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山：八千黔中男儿血——第8军103师老兵谭祖幼的抗战回忆
来源：贵州省民革网作者：周渝 2018-04-09 10:19:59

　　题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认为自己在亚洲战场上只有过三次“玉碎战”，即密支那战役、腾冲战役与松山战役。而这三次辉煌的战果恰好都是由中国远征军(含中国驻印军)打出来的。其中与黔籍军人联系最为密切的应数发生在1944年6月4日至9月7日，历时3个月之久，敌我双方阵亡上万人的松山大血战……

　　在认识谭老之前，虽然对抗战历史了解些许皮毛，但对这场抗战后期发生在邻省的“松山大战”依然感到既遥远又陌生。从前，我仅仅知道那是滇西战场上一场胜利的反攻作战，但并不知这一胜利背后之惨重，更不晓得那些血染松山的中国军人们几乎都是来自贵州的家乡儿郎。曾经敬佩的抗战军人们原来是远在天边，近在咫尺。

　　谭祖幼老人是我寻访到的第一位亲历过松山战役的抗战老兵。68年前的8月2日，谭祖幼在炮火连天的松山上度过了他20岁的生日，尽管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那天步入了弱冠之年。时隔一个甲子再加8年，当初年轻气盛的谭祖幼已是年近九旬的耄耋老人。好在老人家身体还挺健朗，我先后几次登门拜访，他都不厌其烦的向我这个与他当年在军中时年纪相仿的年轻后辈聊起那个年代的事儿。关于谭老与那场战争的故事，我想应该从1942年说起。

　　“干脆我们抗日去”

　　1942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进入了抗战的第5个年头，日本侵略军比之前更为猖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的侵略步伐迅速蔓延东南亚。在日军强势的攻势下，缅甸首都仰光告急，驻缅英军再也无法抵挡住日军的强势进攻而向中国求援;这一年，十万中国远征军浩浩荡荡的走出国门，进入缅甸作战，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全线溃败，数万军人魂断野人山;这一年，在缅作战牺牲的200师师长戴安澜将军的灵柩经过贵阳，还未满18岁的谭祖幼在戴将军的灵柩背后跟了许久。此时的他还想不到，就在两年后，他与他的战友们将在云南松山一雪此次远征溃败之耻……

　　谭老告诉我，他原来的家并不住在花溪，而在乌当新添寨。因为父亲教书，所以他小时候也得读了几年“老书”(指传统经典)，十多岁的时候就到贵阳新街附近去学石印，那时候他们把学习一门手艺被称为“学徒弟”。如果不是战争，谭祖幼也许在学成手艺后会成为一名石印师傅，但日军对贵阳的一次空袭彻底改写了他今后的人生。

　　“我们老板的铺子开在新街口，他的家住在红边门。我就在他那里学的石印。那一天忽然家家喊关门，我们还以为是航空演习，哪晓得真的(日本)飞机就来了。日本的飞机九架、九架的来，九架一队，一共是十八架。民教馆遭炸、新街又遭炸，到处都遭炸。我们就赶快到百花山去躲警报……”这是谭老对当天贵阳遭受日机轰炸的记忆，而他学艺的那家石印铺也在那次轰炸中被摧毁。谋生的地方没有了，于是谭老与他们两个同伴只好另谋生路。谭老说：“我们三个人开始挑点儿菜卖，结果也没什么生意。想到这样下去也没出路，然后我给他们就说‘干脆我们抗日去咯’，那时好像是42年还是43年……”

　　就是这样一句“干脆我们抗日去”，三个人热血澎湃的年轻人说做就做，一连赶了两天的路程就到达安顺，并在那里参了军。谭祖幼参加的部队是第8军的第82师，军长何绍周、师长吴剑平都是贵州人。

　　我询问过谭老，关于与他一起去从军两个同伴的名字和相关消息，谭老说：“有一个姓张，记不清楚了。我们到部队以后就分散了，没有分在一起。”后来打完仗谭老从云南回家后曾去查过他们的下落，没有任何结果，之后几十年也没有再和这两个同伴取得联系，谭老认为他们“恐怕是牺牲了”。如果真是如此，没能把这两位烈士的姓名记录下来着实遗憾。

　　向惠通桥进军

　　谭老还清楚的记得，自己当年所在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第82师244团。入伍不久，部队就接到了出征滇西的调令。但想不到部队刚开到云南文山时就发生了哗变。谭老说：“有个营长他不想去抗日，要带起部队走，后来被其他部队镇下来，把那个营长杀了，好像还有个团长也被杀了……。”关于82师的这次兵变，我想，这其中内幕自然也非当时作为士兵的谭老所能知晓。所以后来我也和曾达敏老师谈起过这件事。曾老师的父亲叫曾元三，当时任82师245团的团长，想必他应该知道此次兵变的内幕。遗憾的是，当年曾元三老先生并没机会把自己的经历说得太细致。如今曾元三老先生已去世多年，82师这个的团兵变疑云也就一直遗留至今。

　　可以得知的是，军队哗变之后，人员也出现了一些调动，谭祖幼就是在那时被调往103师的。因为他读过几年“老书”，有一定的文字基础，于是便在103师308团3营的营部做了传令兵。谭老说，那时候他做的事情叫“传公事”。他告诉我，部队在没到云南之前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他们要自己打草鞋穿。进入云南后，部队就更换了美式装备，并发放鞋子，条件比之前要好很多。此时已经是1944年，这年1月，82师师长吴剑平升任副军长，师长由王伯勋接任。而这位王师长与谭祖幼在多年后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后话。在此时，第8军的目标是松山，部队经过一番整训，部队继续向惠通桥方向挺进。

　　松山位于怒江西岸，属龙陵县腊勐乡境内，由大小二十余个峰峦构成，主峰高2019.8迷。美国记者称它为“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余戈前辈在其作品《1944松山战役笔记》中这样形容松山的战略地位：“对怒江峡谷而言，西岸的松山是一座超级‘桥头堡’;对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的巨手;对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前沿屏障。”两年前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大溃败后，日军从中缅边境长驱直入。腾冲、龙陵等这些从未想到会被战火波及的滇西边城皆在一夜之间沦入敌手，松山也于1942年5月5日被日军占领。也是在那一年，惠通桥边几声意外的枪响引发了一场遭遇战，中国守军在千钧一发之际炸断惠通桥，从此形成中日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自此，由日军113联队、野炮第56联队第三大队以及一个卫生中队和细菌战小队共3000余人组成的“拉孟守备队”成立。盘踞松山的日军为做长期据守打算，开始在松山大修工事，用了两年时间精心构筑起强固的防守体系。他们将此地称为“东方马其诺”，并叫嚣中国军队不死十万休想拿下松山。正在行军途中的谭祖幼并不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这样一个注定要以成千上万人的鲜血与生命为代价才能攻取的战略要地。

　　对于战场的恐惧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乘橡皮艇强渡怒江。6月4日，松山战役正式打响。由于对形式判断失误，最先进攻松山的新28师屡屡受挫，伤亡惨重。7月2日，基本由贵州籍子弟组成的国民革命军第8军，在军长何绍周的率领下投入松山战斗。谭祖幼所在的103师308团是在7月下旬到达战场的。对于战场的恐惧，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后人永远无法理解。六十多年前的那次行军，谭祖幼老人有这样的回忆：

　　“开始我们部队是到惠通桥接71军的防，他们要去攻腾冲和龙陵，我们就接他们的防。到惠通桥那里的时候还没有桥，只有铁链子。我们前面的人把腊勐街拿下来了，我们就要从那个铁链子上过去。那时候背着枪，又背着背包，拉着那个铁链子摇摇晃晃的过，很危险，但谁想不过都不行。我们后面就有个不过桥的，他害怕，不敢过去，结果一枪就把他打了……

　　“部队过去时候，我们营部就在腊勐街驻下来了。我们前面的部队在腊勐街就死了一百多人，把它(腊勐街)拿下来以后，日本人就退到山上去了。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副官很怕，半夜都在叫‘卫兵!卫兵!快过来!’因为打死的人太多了，他害怕嘛……”

　　史料记载，308团驻防腊勐街的这天是7月23日夜晚。

　　谭老告诉我，他们部队投入松山战场之后就开始修工事。他说：“我们到松山以后，每天都是你来炸我，我拿飞机炸你，你拿炮弹打我。还有就是修工事，天天修……我们还算好，是美式装备，有雨衣、有鞋，吃的连水果都有。其他有些部队就很老火(惨)了，穿的都是草鞋。我们算好的，是美式装备，有鞋穿。”

　　对于战场的恐惧，谭老承认自己也有过。当时他是营部的传令兵，电线被炸断之后，他要负责传送“公事”，这是一个行动比较自由但需要到处跑的危险差事。一天晚上，谭老接到任务，必须要出去送“公事”。他说“那路上死的人太多，过都过不去，要一个一个的从死人身上跨过去”。因为当时部队给他发了两块大洋，他就找到伙夫，说愿意给对方一个大洋，让对方陪自己一起去做任务。(当时当兵一个月军饷为2个大洋)哪知对方死活不去，后来也不知谭老用了什么办法，还是把伙夫拉上一路。所幸那次有惊无险，他们都没有被日军发现。

　　说到作战畏惧的问题，谭老还讲了发生在松山的另一桩他亲眼见到的事。由于坐落在松山上的日军堡垒异常顽固，每天都有上百名中国士兵倒下敌人的火网下，冲锋的死亡率是极高的。有一个连长怕死，为了逃离战场，于是在自己的腿上开了一枪，想制造负伤假象而得以撤退到后方。但当时管理伤员的几个站都有专负责检查枪伤的军医。谭老告诉我，说那些军医可以分辨出伤员的伤口是远程射击造成，还是自己近距离开枪造成。那个连长制造的战伤假象当场就被军医识破，不仅没有得撤离后方，反而被当做逃兵就地枪决。

　　上天给的生日礼物

　　1944年7月下旬，第8军战士与敌鏖战于滚龙坡。连日的交战让我军伤亡俱增，在24日的战斗中，307团的副团长陈一匡被敌人手榴弹炸断手臂，各营、连、排长均有伤亡。不过，即使在弥漫着死亡气氛的松山战场，士兵们在没有作战命令的时候依然也要进行战地娱乐消遣。

　　“我们还在那树林里面打牌。当兵一个发得两块大洋，就在那树林子里面赌钱。”谭老回忆道，“有次我们正在打牌，日本的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那飞机飞得很低，差点要擦到树子。我们一个战友站起来拿枪要打，我赶紧叫住他，叫他不要打。我说你等他飞走，你打了他，他发现这里有人他就要飞回来炸你……有时候日本飞机要来炸我们阵地，美国的飞机又把它整下去了。”

　　让谭祖幼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我军攻占滚龙坡阵地那天，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非常惊险的事。经过多日的激战，滚龙坡基本被我军拿下。在攻克滚龙坡主堡后大家都松了口气，开始休整部队和打扫阵地。谭老说，那一天他和伙夫以及另一位姓杨的战友在刚攻下的堡垒附近聊天。就在大家毫无准备之时，堡垒内忽然冲出来一名日本军官。那个日本军官应该是堡垒中未肃清的残敌，可能他知道自己撤退不了，于是就提着战刀发疯似地向谭祖幼等几人劈来。当时谭祖幼等三个人的手里都有“武器”：伙夫挑着扁担，谭祖幼手里拿着铁锹，但只有那位杨战士手里有枪。

　　谭祖幼是最先看见日本军官向他们冲来的，他本能的用手中铁锹挡住日本军官劈下的战刀，想不到竟然因用力过猛将那军官的战刀打掉老远。这时，一旁拿枪的杨战士回过神来，连忙开枪击毙了那名垂死挣扎的日寇军官。回忆起此事，谭老还感慨的说：“那把刀后来我得了，我一直背在身上，后来一直背到保山就送人了……可惜咯，我那把刀。”

　　因为在营部当兵，谭祖幼的行动相对要比其他普通士兵自由一些。那天他去到了日军建造的堡垒中，他告诉我：“那日本人的碉堡我专门去看的，里面是一层钢板一层汽油桶，再一层钢板又是一层汽油桶，那桶里面还装了泥巴，你说咋个会(怎么会)不难打嘛?”

　　松山日军的堡垒大多分为三层，上层用于射击和观察，中层作为寝室使用，也可射击，下层则是掩蔽部或弹药粮食库。很有意思的是，那天谭祖幼在日军的堡垒里缴获了许多美味可口的战利品，他说：“日本人的那个饼干是好得很哦!那些饼干我揣了两大荷包(衣袋)出来，每人送他们一点。”那天谭老不止一次的夸赞“日本人那些吃的做是好哦!”时隔多年印象还如此之深，想必当日他与他的战友们定是饱了一顿久违的口福。

　　我回家后查到了我军攻占滚龙坡的日期为1944年8月2日。我看过谭老的身份证，他的出生日期是1924年8月2日，也就是说攻陷滚龙坡之日正巧是谭老20岁生日。他不仅缴获了日本军官的战刀，而且享受到了敌人给他准备的美味饼干，这奇妙的巧合大概就是上天送给他最好的生日礼物吧?作为当局者的谭老至今仍不知道这个巧合，所以我决定下次拜访他时，将这个迟到了68年的喜讯告之于他。

　　八千男儿沃血松山

　　进入八月，敌寇依旧顽强，我军伤亡与日俱增。由于松山久攻不下，已经严重影响了进攻腾冲和龙陵军队的作战进程。军长何绍周召开军事会议，让大家献策如何功克松山，特别是如何克服松山子高地上火力最猛烈的堡垒。会上，82师师长王伯勋想到自己在陆军大学时曾听教官讲过，若遇到飞机、大炮都难以摧毁的工事，可以充分发挥工兵作用，采用爆破战术。于是王伯勋在会上首先提出了“坑道爆破法”，即是让工兵打通通往子高地敌人堡垒下方的地道，在下方挖几个药室装满炸药，以爆破的方式摧毁高地上的堡垒。这一提案很快被采用并投入实施。(关于首次松山大爆破方案的究竟是谁，多年来一直众说纷纭。本说法出自老兵王文光回忆文章以及王伯勋本人遗稿。)

　　谭祖幼还清楚的记得当时看见工兵挖坑道的场景，他回忆说：“我亲自看到他们打的地道，天天都在挖。但我们还不能只挖地道，每天我们还得要派人去攻打(主峰)，要哄着他(日军)。如果不哄到他们，他们发现了要来整破坏……后来他们(日军)也发觉了，也跟到挖地道想来堵我们。我们连晚上都没有休息，一直挖到他们那个碉堡下面，放进去的炸药也是美式的……”谭老口中的美式炸药就是当时最为先进的TNT炸药，而工兵挖出的药室都装满了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

　　关于日军挖坑道搞破坏，在有关松山战役的史料记载中却有此事。8月15日前后，日军破译了第8军请求补充TND炸药的电报，敌酋金光惠次郎这才反应过来，连忙下令日军工兵从上向下挖，企图掘断我军的坑道。可惜日寇的这些动作都为时已晚，我军工兵营在18日夜即宣告坑道工程全部完成，两个分别有一间房间大小的药室都装满了TND炸药。

　　8月20日上午9时15分，随着军长何绍周在电话中下达的一声“起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响起，整个松山都动摇了。松山主峰的堡垒被一股巨大的力量腾飞，石头、树木、汽油桶与日军的残肢漫天飞舞，整个山头都被炸翻，主峰上的日军几乎都被冲为齑粉。谭老说起爆之时，他们营部的工事被震得摇晃，像地震一样地动山摇。另一位参加松山战役的老兵张羽富在其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子高地爆破情景：“我看见一股浓浓的烟柱窜起来，越来越高，烟柱上有一顶帽子，很像解放后电影上放的原子弹爆炸。烟柱足足有一两百公尺高，停留在半空中，久久不散。”松山大爆破振奋了在场每一个中国军人的心，他们热血澎湃，士气高扬，准备向日寇发起最后的冲锋。我军冲上子高地后，俘虏了5名被震得神情恍惚的日军，至于有多少敌寇在大爆炸中形神俱灭就不得而知了。

　　然而敌军指挥官金光惠次郎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当晚，他从各阵地抽调士兵，利用夜色对“子”高地进行夜袭。双方反复鏖战至22日，“子”高地又落入敌手。听闻这个消息的军长何绍周与副军长李弥勃然大怒，要求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必须在第二天夺回“子”高地。在松山战史中记载，我军为夺回失去的阵地，82师的副师长王景渊组织了30人的敢死队，并另随从打开几个装满关金票的大箱子。他当场宣布：“今天每人暂发5000元，夺下‘子’高地再发5000元。”受到鼓励的敢死队员们个个奋勇杀敌，片刻功夫便突入“子”高地。而同在松山作战的谭祖幼老人也告诉了我一个类似的场景。他说：“我记得我们那个团长说‘跟着我来，我还有点私房钱，只要拿下(松山)来以后，我赏你们一个人十块钱’。十块钱管钱哦，那时候一个月都只得两块钱。”他口中的这位以私房钱激励将士作战的团长应该就是308团的文安庆团长。

　　到目前为止，我先后拜访过谭老三次，几乎每次都听他说起一位姓杨的营长。那件事就发生在大爆破后的最后17天里。那一天，日军的火力依然很猛烈，谭祖幼伏在战壕里，这位姓杨的营长就在他身边。他忽然见到杨营长站了起来，拿着望远镜观察敌情。前面敌人的机枪还吐着长长的火舌，谭祖幼知道日军的枪法非常准，只要被他们盯上基本上就不能活命了。于是他连忙对杨营长喊道：“营长营长!快蹲下来，敌人的枪法准得很。”另一位机枪手也喊道：“营长，看不得!”哪知他们话音未落，一颗子弹就射入了这位杨营长的胸膛，营长顺势倒下。谭老说：“当时他还有点气，抬下去更死了。后来他家老婆从保山来找，来部队问是不是自己人在后面打了他黑枪，我们两个还去作证说他是被敌人打的……”

　　这件事谭老反复给我说了好几次，遗憾的是他并不知道这位营长姓名，只知道他姓杨。回来后我在史料上查到，在整个松山战役中，第103师308团共阵亡了16名军官，该团第2营的营长姓杨，叫杨永康，他很可能就是谭老亲眼见到牺牲在松山的那位杨营长。最后的战役异常惨烈，按谭老的话法，就是“一个班13个人上去，不到半个钟头就只剩两个人了。”战斗之残酷，伤亡之惨重可见一斑。但是，在这最后17天的战斗里，敌人也不比我军好到哪去。穷途末路的日军烧掉了他们心中最为神圣的军旗，准备全员“玉碎”。日军指挥官金光惠次郎亦在我军猛烈的炮火中死亡。日军战史称金光是在9月6日17时左右中炮而死。而余戈前辈经过调查考证，认为敌酋金光死亡的时间要提前一周。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在松山做了昭和战争的祭品。自此，日军的“拉孟守备队”除了9名俘虏与少数逃脱的残敌外，均被我军全员消灭。1944年9月7日，松山攻克……

　　多年后的重逢

　　松山战役结束后，谭祖幼所在的部队由于损失惨重，并没有被调去攻打龙陵。在保山机场，谭祖幼再一次遇见82师的老长官王伯勋，可惜这次他们没有坐上同一架回程的飞机，那也是他们在部队时最后一次见面。之后远征军有过一次裁军，谭老也是在那时离开军队的。谭祖幼回到贵阳不久，便听到了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我想，谭老在这个时候离开军队对他而言实在是莫大的幸运。他不仅没有卷入之后那场中国人之间的内战，同时也避免了几十年后的一场浩劫。因为按照“文革”时期的标准，1946年以前脱离国民党军队军人的“历史问题”相对要小很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谭老进入了饮食部门。当日谭老负责的牛肉粉馆(当时为国有)就是今天名满全国的“花溪王记牛肉粉”店的前身。有一天，谭祖幼见到了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人到馆子里来吃粉。谭老感到此人非常眼熟，仔细一瞧，这人居然是当年第八军里的老长官王伯勋!只是那时正逢“文革”，王伯勋因历史问题受到种种牵连和迫害，不仅不复当年风采，反倒显得沧桑落魄。谭祖幼立即与王伯勋相认，虽然当初他们一个是统帅千军的将领，一个是冲锋陷阵的士卒，但毕竟都在那血肉腾飞的松山战场一起战斗过。在社会气氛风云诡谲的60年代，这份战友情谊显得弥足珍贵。谭老说：“后来王军长还经常叫我到他屋头去坐了好几回，我也请他到我这里来过。”王伯勋自1983年去世至今已近30年，但提起他，谭老还是说：“王军长这个人很不错，他是个好人……”

　　那天临别时，谭老送了一张电视剧DVD给我，名叫《滇西1944》，这部电视剧的主要内容便是讲松山战役的。其实早在两个月前我便开始寻找这部电视剧的DVD了，可惜一直苦寻无果，想不到最后会在一位参加过松山战役的老兵手里得到它，我相信，这是缘分。

　　告别谭老后，我去了附近不远处的戴安澜将军衣冠冢。那片墓园可能是整个花溪公园内最安静的地方。已近黄昏，我独自一人对着戴安澜将军的雕塑伫立良久，仰望这位在70年前壮烈殉国的远征英雄，忽然感觉历史离我不远。无论是眼前这座静态的雕塑，还是谭老平实朴质、不加雕琢的言语，都可以让我这个来者隐约触摸到我华夏民族千载未变的一面：孔曰成仁，孟云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仿佛间，当年那首气势雄壮的《陆军军歌》回荡耳畔，我脑海里不由的浮现出戴安澜将军在出国远征时赋下的诗篇：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

　　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策马奔腾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

　　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天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