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从小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孩子,一个曾经铆足了劲想要考牛津大学的懵懂少年,一个在商行工作中发现边疆魅力的青年人,一个与新婚妻子度过整个“蜜月年”的丈夫,一个跟埃德加·斯诺、费正清等建立起终生友谊的学者,一个拜访过革命圣地延安的美国友人,一个首次将中国内陆边疆地区进行区域性划分的西方研究者,一个对政治不敏感却被委任为蒋介石政治顾问的老实人,一个遭到麦卡锡主义迫害而不得不远走异邦的学问家,一个在古稀之年应邀再次访华并得到周总理接见的老朋友。
他是边疆研究领域的拓荒者,也是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方面的思想者,更是20世纪国际风云变幻的见证者。
他就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
重走“马可·波罗”路
1900年7月29日,欧文·拉铁摩尔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尚在襁褓之时,即随当教师的父亲戴维·拉铁摩尔和母亲玛格丽特·拉铁摩尔来华。因此,中国成为他年幼时代独特的思想与记忆之场,后来也激发了他认识中国、认识中国边疆地区的兴趣与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他对相关问题的独到理解——“边疆”,是构建拉铁摩尔一生的历史观和地缘政治理念的重要基石。
当然,拉铁摩尔的幼年时代平淡无奇,就像当时很多在华的西方小孩一样,他总是跟着父母四处“漂泊”:1901年至1905年待在上海,之后迁居保定府,一直生活到1912年。在这段时间里,拉铁摩尔没有进过学校,他的教育由父母包办。
从1912年起,他被送往瑞士洛桑上学,在那儿,他的法、德文水平大为提高。一战期间又转往英国读中学,修习拉丁、希腊文和英法文学。但由于经济原因,他最终未能进入英国的大学就读,不得不于1919年重新回到生活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
经历了考学未成的打击,年轻的拉铁摩尔一时找不到人生的目标。1921年,他先是在天津的英文报社《天津时报》(即《京津泰晤士报》)干了一年助理编辑的活儿,之后又进当地一家英资商行当了六年雇员,负责商品贸易与推销。那时候,天津是中国内地与内外蒙古、新疆以及俄苏商贸往来的重要中转口岸。拉铁摩尔的人生,由此与中国边疆联系起来了。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当一捆捆的羊毛从骆驼背上被卸下装上货车时,骆驼就在那里休息——马可·波罗时代与轮船时代在这里相会了。我决定我必须要到商队出发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
1926年,他收获了学术研究之外另一件相伴终生的“礼物”——他与埃莉诺(她是正在北京担任一个国际艺术协会秘书的美国女孩)终生不渝的爱情。新婚的拉铁摩尔辞去在商行的工作,与妻子一起过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蜜月年”:他本人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埃莉诺则途经苏联中亚地区,两人于1927年2月隆冬时节在新疆塔城会合。之后他们到访阿克苏、喀什,越过喀喇昆仑山口,途经中印边境附近的拉达克、克什米尔,再从印度孟买乘船,历尽艰辛,最终在当年冬天抵达了马可·波罗的故乡意大利。
拉铁摩尔随后将这段经历整理成文,在1928年以《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拉氏著作初版均为英文,下同)为名在伦敦出版。借助这部书的成就,拉铁摩尔经时任美国地理学会主席、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顾问鲍曼推荐,在学历等条件不够格的情况下,破例申请到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一项研究资助。
1928~1929学年,拉铁摩尔以研究生身份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人类地理学“预备训练班”进修八个月,为他此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1929年秋至1930年夏,拉铁摩尔和妻子在中国东北进行为期9个月的考察。这次东北考察之旅收获颇丰,不仅访问了奉天(今沈阳)、大连、哈尔滨和吉林等大城市,还探访了东北地区山岭之间的小城镇和寺庙,甚至接触到当地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如少帅张学良、吉林省省长张作相(张作霖的结拜兄弟)等,并偶遇正在东北进行田野研究的中国民族学家凌纯声。
不惑之年 扛鼎之作
这段日子里,拉铁摩尔的学术发表也进入了爆发期。1932年,他出版《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同年又发表《中国东北的偏远之地》一文;1933年有《赫哲族:松花江下游的“鱼皮达达”》;1934年则是《满洲的蒙古人》一书面世。
1930年夏,拉铁摩尔携妻子从东北来到北平落下脚来,并在1930至1931年间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进行研究。他还以通信方式编辑在美出版的英文杂志《太平洋事务》,保持着对时局的敏锐观察与体会。1931年,他们的儿子戴维在北平出生。1933~1934年冬天,拉铁摩尔夫妇短暂回到纽约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总部工作,担任《太平洋事务》杂志正式编辑。1934年,又举家返回北平,继续负责该杂志编务,直到1937年。
1936年春,拉铁摩尔一家乘坐列车从北平横跨西伯利亚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就中国局势做了一场演讲,呼吁公众支持中国抗战,反响强烈。之后他前往伦敦,在当地做了几场演讲,并从英国返回美国。1936年末,他又携家眷回到伦敦,进行俄语的强化培训。1937年初,他们全家经海路返回中国。那年6月,拉铁摩尔与刚刚在纽约创刊的《美亚》杂志的编辑菲利普·贾菲和毕恩来等人,从北平出发前往延安,拜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宾主相谈甚欢。而帮忙安排此次行程的,正好是一年前冒险“西行”,深入陕甘宁苏区,并很快写出传世之作《红星照耀中国》的记者朋友埃德加·斯诺。
拉铁摩尔从延安回北平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鉴于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已经无法保障《太平洋事务》杂志的顺利出版,1937年夏天,拉铁摩尔不得不携家眷离华返美,暂时告别了他生活多年的中国。
1938年,拉铁摩尔受聘担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并继续《太平洋事务》杂志的编务。1940年,拉铁摩尔整理之前十多年的调查研究成果,出版了他最负盛名的作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该书首次对中国内陆边疆的四个地区——东北、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从生态环境、民族、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历史演进等方面作出深入的考察,揭示出中国内地与上述四个边疆地区之间各自不同的互动依存关系,并深入讨论了中国内陆边疆历史的丰富多样性。
该书还展现了中国边疆各地区的独特文化与历史价值,指出中国多民族社会文化的整合性特征。对于这样一部重要作品,中国学界的反应十分迅速。第二年(1941年)12月,该书就以《中国的边疆》为名翻译成中文,在战火中的陪都重庆出版发行。译者赵敏求敏锐地发现了其独到价值,他写道:
“这一本书的写作,酝酿十年之久,把他(拉铁摩尔)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历次在中国边境各地旅行的观察心得,及与其他专家们研究认识的结论,融化会通,写成这一本约二十万言的巨作。他除汉文之外(拉氏的汉文程度在一般外国学者中,并不算太差),兼习俄文和蒙文,再加其原有的德文和法文知识,使他能直接涉猎中英法德俄各国出版的关于中国边疆的书籍,同时又用汉语及蒙语作实地访问,所以材料来源,相当渊博。”
赵敏求特别指出,该书“在文中力求严谨,仍不失为有价值的著作,特别在中国自己现在没有一本有系统而且概论整个边疆的好书时,拉氏此书是值得细读的”。
抗战顾问“赖迪谟”
1941年,拉铁摩尔又出版了自己在蒙古地区旅行多年的回忆录《蒙古游记》,《纽约时报》评论认为,这是一部写得很轻松、很美的书。1944年,他与妻子埃莉诺合作撰写《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
从1934年至1941年,拉铁摩尔一直负责《太平洋事务》杂志编务,在这段时间里,他结合当时动荡复杂的亚洲形势和地缘政治环境,逐渐使该杂志成为当时各种对立意见公开讨论的重要平台。尤其是1936年之后,杂志在风格上发生重大变化,相继刊发诸多号召建立和巩固反日联盟的文章,并刊载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报道与相关作品,使国际知识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抗战中的这一支重要力量。
1941年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此前从来没有任何政治身份的拉铁摩尔,前往重庆担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为此特地起了中文名字“赖迪谟”。但他在重庆期间,除了偶尔提一些建议之外,没有能够真正参与中方高层的政治决策。1942年,拉铁摩尔返回美国,担任美军事情报部亚洲司司长,同年,因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杰出成就,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奖。
1944年6月,他受命全程陪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苏联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内地和外蒙古地区。对于拉铁摩尔来说,这不仅是他首次进入外蒙古地区,而且还有绝好的机会从苏联一侧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边疆,这对于他后来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到中亚地区,并整体性地思考欧亚内陆议题,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1945年二战结束后不久,拉铁摩尔受命担任美国“处理日本战败赔款委员会”委员,赴日参与战后恢复重建计划的制定工作。次年,他作为联合国“确认阿富汗发展经济所需技术援助委员会”主任委员,出使印度和阿富汗,主要负责安排对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事宜。
总体来说,从1946年到1950年,尽管拉铁摩尔参与了上述若干外交事务,但这也恰恰是他集中精力对中国新疆和蒙古问题进行研究和思考的一段时期。他在佩奇国际关系学院,领导实施了庞大的蒙古学教学与科研计划,出版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1947年,拉铁摩尔夫妇合著出版《中国简明史》一书,该书是三年前的《现代中国的形成》一书的修订版。作者序言中这样写道:
“我们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们是一生大部分时间在中国度过的美国人。我们力图使这本书写得简单明了,如果你不是简单明了的话,那你就必然会迷失在这个同美国一般大小,但比美国悠久许多许多倍的国家的描述、历史和政治中。我们也竭力试图使这本书不致写得很肤浅。你不能仅仅通过描述的内容来了解一个国家,除非这种描述给你提供了启发思考的材料。我们试图在本书中提供这样一些史实,使读者根据这些史实能自己来进行思考。”
“麦卡锡主义”之殇
但正当处于学术盛年的拉铁摩尔准备继续大展宏图的时候,一场无妄之灾突然降临了。
1950年春,他作为联合国使团成员还在阿富汗考察之际,竟然受到美国参议员麦卡锡指控有反美活动的嫌疑,被宣布为“俄国头号间谍”。麦卡锡的粗暴指控,对拉铁摩尔在美国的学术和日常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1951年三四月间,美国议会外交委员会忠诚检验小组审议了“拉铁摩尔案件”,当年6月至次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该案再次进行了审理。
在当时东西方冷战初起,中美又正在朝鲜战场上激烈交手的特殊背景下,美国国内迫害拉铁摩尔的行动,可以说是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在美国政界造成巨大冲击的一种延伸和后果。同时,它又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互相倾轧的焦点。
自1953年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保留薪金的情况下,中止了拉铁摩尔的职务,他所主持的佩奇国际关系学院也被迫停办。而从1950年起一直到1955年,拉铁摩尔不得不中断了在美国的正常学术与教学活动。长达六年的时光里,他接连受到停职、限制写作、断绝稿费收入等打击,还要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可以说,他数十年个人奋斗所得来的名誉、地位和财产都一落千丈,丧失殆尽。
1955年,上述指控立案被撤销,拉铁摩尔得以恢复学术活动,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任教,但他始终遭受外界的非议。此后,他曾赴法国巴黎等地讲学,得以参加数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如国际历史学大会、国际东方学大会等。1956年8月,拉铁摩尔夫妇访问汉堡大学,并与时任汉学系主任的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曾来华游学和任教)一见如故。1957~1959年,他受聘担任法国索邦大学附属研究所的客座教授。
1961年,他携妻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归途中顺访丹麦哥本哈根大学。1962年,出版《游牧民与政委:再访蒙古》一书。1962年,他离开生活多年的美国,前往英国利兹大学,在此创建了中文系(或称汉学系),并亲任系主任。由于他是一个崇尚实际而不是从学院派的环境里出来的人,这个中文系与众不同,颇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它的课程着重现代,学生都是从现代汉语开始学起,然后再逐渐进入文言,深入到古典文学中去。第二,除了语言、文学和文字外,也把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作为教学重点。总之,拉铁摩尔的这个教学方向,不仅在英国,在整个欧洲都可以说是汉学的一大革新,影响深远。
通过拉铁摩尔多年的努力,利兹大学中文系成为英国各大学里规模最大的中文系。他在利兹大学还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蒙古研究课程,日后更发展扩大为欧洲著名的蒙古学中心。1963年,他出版《边疆史研究》论文集,次年,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68年,他与妻子合编《丝绸、香料与帝国》一书。1969年,他获选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最后二十年
1970年3月,拉铁摩尔年届七十之际,他深爱的妻子埃莉诺去世。同年,他赴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参加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大会,并在当年10月受邀访问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以及图瓦(位于西伯利亚南端)等地。也是在这一年,他从英国利兹大学荣退,回到美国弗吉尼亚,后又搬到法国巴黎居住。
1971年,受日本东洋学会邀请,拉铁摩尔赴日讲学,之后前往蒙古,参加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庆典。同年,赴匈牙利参加学术会议,并当选为匈牙利科学院下属的乔玛学会荣誉会员,随后顺访保加利亚,又前往民主德国的柏林洪堡大学讲学。在这之后经哥本哈根返回英国利兹,在归途中,他在丹麦阿尔胡思大学和联邦德国汉堡大学讲学。
1972年春,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当选为蒙古学会会长。同年8月至10月,因中美关系逐渐转暖,拉铁摩尔一行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0月1日还出席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办的国庆招待会。随后,他故地重游,专门前往新疆和内蒙古等中国边疆地区,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考察。
1974年,拉铁摩尔在巴黎创建了蒙古学研究所,尽管社会活动逐渐减少,但仍致力于学术研究。1980年,耄耋之年的他从巴黎搬回利兹,1982年起,拉铁摩尔开始口授他的回忆录(后整理出版,中文本译名为《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1985年,他回到美国,与其子戴维一家生活在一起。1987年初,不幸中风,语言及行动能力受到重大影响。同年,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举行的第五届国际蒙古学大会上,尽管他因病未能到场,但依然被选为国际蒙古学会第一任主席。
1989年5月31日,拉铁摩尔在美国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去世,享年89岁。他将自己的所有藏书都遗赠给剑桥大学蒙古与内亚研究中心。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曾先后在德、英、俄及奥地利、哈萨克斯坦等国学习和访问,著有《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译著有《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近期合作主编《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一书(三联书店2017年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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