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抗战中的奇女子方姑：香港的中共女游击队长
来源：国学大师   2020-07-15 11:10:56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热烈响应并宣传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他们还以不同的形式支持或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其中有40000多广东籍的华侨归国，直接投身抗战。据不完全统计，从东江人民抗日武装建立起，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参加东江人民抗日武装的港澳同胞、华侨爱国青年有1000人以上。

　　在对珍贵史料的重新整理中，人们发现许多侨胞、港澳同胞英勇抗日的资料。譬如，香港女教师李淑恒，先后将6个子女送到抗日前线。另外，在日本法西斯统治下，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香港市区，还有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方姑游击队”。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又为抗日作出了哪些贡献呢?

　　女游击队长

　　国难当头，日本侵略者践踏中国疆土、残杀中国同胞，海外华侨和国内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海外华侨为了支援祖国抗日，在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援。广大华侨纷纷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开展抗日筹款活动，为祖国抗日斗争捐款、捐物、捐药、捐飞机。1939年初，海外华侨寄给宋庆龄转交给曾生部队的捐款，一次就达港币20万元;澳门各抗日团体还征集物资药品，以缓解珠江三角洲抗日战场缺医少药的困难。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统计，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海外华侨共捐款国币13.2亿元。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对广州抗战的参与和支持，成为广州抗战的显著特点。抗战时期出现的“方姑游击队”为抗战作出了许多贡献。

　　当时，“方姑游击队”编印《地下火》，散发传单，不断发起“纸弹攻势”，“方姑游击队”还曾炸毁铁路桥梁，破坏军工生产，他们秘密收集情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美英盟军指挥机构，积极配合了太平洋战争……“方姑游击队”是日军的心腹之患，日本宪兵曾数度倾巢出动搜捕“方姑”，但最终不知“方姑”去向。于是，传说中的“方姑”就是一位神出鬼没、来去无踪的香港女侠。

　　其实，“方姑”是一位瘦弱文雅的年轻姑娘，那时只有二十二三岁，原名孔秀芳，后改名方兰，任香港抗日游击队队长兼指导员，1921年生于香港，香港沦陷前在学校当老师。1938年，方姑被选为香港儿童团总团长，同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军占领香港后，方姑撤离市区至新界，担任港九抗日游击大队女子队长、干部队长。1943年潜回香港，组建市区中队，战斗直至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方姑和她的队友们回到各自的街区、工厂，继续各自的人生。后来，香港人民坚持抗日斗争的历史被遮蔽，方姑和她的队友们，似乎在香港的记忆中消失了……

　　冯妈妈被捕，女儿顾全大局

　　方姑有一位非常关心她的母亲——冯芝。自从“方姑”在香港组织地下游击队以来，无论她去哪里，冯妈妈总跟在身边，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前后左右，一旦有危险，就会像母狮一样扑上去保护自己的女儿。冯妈妈跟着女儿走过一两次，游击队长方姑常去的几个接头地点和人，她全都默记在心里。后来，方姑队长和几个联络点之间传来的消息、信件、情报等，往往都由母亲默默地来回传递。母亲是方姑、也是市区中队最忠实可靠的交通员，是不在编的游击队员。

　　这天，和往日一样，方姑家邻居的女孩阿四挎着一只盛满了“中草药”的竹篮，来到了方姑的妈妈家，说是要给药材铺送药材去。她说的“药材”“药材铺”，无须多动唇舌，大家都心知肚明——游击队员伍惠珍家开的“伍记药材铺”，是方姑队长直接的联络点。中队部发给各地段各小组的指令、宣传材料或其他物品，各地段各小组向中队部报告的情报消息，都是在这“伍记药材铺”交接传递，这是游击队的核心秘密。冯妈妈知道任务比较危险，就说服阿四姑娘回家，自己承担起送情报的任务。

　　游击队员伍惠珍计算着日期，知道药材铺今天要来人，就坐在店里静静地等候。终于冯妈妈来了，两人进了后店，伍惠珍把那些称作“药材”的草根树皮扔到一旁，取出一只油布包裹，放进柜子。又从柜子里取出几封信件，还有一张卷成“火柴棒”似的纸条，全都交给冯妈妈。伍惠珍指着那支“火柴棒”特别叮嘱：“这个非常重要，要格外小心，搞不好要掉脑袋的。”冯妈妈将那“火柴棒”装进贴胸的口袋，把那些信件放入竹篮，又将那些草根树皮覆盖在上面，藏得严严实实。两人不动声色地交接完毕，伍惠珍将冯妈妈送出店来。

　　冯妈妈回到家里，为谨慎起见，就找出一件夹衣，拆开一条缝，将那支“火柴棒”藏进衣服夹层，又找出两件旧衣服，全都放在竹篮里。然后，与阿四一起去和方姑会面。

　　她们来到筲箕湾码头。突然，码头开来一队警察，由日本宪兵指挥，进行突击检查，这种检查，实际上是他们搜刮财物的一种手段。有人塞给警察几张钞票就过去了。有些船只迅速离岸而去，日本宪兵朝海上乱打枪，码头上一片混乱。

　　冯妈妈非常紧张，但已经来不及下船了。她靠在阿四身后，从竹篮里掏出那些信件，迅速地撕碎了掷入海水中，然后挎着竹篮若无其事地站在一边。但是，日本宪兵还是从旧衣服里搜出了那个火柴棒似的纸卷。母亲和阿四被捕了，这一天，是1944年3月17日。

　　傍晚，方姑坐在坑口海边的礁石上，等待交通员阿四由市区归来。随着夕阳西沉暮色渐浓，她的心情越来越焦急。天已经全黑了，船已全部靠岸，可是没有阿四的踪影。一种不祥的预感，在方姑心中不可扼制地升起。游击队员陈佩雯轻轻地来到方姑身旁。坑口归来的船家相告，在筲箕湾码头，日本兵抓走了两个妇女，一老一少。方姑和陈佩雯谁也不愿说出口。两人静静地坐在海边，等待天明。

　　天刚蒙蒙亮，船艇开始出港了。两位女游击队员登上一艘渔艇。由坑口至香港，小艇开了大约两小时，她们从筲箕湾上岸后直接去了“伍记药材铺”。方姑得到证实，在母亲和阿四被捕两三个小时之后，宪兵从海军制船所抓走了提供情报的游击队员张咏贤。伍惠珍交给母亲的那支“火柴棒”，正是关于日本海军制船所的一份重要情报。宪兵截获了这份情报，追查到海军制船所绘图室，逮捕了张咏贤。

　　方姑当即指令各地段各小组，改变联络路线，做好随时转移的准备。

　　游击队员“大头九”提出了营救母亲的方案。关押母亲的拘役所后面有一条沟渠，渠内有流水通往海边，可以摇一条小艇进去停在拘役所楼下，游击队从拘役所冲上楼去，将母亲用绳索从楼上吊放在小艇上，小艇就可以迅速划到海上。“大头九”说，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只等方姑队长一声令下，夜间就采取行动。自从母亲被捕以来，方姑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心急如焚。母亲正在受敌人折磨，她多么想冲进去救出母亲。方姑担忧，万一从母亲和阿四那里泄露了什么，市区中队就会全军覆没。她迫切地期盼母亲早一天安全归来。她听完营救方案，本能地握起她的左轮手枪，不假思索地带着“大头九”直奔茶果岭。

　　过海到筲箕湾，沿着“大头九”所说的那条沟渠，直接到了拘役所后面。这时，方姑的心态已经趋于平静，仔细地观察着楼上的每一个窗口。拘役所没有正式牢房，方姑再到正面去观察，门口有两个人站岗，还有两只狼狗守着，不时地向过往行人狂吠。楼上走廊有日本宪兵来回走动。她冷静了下来心想：解救行动肯定会被敌人发觉，只有以死相拼。一旦行动失败，那将是市区中队整体的消亡。以更多其他人的生命来营救自己的母亲，我有这样的权力吗?方姑在心中呼唤，她多么希望母亲此刻出现在窗口，让她瞧一眼。思考再三，方姑向“大头九”打出“撤”的手势，离开了拘役所。

　　几天之后，阿四被释放，痛哭一场之后，讲述了在牢里的经过。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再三交代阿四，互不相识，互不相干。后来，无论什么人审问，阿四都一口咬定，作出浑然无知没有干系的样子。日本鬼子从始至终逼问母亲一个问题：就是那“火柴棒”是谁给的。母亲都说不知道。日本鬼子牵来狼狗对着母亲嗥叫，企图让母亲在神经崩溃的状态下说出什么。母亲抱着脑袋侧转身躲在墙脚，任你怎么疯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电刑，一通电，母亲就晕了过去，醒过来还是那个说法。审了多少回，结果都这样。后来，母亲和阿四被带到宪兵部，和被关在那里的张咏贤互相指认。但三人互相都说不认识，当天，宪兵把她们三人关在了一起。宪兵一走，母亲就说：“我们进来了，不能再连累外面的人。”

　　第二天，她们三人被带到宪兵部接受审问。无论怎么审问，阿四还是那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相干的傻丫头。无论问什么，母亲和张咏贤都回答“不知道”。后来，宪兵队长拍打桌子，气势汹汹地问：“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母亲说：“这还用问吗?我是中国人啦!”后来，母亲冯芝和咏贤姑娘，由宪兵部移交给了驻港日本海军刑事部，阿四被释放。

　　这以后，母亲和张咏贤被囚于香港赤柱监狱，不准探视。日本海军刑事部，最终对冯芝、张咏贤强加“间谍罪”，判处死刑。1944年6月22日，60岁的母亲冯芝和19岁的咏贤姑娘，在香港加路连山遭日军枪杀。

　　方姑没有哭，她把眼泪藏在内心。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亲。日本特务正在寻找冯芝的女儿、抗日激进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为符号已不复存在。有一位“方姑”，领导着港九市区游击队，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动。

　　在敌人眼皮底下脱险

　　方姑的机智与勇敢，在抗战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1943年，方姑在香港组建市区中队，继续支持抗战。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香港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方姑根据大队指示，组织市区中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1945年8月13日上午，香港日军宪兵部，突然传出一阵急促的电铃声，紧急集合。值日官站出来讲话：今天抓获了三名游击队员，他们招供，头目方姑正在香港岛上。一个小时后出发，抓捕方姑。

　　站在队伍里听讲话的有一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李荣全，他知道“方姑游击队”在市区活动，以前宪兵部曾几次抓捕“方姑”，屡屡落空。但这次，有叛徒出卖，“方姑”在劫难逃。李荣全感到事态的严重和紧迫，他抓紧这一小时的间隙，将消息传递给了地下党。

　　方姑此刻正在铜锣湾，正在部署一项偷运武器的行动，却意外得知游击队被叛徒出卖的消息。方姑果断决定，抢先敌人一步，指挥市区中队全体安全转移，但她自己却晚了一步。宪兵警察封锁各条大道，严密检查过往行人，并逐户搜查。不抓获方姑，日军不会罢休。

　　机智的方姑并不坐以待毙，她穿上几件破旧衣服，用油污抹布在衣服上蹭了蹭，把衣衫和裤脚撕破几处，随后，又抓起烟灰在脸上抹了一把，又用衣角揩来揩去，露出一副“脏兮兮”的脸来。她拿起一只破旧竹篮，往篮子里放了两件破旧衣服，把自己的左轮手枪藏在下面，上面又放了几块孩子的尿布，又拿起一只搪瓷碗，往里盛了一些剩饭菜，一并放入竹篮。如此这般，她彻底成了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流落街头沿街乞讨的难民。

　　方姑拎起竹篮，走出大门。铜锣湾街口，守着十几名宪兵和警察。由于他们已经掌握了方姑在铜锣湾的情报，这里是他们搜捕的重点地段。

　　方姑一边观察一边慢慢地走了过来。这时，有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位太太过来，旁边又有几个显然是早上过来市区出售柴草蔬菜的郊区农民，现在正要赶回家去。方姑跟在这些人身边，一起来到路口。他们全被宪兵拦住检查。那辆黄包车上下来一位四五十岁的胖女人，宪兵围住她看了又看，说了些什么，就放行了。那几个农民嘁嘁喳喳地说着话，嚷嚷着快放他们走。方姑和他们靠在一起，手摁在竹篮上，装作木讷地朝宪兵靠近。宪兵紧张严密地检查着，看到这个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乞丐在一旁碍事，厌恶地挥挥手，一个警察过来把方姑赶开，训斥道：“快走开，别在这里捣乱。”难民打扮的方姑依然木讷地通过岗哨，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她回头一看，发现已经超出了岗哨的视线，就加快脚步，跑得无影无踪。

　　方姑脱险了。

　　通过日军岗哨的方姑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她必须尽快离开香港岛。她知道，目前战友们已经撤退集中在槟榔湾中队部，叛徒知道那地方，日军一定很快就会去槟榔湾扫荡。现在最关键的是和敌人抢时间，自己必须要先回槟榔湾，带领中队全体连夜转移。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方姑顺利找到一条小船，开往槟榔湾。

　　方姑在槟榔湾上岸的时候，已经是8月14日凌晨。她一踏上码头，人们欢呼着迎了上去。

　　第二天，方姑组织中队全体人员围坐在山坳里的草地上，开会学习。讲到母亲和张咏贤被捕遇害的经过，方姑的声音哽咽了，大家一片沉默。片刻过后，方姑舒了一口气，说：“前天，我们有三名男队员被捕。他们不如一位60岁的老太太，不如一位19岁的姑娘，他们出卖了我们。敌人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但这次我们紧急行动，及时撤出市区。我们战胜了日本鬼子，我们是不屈的中国人!”

　　忽然，嘹亮的军号声响彻云霄。不是一支号音，是大队部的几名号手集体吹奏。胜利的号声在天空回荡。接着，又响起了对空射击的枪炮声，不是爆竹，胜似爆竹。大队部的多名通讯员，各人手举一支临时制作的彩色小旗，分别向四面八方迅速跑去，一路跑一路大声宣告：“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

　　顿时，周围村庄，锣鼓喧天。

　　这天，是1945年8月15日。

　　次日，方姑回到香港，她独自一人来到香港最高的扯旗山上母亲的墓前。她向母亲报告胜利的消息。她匍匐在墓前，犹如投身母亲的怀抱，第一次，痛哭了起来。

　　扯旗山下，香港市民在狂欢，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扯旗山上，方姑的哭声在萦绕……

　　抗战胜利之后，港九独立大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编入华东野战军。由于人员总数有一定限额，市区中队仅有黄扬声等数人随军北撤。方姑和大多数队员仍然在香港各谋职业，与普通市民无异。

　　抗战结束后，方姑以方兰的名字，在香港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担任中国

　　共产党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党活动。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组织

　　调方兰到广东工作，从此离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

　　长、副主任、主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西贡区民间人士和旅英香港同乡的捐款资助下，一座“烈士碑园”终于在风景秀丽的西贡轩竹湾落成。挺拔而又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在民间留下永久的记忆。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方兰和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老战友们，集体赴港观光。她徘徊在烈士碑园，仿佛又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是中国人啦!”

　　第二年(1998年)5月，方兰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