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毓骧展示战友年轻时的照片（左）。 杨毓骧年轻时在印度基地拍摄的军装照片（右）。
全套英美装备的中国驻印军，此时其战斗力已超过日军了。
1944年6月5日凌晨，昆明的街道上还没有什么行人，一队穿着灰色棉军衣，布鞋的青年列队急匆匆从城市中穿过。两个小时后他们到达南郊的巫家坝机场，天空上还繁星点点。再不多久，这500名青年就要登上飞机飞赴印度。
“那晚的星星很亮。”61年后，杨毓骧还记得当时只有18岁的他特意抬头看了看家乡的天空。
须臾，C-47运输机喘着粗气飞了起来。机舱里没有座位，所有人都想站到窗边，第一次从空中俯瞰古老的昆明城，再看一眼沉睡的家乡，这时他们才突然意识到，他们是真的要离开家了，“很多人和我一样，兴奋的心情一下沉重起来，大家不说话，心里默默祈祷。”
飞机经过澜沧江和怒江，机舱内的温度一下降了下来，再向前，白雪皑皑、海拔6740米的太子雪山出现了，这就到了飞行运输队所称的“驼峰”，在这条航线上，已经有500多架盟军飞机失事。
杨毓骧的运气实在不错，据说第一批乘机飞印度的学生兵，临上机前被命令脱掉军服，长官们说因为印度气候炎热，根本用不着棉衣，这些军服可以留下来装备国内的士兵。结果，士兵们被冻得半死，不少体质羸弱的竟被活活冻死。
越过“驼峰”，又飞行了三个小时，终于在印度汀江机场安全着陆，“我们走下飞机，全身冻得像冰块，只好蹦蹦跳跳取暖，两只耳朵又痛又聋，互相讲话要大声喊才听得清楚。”
晚上，杨毓骧和大家一起洗澡，旧棉衣、棉裤和鞋袜全都扔到一个大坑里焚烧，当他们赤身裸体地走出来，崭新的黄色卡其布制服，白色内衣裤，绿毛衣、毛袜，灰色帆布腰带，黄色胶鞋已经整齐地排放在面前，学生兵们换上新军装，个个容光焕发，英姿勃勃。
这个过程颇有凤凰涅槃的意味。作家邓贤的父亲也是一名驻印学生兵，邓贤描写道：“当全副武装的学生兵唱着歌列队走出机场的时候，他们个个昂首挺胸，心中充满做人的尊严。”
加入“X部队”
十万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在印度亲自训练，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军队，杨毓骧所在的暂汽一团一千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
1926年，杨毓骧出生在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的一个农村家庭。1942年5月4日，日军对保山实施大轰炸，当天保山县内正逢集市，赶集的密集人群成为54架日机重点袭击目标。这次轰炸，中国平民死伤逾万。
轰炸结束两天后，16岁的杨毓骧路过保山，往日的城市千疮百孔，“尸体的臭味一公里外都能闻到”。
1943年，杨毓骧从保山县中学毕业后，考进昆明国立西南中山中学。第二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即席演讲，号召全国知识青年积极从军，征集知识青年十万人，编组远征军。
“这年我18岁，刚刚符合参军年龄。而且政府重视学生军，待遇比普通士兵高，还承诺参军期间保留学籍，退伍后还可以继续上学，我在中学只上了一个月，就去报名参军了。”
在当时的中国军队里，在异国印度的中国驻印军是个例外，与国内的军队截然不同，他们不仅手握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且士气高昂，军纪严明。
早在1942年7月，中英盟军刚从缅甸撤退后，史迪威将军就构想了“反攻缅甸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史迪威在印度亲自训练十万中国军队，同时在滇西装备训练30个师。这两支部队即后来的“X部队”与“Y部队”。
按照总部指示，在掌握机械化坦克、装甲车之前必须学会驾驶汽车，于是五百名学生兵和后来空运来的青年兵在兰姆伽基地编入“中国驻印军重兵暂汽一团”和“暂汽二团”，每团千余人，杨毓骧和25名中山中学的同学全部在暂汽一团一营二连。
团长简立，湖南人，年约35岁，据说与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同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皮肤白净，戴眼镜，被部下称为“儒将”。暂汽一团一千名士兵中有600多名大学生，其他400多人为高中生。不一般的团长和不一般的士兵，给暂汽一团赢来一顶“大帽子”。
异类“民主团”
“暂汽一团”很快被其他部队戏称为“民主团”。“我们都是大、中学生，素质高，我们不愿意去其它部队，其它部队的也不想来我们这里”
暂汽一团引起的最大争议是，团长竟然根据士兵愿望，由各连推选出一名士兵做代表，成立“士兵委员会”，凡有关士兵的供给、膳食、被服、邮政等事宜，都由“士兵委员会”参加团部军需处管理，透明开放，没有腐败舞弊。
“士兵委员会”还办有全国性的“天声服务社”壁报，“天声”是由简立团长亲自命名，意为“振大汉之天声”。简立还写了一首歌词，有人谱曲后在全团传唱：“男儿快意着先鞭，投笔从戎志最坚。出国远征何壮伟，飞越喜马拉雅山之巅。铁轮电掣机械化，利兵坚甲永无前。浪涛翻热血，勋业著青年。气盛吞三岛，雷辙震九天。祖国复兴，世界和平。唯我中华儿女，重任寄吾肩。”
各连组织篮球队和排球队，营连之间经常举行友谊赛，团部还组织歌舞晚会、电影晚会和学术报告会。学术报告会由各大学的原学生们演讲，杨毓骧记得有一位云南大学生物学专业的学生讲了一场题为《兔子的生理技能》的报告，开始大家都觉得这个题目与机械化战斗无关，但后来去了缅北热带丛林，发现整日与毒蛇、蚂蝗、蚂蚁作战，才后悔当初没有认真听讲。
还有一次，全团士兵被集合起来去看电影，放映的竟然是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让士兵们大吃一惊，但很快都认真地看下去。“团部发的物资品里也有安全套，虽然我们用不上。后来换了一个团长，他对美国人说，我们不需要这东西。从这件小事，大家就感觉这个人对其他事情也不会民主了。”
“暂汽一团”很快被其他部队戏称为“民主团”，军官们都严禁“暂汽一团”士兵到他们的军营拜访，也禁止他们的士兵去“暂汽一团”参观。而士兵们之间也少往来，“我们都是大、中学生，素质高，我们不愿意去其它部队，其它部队的也不想来我们这里。”
训练一个半月后，杨毓骧从汽车驾校毕业，司令部命令暂汽一团派三个连把军用物资从兰姆伽运送到印度海港城市加尔各达。这是一次难得的外出机会，各连都争着去，团长只好召开全团大会，由连长抽签决定。“我们二连连长侥幸抽中，全连士兵顿时向天空抛衣丢帽，欢呼若狂。”杨毓骧回忆，“每个人都把黄卡其布军装熨烫得笔挺，准备了两天的给养，有牛奶、饼干、牛肉罐头等，还发海军牌香烟，整洁的卫生纸，一切准备妥当后，在一个星光明亮的凌晨，每人驾驶着一辆GMC军车，直接驶向比哈而省宽阔的公路上。”
在加尔各达，杨毓骧和几个战友乘坐双层电车游览市区，繁华的市区给爱好文学的杨毓骧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跳出来：“想当逃兵，去印度国际大学上学，听说文学泰斗泰戈尔就在那里任教。”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逃兵被抓住就枪毙，已经枪毙好几个了。”
1945年4月，德国法西斯投降，一个月后，一名原西南联大的学生悄悄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的文章整版贴到《天声服务社》壁报上，此事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中国驻印军总部稽查处认为是“异党分子”所为，把这名学生兵抓捕准备枪毙，杨毓骧和全连士兵签名要求保释这名士兵，暂汽一团所有士兵也纷纷签名。“大家没想到，简立团长竟然也签了名，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要冒很大的风险。最后总部不得不释放了这名士兵。经过这件事，大家对简团长更崇敬了。”
起来造了反
不肯被调往东北打内战，一千多名汽车兵把炮弹卸到火车站，开着空车就去了南京，要求退伍回学校读书。关键时刻，暂汽一团原团长简立出现在老部下的面前……
“民主团”的名声越来越大，日后的命运也愈加坎坷。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半年前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中缅边境胜利会师，滇西国土与缅北地区也全部光复。这意味着，在缅甸战场，仗已经打完了。随着日本人趋向战败，对“民主团”——这个部队里的异类团队的监控却越来越严。
1945年6月，暂汽一团、二团奉命进驻印缅边境雷多(又译列多)，距离这里不远就是野人山，中国第一次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后撤退经过野人山，死伤几万人。缅北的原始森林这时正由中美两国工兵修筑中印公路，这是继滇缅路后的又一条陆路国际通道。
“民主团”的士兵们渐渐感到，原始森林中的气氛越来越压抑。“驻印军总部对我们团士兵进行监视，只要对国民党有不满言论就立刻抓捕，有几名士兵被宪兵抓起来，周围还围上铁丝网。”
7月，汽车兵团开着美国制造的军车“衣锦还乡”，受到杜聿明亲自接见，部队在昆明待命，准备开赴太平洋，参加东京登陆战。“大家情绪很高，‘打到东京’的口号每天喊几十次也不累。”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装备精良的驻印军成为蒋介石的装备最好，打胜仗最多的“王牌军”，立即调往东北，准备参加内战。投降日后第二天，暂汽一团每人发新军装一套，在敏感的时刻，这个细节引起了杨毓骧的注意，“因为每次打仗前，待遇就要变好一些。”
果然，两天后，部队接到开拔命令，目的地没有公布，但车上拉的都是炮弹。“车队到了湖南衡阳，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肯定是去东北。大家于是把炮弹卸到火车站，开着空车就去了南京。政府承诺保我们的学籍，大家要退伍费，回学校读书。”
一千多名不听指挥，气冲冲要到首都讲条件的军人理所当然被视为一股不安全的力量，当他们行进到江西省泰和县时，被国民政府派出的一名团长拦截下来，团长强硬的态度反而更加激怒了学生军的怒火，“我亲眼看见有人抽出手榴弹，那个团长转身就上车走了。”
杨毓骧回忆，他们做了最坏打算，如果政府围剿，他们就就地上山革命。
只有一个人能浇灭这场酝酿中的大火。暂汽一团原团长简立受命于国防部，出现在老部下的面前。士兵们纷纷脱下新军装，换上驻印军的制服，“简团长流着泪，要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当然听，休整后开进南京城，老百姓都来看热闹，从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军装，夸我们帅气。”
南京政府最终兑现诺言，学生军纷纷回到家乡所在地的大学，重进学堂。杨毓骧被分到云南大学。
暂汽一团是中国驻印军为数不多的，几个遭解散的部队。
这是杨毓骧最后一次见到简立。29年后，已经是教授的杨毓骧在云南西双版纳偶遇一名上海女陶瓷教授，两人交流中，杨毓骧得知女教师姓简，“姓简的人不多，我随口说我的老团长也姓简，没想到，这位女教授竟然就是简团长的侄女。我要简立的电话，她告诉我，她的叔叔已经去美国定居，她还告诉我，她的叔叔其实很早前就与共产党保持着联系。”
归于学术殿堂
1979年后杨毓骧回到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如今，“想成立一座博物馆纪念这段历史，为还在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写小传。想重走中印公路，为沿途的兄弟们烧一炷香……”
1949年杨毓骧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下放回保山施甸县的农村老家“参加生产劳动”，1956年进入云南省民族研究所，逃过反右派，但文革中被打为“特嫌分子”，在昆明电影公司工作7年，每天骑单车给各个电影院运送胶片。
1979年后杨毓骧回到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学研究，1988年平反去掉“特嫌”帽子。他在国家和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150余篇，专著4部，并有多篇论文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一项研究被新华社介绍为：“填补了我国民族史对云南省契丹后裔研究的空白”。
目前，杨毓骧退休，与老伴和儿子、儿媳住在云南民族学院家属楼的一套两房一厅房间内。
2005年3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记者问杨毓骧现在最想做些什么，他和另外4名驻印军的老战友一起回答，想成立一座博物馆纪念这段历史，为还在世的远征军老兵们写小传。
“几年前，我就约了几个老兵，商量重走中印路，那些远在异国的兄弟们多少年都没有人看过他们，多寂寞啊。我们想沿途为他们烧一炷香。这个计划很久了，迟迟不能实现，很多现实问题呢。这几年老战友们一个接一个去世，我们都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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