挑水,劈柴,包饺子,对母亲也很尊敬,于是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1955年11月,王战胜在昭化县专卖公司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他给妻子置了套阴丹布衣服,又买了几斤糖和瓜籽招待同事,李玉珍则给丈夫扎了两双梅花闹春的鞋垫。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后,心直口快的王战胜因给领导提了点意见,便被打成右派,广元县监委给予他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县专卖公司主任职务,工资降两级,下放广元水泥厂的处分。李玉珍也受到牵连,从专卖公司下放到宝轮爱国一队务农。王战胜一怒之下递交了退职报告。
广元市挡案馆保存了一份广元县监委1959年3月13日作出的处理决定:“王战胜同志在工作中不认真执行党委指示决议,革命意志衰退,整风鸣放中思想严重右倾,经监委会议讨论,县委同意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建议行政给予适当处分。”
1962年,王战胜携妻儿回到山西老家,当上了杏林庄党支部书记,三个月后,因李玉珍过不惯当地生活,举家又迁回了四川。
从此,人们都会看到王战胜拉着板车,瞪大眼睛,拉长颈项,吃力地穿梭在宝轮镇的大街小巷。有人替他不值说:“老王,你是老革命,老八路,咋干起粗活了呢?”王战胜答道:“老革命咋了,老革命就不能拉车了吗?比起那些牺牲了的先烈们,我算幸运的了,再说,我凭劳力干活,靠本事挣钱,不偷不抢,有啥不对呢?”由于他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从不讲价钱,赢得了工人的尊重和领导的信任,从保管员一直干到支部书记。
十年“文革”中,王战胜再次受到冲击。造反派硬说他是国民党伪军官,右派分子,不但抄了他的家,还将他视为生命的大部分纪念章、奖章、信件拿走了。王战胜痛不欲生,但却无可奈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王战胜先后给广元县委以及省委书记杨万选写了申诉信,在杨万选亲自过问下,1979年5月17日,广元县委发出广委发〔1979〕字笫441号文件,决定撤销1959年3月13日的处分并恢复政治名誉。1984年,杨万选卸任四川省委书记后,就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还专程赴宝轮看望过王习举。
1992年11月20日,广元市委组织部以广组审〔1992〕5号《关于王战胜同志在整风反右斗争中所受错误处分的批复》,对他作离休处理并享受地师级待遇,转入市煤管局管理,老伴李玉珍也解决了生活费。本来组织上准备安排他的子女,被他婉言拒绝。他说“我是党的人,要为党分忧,不能给组织添麻烦。”他时常教育四个儿女要自求生存,堂堂正正做人。
晚年的王战胜,为人低调,从不居功自傲。1998年,76岁的王战胜被查出了脑膜瘤,赴成都华西医院动了手术。省老干局将他安排到有空调、彩电的高干病房,每晚80元。他坚决不去,说:“我们国家还穷,我住这么贵的病房干啥?还是和其他病人住在一起热闹。”
2011年,王战胜不幸患了食道癌。虽然被病魔折磨的骨瘦如柴,痛苦不堪,但仍经常哼起那首他最熟悉的抗日歌曲:“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2012年11月11日,90岁的老八路王战胜走完了一生,也带走了太行山上那一段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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