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2016年5月17日,成都青羊区清江西路,车水马龙。97岁的刘治芳坐在家中,窗外高楼林立。由于当天阳光正好,挂在胸前的抗战纪念章,也显得熠熠生辉。一岁多的曾孙,伸出小手捏住纪念章,“咿呀”几句后,又伸出另一只手摸她的额头。刘治芳轻轻把头贴上去,稚嫩的小手与布满沟壑的额头,亲密地靠在了一起。
“等你长大了,祖奶奶给你讲故事,关于抗战的。”刘治芳摸了摸曾孙的头说:“古时候有花木兰替父从军,还有穆桂英披挂上阵。当年国家民族危亡时,不仅有热血男儿抗战打鬼子,我们女子也同样上战场,为国家民族尽上了一份力……”
老兵档案
姓名:刘治芳
性别:女
年龄:97岁
民族:汉
籍贯:河南开封
所属部队:第九十五后方医院
职务:中校
口述实录
“炮弹声炸得轰隆隆响,到处都是废墟和焦土,很多平民倒在血泊中,以及闻到一股难以名状的焦灼味,感觉就像人间地狱。”
“武汉会战期间,我被多次调往一线抢救伤员。那场战役中中国军队死伤的惨状,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腿被炸断的,被子弹打伤的,无论多么惨烈的伤,我都见到过。”
“我们还亲手埋葬了战友。有些运下来的伤员,经抢救无效去世。我们亲手埋葬了他们,每一次都会含泪,都是一条条年轻的生命,他们的父母还在盼着孩子回家……”
“他(丈夫赵步云)当年教书时,对学生不分地位和身份。有一次,白崇禧过来视察,周围有不少官员在场,询问儿子的学习近况。我丈夫直接回答,丝毫未给白崇禧面子。”
“2000年左右时,这批学生来到成都,与我们见面。他们站了几排人,一起面向我们敬军礼。”
逃离学校封锁随军宣传抗日
1919年,河南开封。一声女婴的啼哭,打破了刘家的宁静。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熄灭不久,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派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巴黎和会。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却遭到不公正待遇,要求把山东胶州湾交由日本。随后,“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切,都悄悄地影响着刘家。
刘家在开封经营纺织生意,在当时算是大户人家。老刘喜得千金后,取名治芳。刘治芳懂事后,进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琴棋书画等。
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上的枪响,打破了中华大地的宁静,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当时,刘治芳正在河南省立开封女子师范念书。一群学生模样的青年,在学校内外宣传青年抗战。学校里,不少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女子,也在振臂高呼:“抗战,抗战!”
刘治芳和不少同学当即决定随军抗战,打算当天下午就出发。学校得知情况,出于保护学生的考虑,封锁了校门,禁止学生出去。一直拖到当晚,刘治芳等数十位同学,才趁乱跑出学校,找到路过此处的一支抗日部队。
随后,刘治芳随军抵达南阳,进行了短期训练。由于十分喜爱唱歌,刘治芳还兼任了宣传员,在当地唱抗战歌曲,号召更多青年参与抗战。
参加战干团成为首批女学员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众多知识青年,相继汇聚到武汉,投身抗战行列中。1938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
据资料记载,战干团为抗战时期的一个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共设有4个团,均由蒋介石任团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团长,并设有教育长。第一团创办于武昌,后迁到四川綦江(今重庆綦江);第二团设在山西,实际上未成立;第三团设在江西雩都;第四团设在西安。
在南阳受训后,刘治芳等青年学生,在部队领导的动员下,前往武昌,加入刚成立的战干团一团。战干一团自建团后,先后成立过3个学生总队和1个直属女子大队。刘治芳成了女子大队的首批学员。
由于受战乱影响,她们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当时,一个班10多个人,睡一张铺在地上的大通铺,每日三餐8人一桌,只有一盆水煮菜。两套运动服、一套草绿色裙子军装,是刘治芳最贵重的装备。
战干团一期的训练,长达6个月。她们既要学习基本的军事操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军事课程,还要分科学习“三民主义”、“政治学概论”、“新闻学”、“军民合作”、“对敌宣传”等。
亲历武汉轰炸战场抢救伤员
对于战争的残酷,不满20岁的刘治芳,在武汉会战中,体会得尤为深刻。
1938年6月,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战役——武汉会战爆发。
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
在纵横千里的武汉会战战线上,中日两军激战了4个多月。此战中,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打响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多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多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虽然日军最终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当时在战干团学习的刘治芳,亲眼目睹日军轰炸武汉,无辜百姓被炸死炸伤的惨状,“炮弹声炸得轰隆隆响,到处都是废墟和焦土,很多平民倒在血泊中,以及闻到一股难以名状的焦灼味,感觉就像人间地狱。”
由于刘治芳了解救护知识,武汉会战期间,她被多次调往一线抢救伤员。由于年事已高,具体的细节,刘治芳已经记不清了。但那场战役中中国军队死伤的惨状,“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腿被炸断的,被子弹打伤的,无论多么惨烈的伤,我都见到过。”
如刘治芳一样的年轻女孩,在这场铁与血的战场上,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中华民族抗战的艰辛。
军营里唱战歌为战士读写信
1938年7月,刘治芳从战干团毕业,被分配到随军的野战医院。武汉会战后,由于武汉失守,刘治芳随军到达湖南长沙,分配到第95后方医院。
在不少城市沦陷后,长沙成了通往西南的重要屏障。一旦长沙被日军攻陷,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更为被动状态。
为保住这一战略屏障,中国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从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期间,先后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并最终引发了第四次长沙会战。
当时,“国民”政府尤为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薛岳率领的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在第一、二次会战中,中日双方未分出胜败。在第3次长沙保卫战时,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将日军击退。但在第4次会战中,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我们那时候,就在后方照顾伤病员。”离开武汉后,刘治芳一直留守湖南。在后方医院中,她见证了长沙的多次战役。
一向爱唱歌的她,常在军营里唱抗日歌曲,以此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无论是“最解恨”的《大刀进行曲》,还是民族精神的《黄河大合唱》……都被刘治芳唱得十分动人。
除此外,刘治芳等战地护士,还有一项工作:为战友念家书、写家信。“有不少战士因为家里困难,不会读书写字。”每当收到家书后,刘治芳就在休息时间,为战士们念家书,回家信。
来信中,有的是母亲盼儿归来的心声,有的是鼓励儿子报效祖国的嘱托……“我也感同身受,也想念家中父母,但是抗战更为重要。”
战友牺牲巨大含泪亲手掩埋
虽然已是97岁高龄,但刘治芳仍记得,当年的95后方医院院长是钱会渝,政训员叫邱群,是黄埔六期毕业的。
“邱群一直想上战场,之后就被调往湘西抗战。”也是在那时,刘治芳成为代理政训员。后来,刘治芳所在的医院,接到命令退往云南。
1941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与英国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
1943年,刘治芳等人抵达云南曲靖。当时的远征军司令是陈诚,恰好是他们当年在战干团的领导。
“我请命参加远征军,一起到滇缅打鬼子。”但刘治芳参加远征军的请求,被陈诚回绝了,“他说,远征路会异常艰辛,让我们在后方做好工作,也是在为远征军尽力。”
不久,在云南安顿好后,刘治芳所在的医院经过整合,合并为96陆军医院,刘治芳升任中校,在后方救治从前线下来的伤员。
让刘治芳无法忘记的是,很多前线下来的伤员,常常哭着讲述战事的惨烈。经历过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的刘治芳,能够想象得到前方战场必定凶险万分。
“我们还亲手埋葬了战友。”有些运下来的伤员,经抢救无效去世,“我们亲手埋葬了他们,每一次都会含泪,都是一条条年轻的生命,他们的父母还在盼着孩子回家……”
丈夫蓝天作战她在地面救护
1944年,刘治芳已投身抗战近7个年头。年近25岁的她,收到河南老家的一封信,父母在信中嘱咐她,已到成婚论嫁的年纪,务必解决终身大事。
也是在那时,领导也在催促她,开始为她安排相亲对象。一心抗战的刘治芳,虽然“被迫”见了多个对象,但她都一一婉拒了。直到一位身着空军军服的青年,和她畅谈了好一阵后,才打开了她的心门,“对他印象还不错。”
青年名叫赵步云,也是河南老乡。赵步云在云南易门县担任空军5路军司令部第一总台哨长,负责监测日军飞机动向。之后,赵步云又担任了航空委员会云南防空情报所队长。
“他曾经是空军飞行员。”这也是打动刘治芳的另一点,赵步云曾在美国受训,归来后担任飞行员,在滇缅的蓝天中轰炸日军。但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飞机不慎失事坠毁。他成功跳伞,但因此受伤,之后转到司令部当哨长。
很快,两人在部队领导的见证下,定下了终身大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布《停战诏书》,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当时在云南的刘治芳夫妇,见到了全城军民欢呼的感人情景,“地面上燃放的炮竹,都堆了厚厚一层。”
也是在那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赵步云申请转业,前往设在都江堰的空军幼年学校总队。之后,一家人在四川定居下来。
如今四代同堂喜爱看书看报
在四川的日子,刘治芳感受到了阔别许久的安定与和平的日子。
赵步云在空军幼校担任副中队长,任职期间,培育了大批空军人才。
“他当年教书时,对学生不分地位和身份。”刘治芳说,当年的“国民”政府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之子,也曾在这里学习过。“有一次,白崇禧过来视察,周围有不少官员在场,询问儿子的学习近况。我丈夫直接回答,丝毫未给白崇禧面子。”
“那时候,只要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都会择优录取。”这在后来成就不少有能力的青年。
直到多年后,当年的学生已遍布全球各地,有在美国、英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2000年左右时,这批学生来到成都,与赵步云夫妇见面。“他们站了几排人,一起面向我们敬军礼。”刘治芳说。
2006年5月左右,赵步云辞世,留下刘治芳和8个孩子。如今,刘治芳最小的曾孙,已经1岁多大。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由于年纪较大,刘治芳已经不再唱歌。身体健康时,会出门散步。更多的时间,还是看书、看报。
“母亲比我们还关心新闻。”刘治芳的女儿赵瑛说,母亲每天都要翻看报纸,上面的新闻有时候还要讲给我们听,“前些时候,她看到报纸、电视上在讲抗战老兵,她更来了兴趣,只要有相关新闻都会看。”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力(图由受访者家属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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