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抗战记忆：民族危难时 匹夫共担当
来源：搜狐   2019-08-23 09:16:44

　　梁金山：毁家纾难报国心

　　国难八年一心献国

　　1882年，梁金山出生在保山市浦缥镇一个世代务农的清贫之家，因生活所迫奔往邻国缅甸腊戌谋生。经过几年奋斗，梁金山在缅甸事业有成，名望和财富扶摇直上，被推选为华侨公会会长。

　　作为爱国爱乡的侨领，梁金山坚信“国亡即家败”，心系祖国，支援抗战。1931年日寇入侵我国后，梁金山先后捐白银9000两，载重汽车80辆、飞机一架，并坚持每月捐100盾卢比直至抗战胜利，以表抗日到底的决心。当时国民政府分派给云南省的救国公债，他一个人就认购了一大半。

　　1935年，梁金山拍卖了两个商号和一个工厂，捐资20多万盾卢比，聘请了美国工程师阿伯兰德设计，在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冲设计建造一座威武的钢索吊桥正式落成，桥身全长123米，宽5.67米。1935年这座横跨怒江的吊桥成为中国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上的重要桥梁。

　　1938年底，缅甸即将沦陷。在个人生死危难之际，梁金山依然把匹夫之责放在首位。为了抢回积压在缅甸的国际间援华和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军火物资，梁金山置自己的私产于不顾，除将其经营的金光汽车公司全力投入抢运外，还招募私车抢运，由他承担运费。

　　梁金山90岁高龄时写下《告诫子孙书》情真意切地阐述一生追求。“吾多年谋生海外，凡我同胞均视之如亲骨肉，外人欺辱如刀割，我心恨之入骨，愤而不平。国难八年，我一心献国，国亡即家败……”

　　不忘初衷不失其志

　　梁金山日常生活十分节俭，衣着简朴，头上总是戴着一顶竹斗笠。

　　1938年底，日军入侵缅甸，急于抓捕梁金山这个爱国侨领。一天，日本兵突然围住梁金山寓所，日军看他衣着朴素，误认为是佣人，喝问他：“梁金山在哪里?”梁金山从容回答：“梁老板回中国开会去了”。待日军离去后，当天半夜，梁金山立即召集全家，抛弃在缅甸家产，星夜兼程返回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梁金山坚持留在国内参与祖国建设，并以做“模范人物”要求自己和家人。70高龄时，还经常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保山各地视察，到深山探矿。

　　梁金山先生从东南亚引进首株咖啡苗种植在保山潞江坝镇，如今保山小粒咖啡已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全国乃至全球品质较好的咖啡之一。(记者张雁群雍明虹)

　　92岁的陈大民

　　支前民夫：饿死不吃军粮

　　8月17日，陈大民、王兴、尹志澍三位老人自腾冲启程赴京。他们将作为支前模范的代表，参加纪念抗战70周年阅兵式。70余年前，他们是支援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的民伕，是一群特殊的英雄;70余年后，他们将站在首都北京，见证国家的强盛。

　　户帕运粮

　　1944年7月5日，腾冲抗日临时政府县长张问德收到第20集团军兵站分监段钟祥的来电，要求由户帕赶运粮弹60万斤至江苴街交付兵站。接电后，抗日临时政府“于令到二日内准备完毕出发运送”。

　　3万余民伕从腾北出发时一路阴雨，到达雪冲垭口时，很多民伕已是又累又饿，而山间却寒气逼人，待抵达怒江东岸的户帕，天气潮热，且瘴气很重。在这样恶劣的天气和环境下，运粮民夫“饿死不吃军粮”，有的在山上冻死饿死，不少人回家后因严重“打摆子”而不治身亡。原定10天运完的粮食，最终40多天方才运完。

　　92岁的陈大民与10个同村青年去运粮，来回6天，只有6人活了下来。

　　户帕运粮，是腾冲民夫最悲壮的远征。根据战后统计，腾冲支前民夫半数以上死亡，仅1944年6月21日至7月21日，腾冲死亡民夫就达3936人。自1944年5月11日反攻开始至9月14日腾冲光复，腾冲民众共供应反攻部队军粮831.6万斤，马料263.6万斤。

　　搬运炮弹

　　王兴老人的家原本在户帕，他不仅曾为预备二师带路到双虹桥上的水井坡，帮助修筑工事，还曾经与村民一起掩埋战死的远征军官兵。

　　当时19岁的彭占荃与一群一般大小的媳妇姑娘们，从江苴到太平街，来回两天运送炮弹。“我二叔当兵打日本人去了，我还有一个老叔也参加116师打腾冲去了。我们多送一发炮弹到城上去，我家二叔和老叔就多一分活着的希望。我们村有很多人都在城里打日本人，所以大家运炮弹都很积极。”一辈子在山里生活的彭占荃老人不懂什么叫同仇敌忾，但为了亲人，她的坚强勇敢令人佩服。

　　不仅运送弹药，当时远征军仗打到哪里，当地的百姓就把饭送到战场上。

　　修筑公路

　　1944年7月，腾北的民夫一部分继续参与往腾冲城运送粮食弹药，一部分开始参史迪威公路北段的修筑。根据《腾冲民国档案》记载，“参加修路的民工共1万多人，其中腾冲8000多人”。

　　1945年初，只有14岁的尹志澍与同村的几个年轻人被派去修筑史迪威公路。“我们只懂得国家遭难了，那是老百姓的大灾难，所以再苦再难我们必须得去。”尹志澍说。

　　解放后，尹志澍还参加了保腾公路的修筑，后来从县水利局退休后在家安享晚年。(记者李菊娟雍明虹张雁群通讯员李根志)

　　马力生：日记里的精神世界

　　他的日记被称为中国的拉贝日记，一经发现即引起轰动。日记真实记录了滇西抗战期间(1940年到1943年)中国人所遭受的苦难，记叙的点滴细节中能追溯出那段血雨腥风中的保山往事。

　　这本日记就是马力生日记。仲夏一个傍晚，记者走进保山市马力生儿子马德寿家里，探访马力生日记背后的故事。

　　已经65岁的马德寿谈到父亲时充满了敬意：“我父亲是个老师，从小就爱好文学和书画，他有强烈的修身养性平天下的人生追求。”

　　马力生每天上床前都要先记日记，哪怕是在日军飞机不断轰炸下，他也不曾中断。最惨烈的轰炸是1942年5月4日，马力生在日记里这样记叙：“这天正值‘五四运动’纪念日，突来敌机数十架滥肆轰炸，城内死伤巨重，后闻吾兄沙明及侄儿永泉二人丧命，此外岳丈刘学斋亦死……”就在同一天，马力生后来的妻子袁一芝，从缅甸逃难途经保山县城亦被炸成重伤，腹中胎儿流产，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弟弟、妹妹均被炸死。保山“五四惨案”近万人丧生，马力生所记皆亲见，描述具体，是不同于一般抗战史料的地方，因而显得弥足珍贵。

　　马力生在1942年保山大轰炸中痛失众多亲人之后，悲痛的打击接踵而来，1943年3月12日，马力生最小的孩子恩元也因感染霍乱而死去。这样的灾难全滇西人民都在遭受，在保山城被日机狂轰滥炸后的几个月里，保山死于霍乱的人数就达6万多人。

　　抗日战争胜利，马力生经人说合，与袁一芝结为夫妇，她就是马德寿的母亲。

　　“战乱时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父亲的13个直系亲属死于炮弹或霍乱，真正是家破人亡，在我看来，我父亲自己的经历就是一部民族灾难史。”马德寿说到这里声音低沉下去。

　　马力生酷爱文学和绘画，在战乱时期最艰难的日子里，记日记和绘画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得以暂时忘却悲痛。在日记中可以看到，准备跑警报时，他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喜爱的书收拾成两箱，以便在逃难时能快速携走。

　　当时的保山是战争的前沿阵地，马力生只是一个教书先生，没有亲临战场杀敌，却用他手中的画笔作画，尽自己的所能支援抗战。马力生曾参加地方抗日自卫队做宣传工作，画壁画宣传抗日和普及防空知识，“(1942年7月6日)吾所渴望的工作今已得到，即写公文，挥墙标画壁画，过团体生活，知友相互砥砺，大家在一块工作过活，按时间、守纪律、规定个人自修章则，则不已如愿以偿了吗?并因得跳出陷阱，走上光明的路、当此国难严重得能如此，可为不幸中之幸。”他以满腔热血投入到抗战工作。

　　2003年2月，马力生以90岁高龄去世后，悲痛的马德寿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生平，开始翻阅他的日记，想不到里面竟然有父亲亲身经历的日军侵犯滇西时的详细记录。看到父母最最刻骨铭心的亲身经历，马德寿“心里就一直没有平静过，每翻阅一次都是一种痛苦，都会一次次禁不住眼眶湿润。”

　　2006年仲秋，马德寿将《马力生日记》托付给王琨楼希望由他编辑后出版。看过日记后，王琨楼震惊于日记的篇幅之浩大，内容之珍贵：“这是平民记载的历史，真实记录了保山抗战时期的全景，具有非常高的价值。”最终经过历时8年编辑，日记终于得以出版。

　　马力生在苦难岁月为锻炼自己意志力而记下的日记，他没想到会震惊世人，更没想到成为民族精神最真实的记忆。(记者张雁群雍明虹)

　　翁家贵：没有国哪有家

　　盛夏的一个下午，我们走进保山市妇幼保健院家属区，探访住在这里的百岁老机工——翁家贵，他是全国仅存的10余名南侨机工之一。

　　102岁的翁家贵老人穿戴整齐地在客厅等候我们。回忆起过往，老人的描述虽然显得云淡风轻，但我们却能体察到背后包含着的惊心动魄。

　　“没有国哪有家”。1939年，25岁的翁家贵在报纸上看到爱国华侨领袖、南侨总会会长陈嘉庚招募“南侨机工”到中国支援抗战的文告，“我会开车，也能为国家尽一份力。”翁家贵报名参加了陈嘉庚组织的第五批归国机工，这批一共有503人。

　　抵达昆明潘家湾训练所集训了一个多月后，翁家贵和其他机工们开始了长达3年的抗战物资运输。

　　翁家贵当时被分在14大队，每个大队分4个补充中队。翁家贵所在的中队主要负责从昆明到遮放运输枪支弹药、汽油等物资。

　　当时的滇缅公路是抗战中国的生命线。支撑中国战斗下去的物资从海上运到缅甸仰光港，再以铁路转运，接驳至滇缅公路的汽车运输线上。翁家贵和他的队友们运着这些物资，日夜奔驰着。空中有日军的轰炸机，脚下是几百米的深谷，穿梭于崇山峻岭中的崎岖山路，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翁家贵回忆说：“从龙陵到芒市的中间有一段路被称为‘鬼门关’，那里路窄，滑坡多，又在水边，这段路上经常翻车。有不少机工就牺牲在那里。”那时，他们的车上随时放着两块木板，到了“鬼门关”，便取下木板搭在沟坎上，让汽车轮子慢慢沿着木板驶过。

　　为了赶路，很多时候要从早上跑到天黑才能吃上一顿饭，夜晚基本上都是在车上休息。翁家贵说：“路上不安全，天黑了就更危险。”繁重的运输任务，艰苦的生活环境，加之要穿越气候条件恶劣的高黎贡山，很多南侨机工因为疾病和事故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次从畹町到昆明的运输途中，翁家贵突感不适，“突然间我感觉很冷，身体不停地抖，开始‘打摆子’，我赶紧把车停在路边。”“打摆子”是当地人的俗称，也就是得了疟疾。但当时南侨机工都是一人一车，翁家贵只能让同伴回到保山后请人来接他。然而直到天黑，也没等到来接应的同伴，翁家贵只得凭借最后一丝意志，再次开车上路，直到晚上10点才到达保山。在医院打了针后，第二天一早又再次开车驶向昆明，到昆明医治后，才恢复了健康。

　　1943年，在惠通桥被炸，日军占领松山后，运输车队被解散了，翁家贵不得不自谋生活。在朋友的介绍下，到了美国空军招待所工作，做厨师。直到1952年，翁家贵参加工作后生活才真正稳定下来。

　　1995年，应马来西亚邀请，翁家贵才再次回到异国那个他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翁家贵至今还能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的手指敲着椅子扶手打着节拍，一板一眼，仿佛又回到70年前。(记者张雁群雍明虹通讯员杨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