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斐德：从西班牙医生到中国人民一分子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张少东   2022-11-26 16:29:19

　　严斐德(1903—1955)，1903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开明的犹太人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到维也纳。严斐德是他的中国名字。他于1939年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国际主义战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动荡不安激发了很多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严斐德也不例外。1923—1929年，严斐德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期间受到工人进步运动的影响，拿到博士学位的同时，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严斐德大学毕业后行医的同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34年，他在对共产党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时被捕，1935年4月出狱后他开设了自己的诊所，继续投身反法西斯活动。严斐德是在欧洲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接受了进步思想，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的。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掀起声援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运动，来自众多国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参加战斗。国际纵队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怀有解放全世界受压迫者的情怀，入伍时都签署了誓言，誓言结尾写道：“我自愿来到这里，为了拯救西班牙和全世界的自由，如果需要，我将献出最后一滴血。”受这种进步力量的感召，1936年8月，严斐德前往西班牙，成为第十三纵队的主治医生。在西班牙战场上，严斐德豁出性命救治伤员，成为医护人员学习的楷模。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火中，严斐德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

　　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西班牙医生”

　　1938年9月底，西班牙共和政府战败，国际纵队被遣散和驱离，不能还乡的人员撤往法国，被法国当局关进拘留营，严斐德即在其中。后来，他逃脱了法国拘留营，到达伦敦。在反法西斯的另一个战场上，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39年5月，严斐德跟随英国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与德国的白乐夫、捷克的纪瑞德一起，前往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1939年底，更多医生来到图云关，他们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因此被称作“西班牙医生”。当时贵阳的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力所能及救助病人，并且一再要求到前线去救治伤员。严斐德是第一批到湖南抗日前线的战地医生，他不仅在战场上救死扶伤，而且还奉命于1940年夏天，穿过日本重重封锁线，把一批药品从香港安全运送到贵阳。

　　1940年7月底，严斐德在湖南的工作合同到期。此后，他辗转江西、福建、广东、重庆、云南、广西、贵州等多个省份行医，他的医德与医术得到了很高评价。

　　在严斐德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岁月里，他亲眼目睹了战火中“衰老的、被榨干的、被践踏的中国”，中国底层人民因此遭受着各种苦难，但是那些穷苦的脚夫却不需要监督，总是完好无损地把价值远高于他们血汗工资的货物运到目的地……经历无数这类小事后，他认识到只有消除自己是“体面人”的观念，把自己真正置身于中国人民之中，“最终才有权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

　　坚定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

　　来到中国的“西班牙医生”有着共同的愿望，就是去解放区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夏，严斐德和白乐夫在重庆拜访周恩来，提出要到西北参加抗战。为顾全国共合作大局，周恩来表示无论在哪里都是支持抗战，劝告要求去解放区的“西班牙医生”留在国统区救治伤员。有几名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延安，但被国民党发现后都被遣送回重庆。严斐德牢记着周恩来的劝告，同时也始终盼望能有机会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工作。他给弟弟博比的信中写道：“中国这里有些东西，回家之前应当看一看。我同一伙人有联系，他们希望我在旅行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尽快去看他们。我很乐意为此。”他给父母的信中也含蓄地写道，一些中国机构是“值得尽力的”，他也为那些在后方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们治病。他所说的一伙人、这些机构，实际就是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机构。这期间严斐德为共产党员王务安治病时，两人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1945年4月，在重庆周恩来的住处，严斐德与王务安结为秦晋之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严斐德再次产生了去延安的想法，他对两位西班牙医生海因里希·肯特和埃迪特·肯特说：“延安一定需要我们，假如他们想要对八路军动武。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到那里去帮助减轻痛苦，帮助病人和伤员，必须及时赶到现场。我们知道，国民党在战争期间藏起了多少武器和飞机，准备用来反对毛泽东。”但是严斐德去延安的想法仍然没能实现。1946年1月，他转赴江苏继续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为使救济物资不受政治干扰地进行公正分配，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越过国共占领区分界线，亲自到解放区考察，返回后极力争取以最快速度向解放区受灾群众送去救济物资，他还为解放区做了大量其他公益性工作。此后直到返回奥地利，严斐德大部分时间都在解放区度过，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饱经战火的土地上忘我地工作、为革命和自由而献身，解放区农民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

　　1947年12月，严斐德和王务安返回奥地利。他撰写了《中国胜利了》一书，该书中他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表达了深切同情，揭露他亲身经历过的国民党党政军的腐败，赞扬他亲身感受到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民主、平等及英雄主义精神。他因此坚信，中国人民“正站在一场大革命的中心;这场革命势必推动亚洲殖民地和封建国家的千百万人，使他们也投身于革命行动中”。

　　1953年，严斐德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和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驻远东记者，被派往中国担任常驻记者，他和夫人王务安也一起迁居北京。再次来到中国的严斐德对新中国充满信心，他的足迹遍布新中国各地。1953年，他作为记者前往朝鲜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1954年又先后到达越南和日内瓦，报道越南相关情况，他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新闻报道、文章与诗歌。1955年4月，严斐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采访亚非会议，由于国民党特务在飞机上安装了炸弹，飞机在途中坠毁，严斐德罹难牺牲。

　　严斐德是一名为理想和信仰而战斗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一名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勇士。他的名字刻在了中国历史上，诚如他希望的那样，他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