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正清 现年87岁,四川荣昌人,1942年参军,军政部附属教导大队通讯六团通讯兵,先后在史迪威将军和孙立人将军带领的部队任报务员。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参加远征军对印缅日军的战略大反攻,虽然始终在军部指挥所,没有亲临枪林弹雨,但亲身经历了远征军的艰难困苦和血雨腥风,回国后于1946年升任中尉台长。
1942年我读到初中就辍学不上了,刚满16岁的我毅然报名,参加了中国军政部附属教导大队通信六团,当了名通讯兵。开始时,军队的长官嫌我年纪小身体瘦弱,有些迟疑,我父亲找了位担保人,说我在家排行老二,有些文化,符合应征条件。我才有了面试资格,面试官看我回答问题口齿伶俐,头脑灵活,同意我的入伍请求。参军后,首先接受半年的培训,我被编排在无线电通讯大队。每天就是背电码,收报发报,尤其是收发报,一天不停地生活在滴滴滴哒哒哒的环境之中,每天十多个小时不停的练习收发报,拇指和中指食指都磨出了老茧。半年的培训结束,我的无线电技术也运用自如了。
飞往印度参加对日作战
我们团长是一位中央训练团少将团长,他告诉大家:日本鬼子占领缅甸以后,封锁了滇缅公路,侵占了云南怒江以南的部分地区。目前,远征军大部队在卫立煌司令的带领下,在怒江以北严阵以待,准备反击,我们团跟随部队前往印度与日作战。1942年9月,我们乘车出发了,先从四川到贵州,再从贵州到云南,最后到昆明机场,坐飞机经喜马拉雅山赶往印度。从昆明飞印度这是当时唯一的一条通往印度的航线,也是一条被称作危险的死亡航线。驼峰航线山势险峻,气流瞬息万变,航行困难,有许多中美飞行员都葬身山谷之中。我们乘坐的飞机飞临珠峰时,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飞机晃动强烈,无法坐稳,而且气温急剧下降,即使我们抱在一起还冷得发抖。舱外两侧的山峰,四季不化的皑皑白雪,似一伸手就能摸到。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印度列多机场,此时正是印度的炎夏,一下飞机就被热浪包围了。
于邦大捷
到达印度列多行营以后,我们接受了美军的军事训练,训练教官一律由美国人担任,摸爬滚打,登山越野,武装囚渡,各种美军武器使用,实弹射击以及实地演练等等。训练一段时间以后,终于等来了待命作战的命令,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在攻打于邦的动员会上,美军将军史迪威慷慨激昂地说:我的孩子们,你们面前的敌人是日军18师团,现在是我们向日本鬼子报仇雪耻的时候了,我命令你们把我们面前的鬼子通通消灭掉。给我们阵亡的将士们报仇。我们投入战斗,战斗之激烈可想而知。最后,我们胜利击毙日军700多人,俘虏数十人,史称于邦大捷。这次战斗我有幸活了下来。
再战仁安羌
于邦大捷以后,我离开总部到新一军通信营工作,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成了我的顶头上司。当时远征军刚跨出国门,英缅一师和装甲七旅7000多人,记者、教会人员500多人被日军包围在仁安羌,弹尽粮绝,水源切断,陷入绝境。孙将军负缨请命,亲自率领指挥一个团的兵力,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日军两个联队约7000余人的阵地,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中国军队吓懵了头脑,也不知来了多少中国军队,加上中国军队猛打猛攻、势如破竹,打的日军不知所措。战斗结束英缅军民全部获救,我军伤亡少于敌人的代价,歼敌4000多人,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中国人的国威。
1946年,新一军奉命接收东北,我们进驻沈阳,我已经是中尉台长了。由于厌烦内战,我选择了起义。1949年我转到了哈尔滨市测量大队工作,1950年与解放军的一个团留驻开发北大荒,曾荣获北大荒功勋奖章。1978年在我垂暮之年,我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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