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亚秀：参加对日空战的点滴回忆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   2017-09-25 10:11:09

　　1927年10月，我考进黄埔军校第六期，地点在南京。1928年3月，我又转考空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入校时称为陆军军官学校航空班第一期，校址在南京市风景优美的秦淮河北岸明故宫飞机场，这是当时航校的主要练习飞机场。半年后，合并到我校的有陆军炮兵侦察观测班学员二十三人。一年后又有福建马尾航空学校学员组成的海军航空队十一人合并到我校肄业。我班初级飞行训练结束后，练习特技时摔死一人(朱帮荣)，实际结业八十三人。

　　入校时的班主任是张静愚(曾留美学流体力学)，教育长励汝燕(留英学飞行，是我国最早的航空器驾驶员)。1928年秋，张静愚离去，由黄秉衡(曾留美学飞行)接任班主任，毛邦初(黄埔三期，曾留学苏联学飞行)任总教官。不久，蒋冯阎大战爆发，部分学员临时编成一支部队，由黄秉衡任指挥，毛邦初任部队长参加作战，驻河南归德飞机场(陇海线附近)。

　　1931年改称我班为空军军官学校第一期，分期分批调杭州笕桥飞机场，接受美国教官设计的各项专业分科训练。经过体检、飞行考核、专科实习，淘汰后实际只剩五十余人，分配在各飞行中队做飞行员。我分在第六中队，驻防南京复成桥，中队长黄毓沛(广东人，曾留苏学飞行)。半年后我调第三中队做飞行员，1937年春我升任第三中队副队长。队长孙省三(曾留日学飞行)不久因飞行事故死亡，由我代理队长。部队驻防西安。

　　参加淞沪抗战

　　1937年7月2日，我们全队调杭州笕桥飞机场接受战斗训练，我队飞机由美制旧式道格拉斯八架、可塞六架组成轻轰炸机中队。这两种飞机，在当时是十分落后的，时速不过二百二十公里，升高不过四千米，没有完整的武器装备，仅可当侦察及轻轰炸机使用。使用这种飞机的有三、四、五、六等中队。

　　“八一三”上海淞沪大战爆发之前，根据空军的敌情通报：1937年8月9日，日寇驻上海虹口海军陆战队的武装浪人大山正夫和增田二人，闯进我上海西虹桥军用飞机场，自称是日本海军中尉，要视察我飞机场，接管我飞机场。当即被我守卫飞机场的警卫营士兵严词拒绝，日寇浪人拿出武器威胁，被我守卫飞机场的警卫当场击毙一名(即大山中尉)，另一名驾车逃跑。日寇以此为借口，通过外交途径大做文章，发出最后通牒式抗议，同时作出局部战斗动员。日侨纷纷回国，日军在虹口日租界兵营、闸北仓库、公大纱厂等地集结部队，修筑工事。我空军通报又说：日军在上海地区集结兵力近十万人，似将发动空前规模的进攻。日海军东海舰队旗舰“出云”号(万吨级)率领海军舰只三十八艘，抵达吴淞口外，其中包括新式航空母舰“飞龙”号和“苍龙”号。

　　8月13日凌晨一点，我们航空各队的队长已接到命令，进入紧急状态，随时准备出动。晨五点左右，出击令下达，空军驻防各基地的各种性能的飞行部队，均由基地起飞直奔上海。当天除飞行部队出动外，其他各级空地勤人员，都同时处于戒备状态。最紧张最繁忙的机场是：南京大较场飞机场和广德飞机场，杭州笕桥机场和乔司机场，蚌埠机场，芜湖机场。我第三中队参战飞机是八架道格拉斯，由我领队，在杭州笕桥飞机场起飞。我们的任务是轰炸浦江敌舰，特别是进入苏州河的敌舰，并侦察敌东海舰队活动情况，在两千米高度以上，按当时情况决定俯冲或水平投弹轰炸。接到作战命令后，我考虑到上海地区敌舰上空有战斗机频繁活动，便作如下部署：当天如不碰上敌舰上起飞的驱逐机群，则按任务规定去轰炸敌舰和侦察敌舰活动;如碰上敌驱逐机群，则对上海地区敌军地面目标俯冲投弹。返回地点是乔司机场，因乔司机场在钱塘江边，便于隐蔽，可减少敌机跟踪攻击的损失。

　　我们起飞向东北方向编队飞行，七点四十分左右到达上海区域上空，到南站附近就已看见远处敌机九架向我机队飞来，似为九六式舰载战斗机，这种战斗机的性能，大大优于我队的道格拉斯。它的时速在四百公里以上，升高五千米，机上装有两挺六八口径的速射机关枪(这是在笕桥学习资料中得到的数据)。我根据情况判断：敌机居高临下向我扑来，我队绝无完成轰炸黄浦江及苏州河上敌舰任务的可能。立即摇动机翼，命令全队按第二套方案处理(当时使用的道格拉斯全无通讯设备，靠比手势来指挥)。我首先降低高度冲向虹口日本兵营，仓促投弹即向西南低空飞回乔司机场。当天下午即知我队一架飞机被敌机击落，驾驶员是广东人欧辉，飞机落在上海郊区。欧辉重伤，被当地陆军救回。另有三架飞机，机身机翼有弹孔十余处，未伤要害，仍然平安着陆。

　　我返回乔司机场后，即到笕桥向当时航校副校长兼空战指挥官毛邦初汇报战斗经过，并说明无法完成任务的原因。毛只看看我，没有说什么。

　　“八一三”炮火打响后，敌机猖狂活动，炸南京，炸杭州，炸芜湖，炸蚌埠，炸周家口等地飞机场，同时也滥炸厂矿、商业、交通、文化设施等等，如南京金陵大学、杭州宽仁医院、国际红十字会也被炸了，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空军领导层初步认识到我军飞机性能落后，数量也少，人员缺乏作战经验，仅凭勇气去拼是不够的，也难持久，于是把我队布置在乔司机场，利用白天隐蔽、夜间活动、单机出击的作战方式，去打击敌人。开始用这种作战办法，大约是1937年8月29日。当时是白天把飞机分散在绍兴的曹娥飞机场、衢州飞机场、钱塘江边的大坝机场(六和塔对面)，这些地方都有良好的掩体。每天晚上七点后这些分散的飞机，才飞到乔司机场待命。它们大都携带五十公斤炸弹四枚，按规定的各机飞行高度直飞上海，每次两三架先后出动。对准规定目标俯冲投弹后，迅速返回乔司机场或其他临时着陆场。

　　我首次执行任务是在一个晚上，前后三架飞机由乔司机场起飞，各挂四枚五十公斤炸弹。我是第一架起飞，杨鸣鼎是第二架起飞，第三架要等我回来再起飞，由一个姓吴的分队长驾驶飞机。轰炸目标是公大纱厂、虹口敌兵营、闸北敌军仓库，可自由选择其中一个目标进行投弹，飞行高度两千米。我们飞行经过的地区是沪杭线，这是平时非常熟悉的，虽在夜间，辨别目标也不会有困难。当我机接近上海市区，能从飞机右边看见徐家汇天文台灯光时，我立即变换高度，飞向目标。

　　这时日寇停在黄浦江上的军舰和基地上的十几台探照灯的白光向我射来，逐渐对准焦点。在这种强光直射下，使我眼睛发花，不辨东南西北，幸好目标已在眼前，我立即俯冲下去，摆脱探照灯的强光直射以及紧随而来的密集高射炮火。我俯冲到两百米左右高度时投下炸弹，转体上升，迅速沿沪杭线返回乔司机场。

　　这段时间，我前后执行任务六次，得过奖金八百元。没有受过伤，只是我的机上被打过些小洞。我也没有想去看一下自己的轰炸效果，在强烈的高射炮火攻击下，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投掉炸弹，马上离开。早一秒钟就多一秒钟生的希望，早一秒钟就少一秒钟死的威胁。白天在飞机场上飞行员的休息室里，气氛是宁静的，因为飞行员大都在寝室睡觉，很少有人谈话;面对空着的铺位(人已阵亡)，也无暇去过问。休息室堆放着各种烟酒糖果(慰问品)，几乎没有人去动过。晚间有任务，就背上保险伞上飞机;没有任务，就去休息。

　　日寇野蛮侵略我国领土，自“九一八”侵占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进攻我卢沟桥，7月30日和8月4日侵占天津、北平以后，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炎黄子孙，决不愿做亡国奴，只有一条路，就是坚决地勇敢地打击侵略者。抗战开始以后，空军各级战斗人员，事前都写好遗嘱，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以我家为例，参加抗日战争的有三人，两个侄儿和我。二侄儿彭先春，1940年在云南保山进行军事运输，遇日机轰炸，他与车辆及军用物资同时被敌弹炸毁。四侄儿彭先昶，1945年7月，他驾驶B—25轰炸机，轰炸汉口地区日寇高射炮阵地，在俯冲投弹时被日寇高射炮击中，落在武昌南湖，机毁人亡。

　　上海战役历时三月多，最后我军作战略转移，我国空军损失了一批优秀飞行员和作战飞机，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因为我们的飞机太少，性能又差，上海领空被敌机控制住了，我们的空军无法保住自己的制空权，这是我们空军人员的耻辱!但是平心而论，我国空军在上海战役，也有一定的贡献，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是我国空军第一次参加战斗，第一次以落后的飞机和陈旧的装备，向拥有先进的飞机和优势装备的侵略者进行反击，取得了一定战果。战争初期，敌人大量物资人员，集中闸北、虹口、公大纱厂等地。我机的轰炸给日寇造成一定损失，闸北仓库两次大火，是我亲眼见到的。日寇木更津航空联队的联队长竹中龙造大佐因该联队的飞机被我击毁甚多，剖腹自杀，向天皇谢罪，也是我空军取得巨大战果的证明。

　　二是为苏联志愿空军来华参战争取了时间，使苏联驱逐机部队能按计划进驻洛阳、周家口、南京、南昌、桂林、武汉、重庆等基地，配合我驱逐机群打击敌人。特别是对苏联空军取得两次武汉大空战的胜利，我空军起到了支持和配合的作用。

　　三是使我空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摸到了一点作战及指挥的门径，给以后的一系列空战提供了参考。

　　在宜昌失陷前救出一架修好的飞机

　　1937年11月下旬，我奉命调到重庆，接管川军刘湘的航空队，把它改组整编为第三十三轻轰炸机中队。整编后调湖南长沙，由我任队长，何百清(广东人)任副队长，负责整顿教育，等待上级考核合格后，再接收新飞机，参加抗战。

　　1938年5月，我又调到第十二中队(侦察中队)任中队长，部队驻防湖南芷江。这个队原由广东人安家驹任中队长，驻武汉，武汉大空战时安家驹阵亡，该中队由武汉转移内地时，因指挥不当，沿途受到敌机轰炸，空地勤人员都有伤亡，组织涣散，情绪低落，我到职后集中全队在芷江整顿。

　　当时空军总指挥部设在衡阳，由参谋长张友谷负责一切作战事务。总指挥部指示我队：对长江中上游日寇军舰的活动，要做到充分了解，及时反映。要经常派出飞机对长沙、岳阳、洞庭湖北岸至沙市、宜昌一带，作侦察飞行。经整顿后我队尚能完成规定的侦察任务。

　　时间快过半个世纪了，当时部队活动已难记忆，只有一二小事尚留脑海中：宜昌失守的前一天下午两点左右，我接到空军总指挥部的特急命令(电文限五分钟送到)，内容之一是叫我驾一架飞机，带上一个飞行员，在沙市越过长江，到襄宜公路上观察日寇进攻宜昌的先头部队，判断当晚是否可能到达宜昌，即报。同时叫我观察我军撤退情况，是否混乱溃退?是否还在抵抗?内容之二是飞到宜昌降落，那里有一架我军飞机正在抢修，如今晚可修好，明晨将这架未试飞过的飞机飞返芷江。我接到命令后，即刻带分队长杨秉杰起飞出发，直向偏东北的沙市方向飞去。在靠近江陵附近越过长江，已能看见当阳县时，再转向襄宜大道，弯弯曲曲地向宜昌方向飞行。过玉泉寺近鸣雀岭时，发现日寇缓缓前进的一支小部队九百余人，用散兵线方式向前行进。根据地图判读，该部队距宜昌约四十公里。又在距宜昌十来公里的土门垭附近，发现我军零星小部队很不整齐地向宜昌撤退。根据当时情况分析：敌军这支小部队，系先头部队，距宜昌尚有四十多公里，今晚不可能赶到宜昌，也不像攻城的装备。我军后撤虽乱，但宜昌毕竟是交通要道，尚有守城部队，不会在今晚失守。

　　我到宜昌机场降落后，确有一架飞机停在机场侧面一个小树林中隐蔽修理。我当即告诉那三个机务员，必须在当晚修好，第二天天一亮即行试飞。宜昌机场大部分人员已撤退，只有少数警卫及三个机务员在抢修飞机，我和杨秉杰当晚就靠在机场警卫班的一个小棚子里过夜。天快亮时，飞机修好，我命令杨秉杰驾我们昨天飞来的原机返回芷江，杨秉杰当即飞走。这时敌人的炮声越来越近，我同机务员及警卫士兵把修好的飞机推到跑道上，飞机场边已有敌人的炮弹落下爆炸，飞机正要滑上跑道，敌机临空的紧急警报已经拉响了。我隐约看见敌机三架向宜昌方向飞来。我想：敌机临空，我驾机起飞，不能达到一定高度，即将成为日机首先攻击的目标;丢掉飞机，随机务人员及警卫部队一起后撤，则危险较小。选择只有两条：一是冒险起飞，救出一架飞机;另一条是随地勤后撤。我选择了前者，因飞机得来不易，同时天空云层较低，有可能躲开日机。我迅速滑上跑道，立即起飞。刚离开机场即冲入薄雾里，再钻入云中，受到了自然条件的保护，免遭危难。半小时后又从云缝中钻了出来，核对地图，调整方向，飞回芷江机场。

　　当天下午，我飞往衡阳空军总指挥部向张友谷参谋长汇报宜昌撤退情况，受到他的表扬。那天夜里，我住在衡阳同张友谷参谋长谈了半夜，根据抗战一年来的经历，谈了自己对当前我空军战略战术的看法。

　　敌机一百零八架轰炸成都

　　1941年夏，我率领空军十二中队由昆明巫家坝机场回防成都凤凰山机场，正是成都遭受日寇一百零八架飞机大轰炸之后。据在蓉的老同学说：7月27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左右，敌九六式中型轰炸机一百零八架，由灌县方向经郫县上空分四个大队进入成都市区。第一大队飞机二十七架，高度约三千米;第二大队飞机二十七架，方向偏西三至五度，高度约四千米;第三大队飞机二十七架，方向偏东三至五度，高度约五千米;第四大队飞机二十七架，与第一大队方向相同。它们均用高空水平投弹，以成都盐市口为中心，向市区投下炸弹数百枚，这是抗战以来投弹最多最集中的一次。我家住在成都市长发街，在我家附近也落弹数枚，家人藏于假山下幸未遇难。这次成都被炸，人民伤亡惨重，据防空司令部的统计通报伤亡达五千一百余人。成都当时是不设防城市，日寇狂轰滥炸，性质是严重的，我们必须记下这笔账，向敌人清算这笔血债!

　　空军总指挥部当时驻成都东门外沙河堡，为了研究空军轰炸计划，作分析判读的根据，命令我队在两星期内从高空连续照相，拍摄制作出千分之一的平面图及重点地区和重要目标的放大图。空军总指挥部张廷孟参谋长打电话给我，要我自己飞行，选一个精于照相的侦炸员协助。我当即挑选温锦华做我的助手，廉双泉负责照片印晒整修，当时天气好，准备一两天即行工作。8月3日上午，天气良好，正准备起飞工作，连飞行衣保险伞都放在办公室的椅子上了，恰好这时文书送来一包公文，有的需要即刻处理。我看一个小时就可以办完，于是吩咐机组暂候。这时分队长刘果毅(四川遂宁人，航校四期侦察科毕业)看见我有公事要办，马上说：“队长你没有时间，我代你去照相好吗?”我说可以。他便去飞机场，半小时后，他起飞了。大约过了三十分钟，有敌机六架由昭化、广元方向向成都飞来，成都已发出空袭警报。又二十分钟左右，成都市发出紧急警报，我空军驻成都太平寺机场第五大队的驱逐机E—15型四架、E—16型四架，共计八架，分为四个战斗小组，以龙泉驿为核心，呈弧形围绕成都市飞行。大约两星期之后，空中连续照相制作的成都炸后地区及重要地区、重点目标1000∶1比例地图完成了。

　　从照片地图上判读，清晰可见这次成都被敌机轰炸的面积约为二至三平方公里。以盐市口为核心，扇形向东发展。使用的炸弹为杀伤弹，所以被炸区域及附近居民伤亡惨重，这是一种打击士气、吓人投降的手段。同时根据照片判读，这次敌人对成都最大的轰炸，事先有着非常完整、非常精细的轰炸计划。因为这样庞大的轰炸机群，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必须有一个整顿队伍的集结地区。他们选择了成都市西面五十公里的灌县空域集中，然后向轰炸目标成都市飞行。为什么要选择上午八点三十分?为什么要选择由西向东?这是因为早晨八点左右，飞机由西向东飞行，太阳光直射，目标同在水平面上，影响不大，特别是高空水平投弹，反而阴影清楚。同时也便于投弹后向东逃走时，它的飞机后舱保护武器背向阳光，有良好的射击条件，构成保护火网，使我驱逐机追击敌人的机群，增加了难度。事实证明也是这样，当天我驱逐机群在龙泉驿空域尾追攻击时，仅击落敌机一架，击伤数架。以后的情报资料证明，敌人这次大轰炸，是由两个联队组成：海军航空兵第五联队，由武汉王家屯飞机场起飞;另一个是左伯航空联队，由山西运城飞机场起飞。日寇为了防止我驻梁山驱逐机队拦截，又以六架高空驱逐机由宜昌飞机场起飞，在遂宁地区上空盘桓，侧面保护自己的轰炸机群(据国民党空军总指挥部资料)。

　　日寇多次轰炸成都市是精密计划的罪恶阴谋。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疯狂一时的敌机空中指挥官，被日寇鼓吹为“轰炸之王”的奥田大佐，终于在一次由他领队驾机空袭成都时，于简阳上空被击落毙命。当时我们只知道：日寇飞机狂轰滥炸成都时，我空军驱逐机群(五大队的E—16飞机八架，E—15飞机六架及苏联志愿军E—16飞机六架)都向龙泉驿这个方向尾追攻击，使敌机一架在简阳上空被击中起火、多架受伤。至于被击落的敌机是什么人驾驶，无从知道，因为该机在简阳施家坝坠落，已是焦炭一堆，略可辨认出有五具尸体。事过两月，空军总指挥部作战处处长罗机宣布：在简阳上空被击中的那架飞机是日寇夸为“轰炸之王”的奥田大佐驾驶的。同时击毙的还有副驾驶清水中尉及通讯士、机务士、射击士等五人。又一个月后，在当时的空军杂志上也介绍了日寇“轰炸之王”奥田大佐被击毙的大体情况。

　　同苏联志愿空军的一次合作

　　1940年底，我曾调离十二中队，到驻在广西桂林的空军第二路司令部任作战科长(管理维修飞机及油弹军火控制等)。大约是1941年4月初，抗战正处于极困难时期，上级命令空军各路司令部必须密切配合苏联志愿空军作战，尤其是靠近敌占区的单位。当时第二路司令部是我国空军重点单位之一，司令是谢莽中校(广东人，广东航校三期毕业)。

　　1941年9月，苏联志愿空军的航空工程师奥特尔金(译音)带一个翻译来见我，他说，曾跟谢司令官通过电话，才来联系。要求我们用飞机把他送到湖南宝庆飞机场执行紧急任务，等他工作完毕后再送他飞回桂林。经请示，由我把他送去湖南宝庆飞机场。当时部队飞机都已安排任务，我只好去飞机修理厂在修好后出厂的飞机中借用一架。修理厂的负责人告诉我有一架“可塞”修好未试飞过，可用它试试看。任务紧急，不容选择。当天下午两点多种，我就驾这架飞机，同奥特尔金工程师一起，从桂林起飞，以一千五百米高度，向偏东北方向经兴安、全州进入湖南境内。飞至湖南零陵县境冷水滩上空，发动机突然停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迫降在冷水滩河边鹅卵石坝上。真是老天爷保佑，人员无恙，飞机完好。河滩上落下飞机，立刻引来不少老百姓。向他们打听，才知这个地方极不安全，翻过山坡就是冷水滩火车站，目前军运繁忙，敌人侦察飞机一天来几次，要赶快隐蔽才行。我即通知当地乡保，请组织老百姓用手把飞机推到一小笼竹林中，将竹子砍倒一部分掩盖飞机，并请当地乡保派人守护。然后我同奥特尔金工程师去到冷水滩火车站打电话给零陵航空站(约距五十公里)，请速派机务人员携带器材工具油料等，星夜赶来冷水滩抢修，我们在火车站休息等候。天亮前飞机修好了，但是必须在昨天降落的地方起飞，使我感到十分为难，因为起飞的距离太短了(约二百五十米)，三面都是水，出一点差错，必然机毁人亡。按照平时的办法，我一定叫机务员把飞机拆开，送到冷水滩火车站，由火车运回桂林。但这次同苏联志愿空军配合作战的紧急任务怎样完成?思前想后，决心冒险起飞。我请老百姓多人用手把飞机翅膀压着，我也踩紧刹车，油门加大，开足马力，再比手势要老百姓放松，我也放开刹车，飞机急速滑出，刚跑完沙石坝，飞机也离开地面。谢天谢地!不!还是应该感谢当地的老百姓，我脱险了!

　　飞到宝庆飞机场，看见飞机场正在填平弹坑，修补跑道，左侧停有六架SP—3飞机，这是前一天上午苏联志愿空军轰炸部队去轰炸台北松山飞机场派出的一个分遣队，它们任务完成后返航来此降落，被日寇雷达追踪，日军当即派飞机来轰炸。苏联志愿空军指挥部要了解飞机被炸后损失情况，特派奥特尔金工程师迅速查明上报。经查看损失情况是：两架全毁，三架轻伤，一架可以修复。奥特尔金反复照相，并查问当地航空站的值班人员，记录敌机轰炸的经过情况，了解发警报时间及临空投弹时间和进行轰炸的机种架数。我等他工作完毕后，又一同飞回桂林。当地苏联志愿空军的负责同志亲自来我部表示感谢!据奥特尔金谈：他在国内坐过很多次飞机，没有听说过和遇见过这样的好事，野外迫降，人机安全，原地起飞，完成任务，可以说是奇迹!

　　我写的以上几件事，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几十年后的回忆，错误遗漏在所难免，希望同行及新旧朋友给予批评指正。

　　(此文写于1985年)

　　(来源：《成都政协文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