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称她“穆桂英”
来源：人民网 作者：李春光   2020-02-19 13:33:55

　　洪林原名沙春喜，回族，山东省冠县人。4岁丧父，和寡母相依为命。后来，靠外祖父的支持而进入冠县师范学校读书。

　　洪林的外祖父早年当过兵，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又深明大义，富有强烈的爱国心，中共地下党组织一直对他非常信任。1935年秋，中共党员何金三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受了伤，也被组织安排到他家。何金三未待痊愈，便组织冠县的知识青年丹彤、何朋、郭学臣等人办起中共外围组织“读书会”，洪林和王震凡(后为黑伯理夫人)、林彬(后为杨勇夫人)、沙晓鲁(后为徐运北夫人)等进步青年都成了那儿的骨干分子。他们通过阅读《文学》《中流》《光明》《新文字》等进步刊物，以及苏联小说《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夏伯阳》等，打开了视野，提高了觉悟，看到了希望，随之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之中。

　　一、小有名气的“沙司令”

　　1937年，洪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一度被捕入狱的赵健民被作为政治犯释放，并被中共山东省委任命为鲁西特委书记，又回到冠县一带开展工作，并迅速建立了中共冠县临时工委，还在东三里庄创建了鲁西北抗日游击队。接着，他协助山东省第6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聊城县长范筑先收服和改造土匪、民团、溃兵，壮大抗日队伍，开辟了一大片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根据地，范筑先采纳中共鲁西北特委的建议，着手建立抗日政权，先后恢复、新建27个县政府，其中冠县、濮县、观城、阳谷等13县都由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任县长。

　　范筑先还在共产党的协助下，在各县建立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开展抗日国民教育运动;支持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日报》以及各种抗日报纸、杂志、救亡小册子等，在根据地内部广为流传。同时，恢复鲁西北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因此，鲁西北抗日根据地被誉为“山东的小延安”。

　　在此情势下，冠县也在1938年成立了县农民互助会、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洪林任妇救会会长。

　　在妇救会，洪林 组织广大妇女打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响亮口号，号召妇女“顶起半边天”，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救国运动。她们走出家门，冒着生命危险，或缝军袜、纳军鞋、筹军粮、送慰问品，或传情报、救伤员、站岗放哨、掩护子弟兵，或送亲人参军参战，或亲自上前线浴血奋战。妇救会还建有 “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简称“青妇先”，平时以维护根据地治安、保护群众生产生活为主，战时则协助八路军作战，主要负责救护伤员、运送弹药、侦察敌情、通信联络等工作，并动员和组织了大批女青年参加八路军。在洪林率先垂范下，巾帼不让须眉，妇救会也成了一支坚强的抗日队伍，而洪林则有了“沙司令”的称号。到1938年下半年，“沙司令”在鲁西平原已小有名气。

　　随着“沙司令”称谓越叫越响，上级党组织也越来越发现洪林才干出众。所以，在1939年陈光率部“陆房突围”后，年仅17岁的她就被上级任命为中共郓城县委书记。当时，外号 “刘半湖”的郓城伪县长兼保安司令刘本功正横行一方，抗日工作相当困难。洪林却和当地的县委干部巧妙地发展了群众武装，组建了武工队，在农村开办了学习班，发展了农民协会、妇女救国会等。半年后，郓南地区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县武工队，竟发展到近百人，在洪林和武工队的徐队长精心策划下，他们多次劫持从济南到兖州的火车，缴获大量的物资送往梁山根据地。

　　1940年，郓南武工队被编入八路军的“运河支队”，归张国华指挥，几十名队员和配置的长、短枪，也一次性全部调走。洪林和县委另一位负责同志张圣任，又很快组织起了一支新的武工队。鉴此，“沙司令”的动人事迹更是广为流传，当地党、政、军领导同志没有一个不认识她的。以至于60年过后，有一位当年曾在鲁西抗战的老红军听说洪林住院，还特地赶去探视“沙司令”。

　　1940年3月 ，冀鲁豫行政公署成立，鲁西区委副书记段君毅当选为主任委员，鲁西军区政委肖华当选为副主任委员，鲁西区委妇女委员会副书记洪林当选为妇女委员。这时的洪林，由于出落得分外漂亮，又有了“鲁西一枝花”的称号。

　　二、肖华为她作“媒人”

　　勿庸赘言，“鲁西一枝花”很快便成为许多人追求的目标。可洪林却正颜厉色地向他们公开宣布：“谁也甭想打我的歪主意，本人是独身主义者!”

　　尽管如此，肖华仍想把她介绍给27岁的军区政治部主任曾思玉。曾思玉一听，连连摆手：“不成，不成!她是一枝好看不好摘的带刺玫瑰，搞不成连同志关系都不好处了。”肖华却不以为然，还笑着说：“老曾啊，你瞧我的，这事准给你办成!”

　　数日后，肖华赴山东分局汇报工作，与出席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的100多名鲁西地方干部同路。他们都骑着战马，肖华与洪林并骑而行。一路上，肖华多次谈起曾思玉，开始还转弯抹角，后来干脆直接问起她对老曾的印象如何?

　　洪林越听越不对劲，后来才明白肖政委在保媒。她冷下脸来：“肖政委，您知道我是不嫁人的，不要再和我说这种事!”肖华打了一阵哈哈，话题又回到曾思玉身上：“这个同志是长征干部，有文化，会做政治工作，性格纯朴敦厚??”最终，说得洪林答应“可以考虑考虑”。

　　可是，过了两个多月，肖华和曾思玉都没见到洪林“考虑”后的任何迹象。

　　一天，鲁西军区和鲁西区委召开军地干部联席会议，肖华有意安排曾思玉挨着洪林坐。也巧，洪林使用的是一支自制的简易钢笔，写着写着没水了。肖华发现后，赶快给曾思玉使眼色。曾思玉随即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支派克钢笔，递给洪林：“这是我打仗缴获的，你拿着用吧!”洪林不好不接，可接下后，心里又有些后悔。

　　散会后，满心欢喜的曾思玉正想和洪林说上几句热乎话，不料，洪林把笔还到他手上，说了声“谢谢”，转身走了。

　　曾思玉不知如何是好，肖华却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让他不要灰心。肖华还灵机一动，又为他出了个主意：“哎，你不是会刻字吗?何不把她的名字刻在笔上，看她要不要!”曾思玉笑了笑，遂在派克笔上工工整整地刻了“赠洪林同志”5个宋体字。可是，这笔怎么个送法，又成了难题：万一人家不收，岂不难堪?曾思玉正犯愁，肖华再次给他“出招”：“请段君毅同志代转。”

　　段君毅受托后，越思越想越感到这二人志同道合，又都是能文能武，加上男的英武，女的靓丽，堪称天生的一对，遂答应“代转”。由于段君毅是洪林的老领导，洪林像尊重父亲一样地尊重他，所以，洪林只好从他手里把笔收下，但对曾思玉这个人，洪林还是表示：“再考虑考虑。”

　　又过了两个多月，段君毅开始催起来：“洪林啊，你和曾思玉同志的事，我看考虑得可以了吧!”

　　这时，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洪林对曾思玉已经产生了许多好感。所以，她比较顺从地表示了“老领导，我听你的。”

　　“好啊，”段君毅高兴得一拍大腿：“依我看，事不宜迟，喜事儿今晚就办!”

　　那一天是1940年12月31日。晚上，在鲁西南行署救亡室里，由证婚人段君毅掏钱，买了两斤花生米，为曾思玉和洪林举行了一个非常简朴的婚礼。遗憾的是，大媒人肖华因为在南边作战，没能出席。

　　第二天是1941年元旦。天刚放亮，曾思玉就告别新娘，率部南下作战去了。当晚，鲁西行署举行元旦会餐，段君毅才当众宣布，洪林已与曾思玉结婚!他提议：“大家以水代酒，为新娘新郎新婚贺喜，干杯!”

　　三、在转战四方的日子里

　　洪林和曾思玉结婚后，由于曾思玉需要经常外出征战，洪林也在忙自己的工作，二人离多聚少。而一旦相聚，洪林不管前一段遇到多大的困难，从不向丈夫诉苦，更不拖丈夫的后腿。相反，她都给丈夫讲些鼓励的话，期盼他多打胜仗，消灭更多的鬼子兵。由于她从小受当兵出身的外祖父影响，听过许多古书和兵法典故，还从自己所受的启示中，帮曾思玉出谋划策，而且常常能说到点子上。因此，曾思玉对妻子格外敬重。

　　1941年3月，洪林带领区妇救会正在大葛口村开会，突然村中大乱，群众四处逃离。一问，才知道有一股日伪骑兵进小葛口村抓人。小葛口离大葛口不过5里路，洪林和参会的高元贵马上带领着各地委、县委的代表迅速进入交通沟，快速撤离了大葛口村。刚出险境，迎面遇上军分区政委刘星。刘星告诉洪林：旅政治部有个干部叛变投敌，向敌人报告了你和思玉同志的关系;敌人这次来，是专门抓你的!只是他们进错了村子，没碰上你。还说：为了救你，某某设法让敌人进错村，只是一忙，让原准备会餐用的小猪跑掉了。众人一听，都笑着说：丢个小猪，保个夫人，值了!

　　没过几天，又传来日寇即将进行大“扫荡”的消息。区党委书记张霖之指令洪林在“扫荡”前将40名从延安来的同志安排在冠县隐蔽。洪林接到任务后，在当天夜里带着这些同志沿着黄河故道的沙滩，迎着扑面的风沙，走一步退半步地来到冠县的边缘，找到几年前发展“农协”工作的王耀臣，安排年轻的同志到武工队，年纪大、身体不好的三三两两地住进“堡垒户”。待疏散妥当，已是下半夜。一连3年未回家的洪林，这才赶回家中看望她一直惦念的外祖父和母亲。不料，刚进家门，竟然看到段君毅、赵健民、张霖之同志都在那里，张霖之还负了伤。他们询问了延安来的40人安排情况之后，又商议起对张霖之的安排问题。这时，洪林的母亲和外公乐呵呵地对大家说：只要你们不嫌弃俺这个茅草房，就住在这儿吧!结果，张霖之留在了他们那儿养伤。

　　1941年年底，洪林也参了军。当时已是区委委员的她一到部队，完全是一个新的环境，没有合适的工作安排。她自觉地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党员，主动找工作做，如给卫生队战士讲政治课，到边区办的挺进报社编辑文章。她那认真工作的精神和工作作风，给报社的同志留下很深的印象。

　　1942年春天，日军向鲁西地区进行疯狂的大“扫荡”。一天中午,大约1000多鬼子、2000多伪军突然扑向八路军343旅所在地陈庄。敌人来势汹汹，企图一举全歼八路军主力。曾思玉带领1个团在村头阻击敌人，掩护机关和后勤人员转移。此时，洪林即将临产，已住进卫生所。护士梁九振焦急地去找卫生科长：“洪林不能走，如转移，她随时有可能死在路上!”科长一听，火了：“走可能死，不走更得死，如果你不愿意叫她当俘虏，就赶快和她随部队转移!”

　　情况万分紧急，却找不到一副担架，梁九振只好搀着洪林跟着部队走。部队是急行军，一口气走了40多里，傍晚时分才脱离了险境。此时，洪林已是大汗淋淋，气喘嘘嘘，血水顺着裤管流下来。一进村子，就昏了过去;不多时，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这是她的长子，这孩子并没能长大。刚刚能够学步的时候，仅仅因为生了一场小病，却由于缺医少药，而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洪林强忍丧子之痛，又以顽强的毅力报名进入南章党校，在那里学习了半年。党校大部分学员是部队营以上干部、地方各区县干部，大家边学习、边工作。洪林任校党支部书记。

　　从党校学习回来后的冀鲁豫军区已经改编。洪林坚决要求在部队工作，不计职务高低。于是，她曾先后担任政治干事、组织干事、报社编辑、民主工作队支部书记、部队协理员。她调侃说自己像一只蒲公英，随着部队到处漂泊。

　　四、对“老资格”团长关禁闭

　　抗日战争胜利后，洪林随着曾思玉调动到华北部队“四纵”，离开了冀鲁豫。

　　在此后的解放战争中，她曾担任19兵团家属学校政委，一直跟随曾思玉南征北战。新中国成立之初，她为了参加抗美援朝，把小的孩子交给姥姥带，大的送学校和幼儿园，自己又像当年那样奔向前线，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64军留守处政委。

　　有一次，洪林组织一个担架团随部队出发，1000多名担架队员都是民工，只有团长、政委是军人。他们一进入新义州封锁区，就遭到100多架敌机的狂轰滥炸。担架团被打散了，政委只身一人逃了回来。洪林一见，大怒，下令把他关禁闭。

　　那政委是个“老资格”，根本没把洪林放在眼里。他怒气冲冲地拍着胸脯，跳着高，骂道：“老子也是个团级干部，挨过的枪子比你生的孩子还多，你一个娘们敢关老子的禁闭?”

　　洪林拍案而起，拔出枪来，痛斥道：“你就是师级干部也不行!像你这样，在旧军队早就砍头了!共产党的军队是讲纪律的。现在，没把你送上军事法庭，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

　　这举动，这些话，立马把那位团政委给震住了：他老老实实地作了检讨,乖乖地到禁闭室反省去了。

　　没过一个月，这件事便在朝鲜战场上传开了，甚至还传到了一些高层领导人的耳朵里。直到1967年曾思玉就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洪林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组织组副组长，毛泽东主席到武汉时还曾诙谐地对曾思玉说：“我很早就听说你家中有个‘穆桂英’啊!”

　　曾思玉顿时一怔，想不到妻子的事儿竟然在毛主席脑子里都挂了号!他乐呵呵地说：“主席真会开玩笑，我那位只不过是个普通妇女干部。”

　　“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毛主席笑容满面地打着手势：“她当穆桂英，你当杨宗保，打起仗来，夫妻同上阵，我们是最善于打人民战争的呀!”随后，又表示有空儿要见见洪林。但后因故毛主席提前离开武汉，失去机会。直到主席逝世，洪林也没有和主席见上一面。这对她来说，真是一大遗憾!

　　洪林是1983年从山东省档案局副局长的职位上离休的。几乎同时，曾思玉也推掉济南军区顾问的名誉头衔，豁达地向中央军委表示：“辞官不做，告老还乡，做一户普通市民。”随后，他们入住大连黑石礁红星村，每天奉行着“六字生活经”——劳动、写作、书画。

　　劳动，使他们夫妇二人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穿着朴素，常年坚持自已能洗的衣服自己洗。三餐清淡，常吃自种的苦瓜和芋头。两位老人在庭院内栽种了许多瓜果蔬菜，浇水、施肥、锄草，每日勤于耕作。

　　写作，是曾老离休后的主业。曾老少时读过几年孔孟之书，战争岁月一直未中断写日记。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除了“文革”期间被“造反派”烧毁一部分，其余全由洪林一手保管，共积攒了6大箱子。洪林把各种资料编纂整理，提供给丈夫。曾老则每日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八年全面抗战》《烽火岁月》等多部著作。

　　书画，是他们夫妇俩唯一的共同嗜好。曾老擅长书法篆刻，洪林擅长绘画刺绣，二人相濡以沫，相得益彰。有一次，曾老过生日，洪林携7个子女共作一首七言诗为他贺寿。后来，洪林去世，曾老亲手将这首诗一刀刀雕刻成木匾，挂在书房墙上，以怀念与自己生死相伴63载的恩爱伴侣。

　　洪林病逝于2005年，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