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花木兰】女战士方坤（一）
来源：星炬网   2020-08-09 10:56:40

　　她自强自立、不屈不挠的精神为我们后代绘制了一幅生动的画卷。这是她历经多种磨难却能长寿的秘籍。

　　接受启蒙教育

　　1919年3月28日那天，安徽寿县一个穷乡僻壤仅三户人家的小村里，一个小小的女婴呱呱降生了。当时村里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十分严重，谁家女孩多了，常常难逃被溺死的厄运。父亲方朝良看着这个女孩，想到生计困难，每年的收入仅能维持全家温饱，养儿防老，养女赔钱，不免愁云满面。因为家中一个男孩刚刚病死，这个女婴才免遭溺亡的厄运。虽然如此，她仍然被认为是多余的。父亲给她起的小名叫谷子，大名方淑君。

　　因为是女孩，所以从小要裹小脚，不能上学读书。她的堂哥方运炽(1906年生，大革命时参加革命，曾用名方英。1931 年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1932年9月在随红四方面军进川途中牺牲)每次回家乡休假时，都要组织革命演讲，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在中国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社会的革命理想。他经常语重心长地鼓励小方淑君走革命的路，并以浅显易懂的道理启发和熏陶她与家人。这些思想强烈地影响了好学不倦的方淑君，开阔了她的眼界和见识，培养了她坚韧不屈、勇于追求真理的个性，尤其是反封建、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她脑海中深深扎下了根。她反对妇女裹小脚，多次将强加给她的裹脚布扔掉，虽然她十分清楚，在封建社会，大脚女人是难以出嫁的，但仍坚决抵抗这种摧残。

　　幸亏堂哥方运炽多次来家做方淑君父亲的工作，方淑君九岁时，上学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方淑君自知学习机会难得，非常刻苦，因此，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中间还跳过一级，从三年级直升到五年级。父亲见她学习成绩优异，不得不同意她继续念完小学。

　　小学毕业后，家中无力再供她读书，她只能报考免收学费的服装职业中学。1936年夏天，她顺利地考入位于安徽省金寨县流波疃的省立第一临时中学。

　　探索抗日救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挑起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大片国土沦丧，日军到处烧杀淫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掀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8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等地发动进攻。合肥也遭到飞机的狂轰滥炸，方淑君所在的学校只能先迁到二三十里外的一个大庙内，这是一个柯氏宗祠，其时已成为流亡学生的栖身求学之所。

　　1938年初，战局的发展使安徽省大半沦陷。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地屠杀中国无辜百姓,妇女的遭遇更是惨不忍睹。学校在合肥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被遣散回家。后来，时任安徽省主席的李宗仁组织收容流亡青年，并将这些学生往山沟里转移。方淑君当时就读的第一临时中学转移到山里后，仍常遭到日机轰炸，无法正常上课，不得不再次停课。

　　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举国愤怒，爱国学生热切希望报效祖国，虽手无寸铁，却自发地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同时积极为前方募捐衣鞋。方淑君和其他学生一起秉持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投身于抗日活动：走上街头演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游行示威，希望以此唤起人民的抗日救国意识。但是，校方千方百计地威胁和阻挠学生们。方淑君年龄不大，但是民族忧患意识已很强，面对被学校开除的压力和家庭的阻力，未曾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她和同学们仍然坚持利用课外时间，悄悄出去参加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奋不顾身地集会宣传、组织学唱救亡歌曲，动员群众团结起来抗战。

　　在进行抗日宣传时，方淑君认识了新四军四支队宣传队的女兵。后来，她们把四支队留守处介绍给方淑君和另外几个进步学生。方淑君他们便常去留守处,借阅当时被禁止阅读的进步报纸、书籍，如《新华日报》《大众哲学》等书刊，同时还聆听留守处同志慷慨激昂地评点抗战形势、阐述革命道理的教诲。

　　这个留守处受中共立煌县委领导。留守处的裴先白(当时是县委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大主任)、何绪荣(也是县委委员，抗战时期牺牲)经常娓娓地向她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等。耳濡目染，方淑君渐渐地也懂得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心抗日救国，是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出屈辱、苦难，走向光明与强盛的先进政党。

　　1938年5月,经裴先白和何绪荣两人介绍，方淑君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改名方坤。经立煌县委批准，候补期为三个月。在白色恐怖下，加入共产党是要冒着被关押，甚至被杀的危险的，但她依然满腔热血，义无反顾。

　　由爱国学生到抗大学员

　　1939年春节，方坤等六七个进步学生相约，偷偷离校去投奔延安抗大，并开导大弟方光随她一起北上。

　　他们每天基本靠两腿跋涉，水路乘小船。边走边宣传抗日，饿了啃点干粮，晚上走到哪里就睡在哪里。有时能住在老百姓家里，大多时候风餐露宿，深夜冷了就靠在一起相互取暖。腿走肿了，脚上的血泡溃烂了。但这些都没有使他们退缩，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抗日，到延安去!到抗大去!

　　一路上，虽然闯过了国民党哨卡的层层封锁，但是在过巴中县时，四名男生被扣押在大巴山了，仅剩方坤和石文两个女生。还能不能坚持去延安，前程如何，孤立无援该怎么办，变成严峻的现实问题。

　　方坤临危不惧，勇敢、镇定地设法托人营救四个男生。加上国民党没发现什么破绽，终使他们得以安全脱险。

　　1939年6月,他们六人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历经千辛万苦，前后辗转四个月，终于到达西安，找到了位于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简称“西办”)。方坤递交了介绍信，讲明情况后，“西办”给他们发了八路军的军装和徽章。穿上军装、戴上帽子、佩上微章，他们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激动，恨不得立即插翅飞往延安。但是，由于当时三五成群的青年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致使国民党严密封锁了通往延安的道路。路途不通，“西办”遂介绍他们六人赴晋东南壶关县的太行山抗大一分校学习。

　　抗大一分校当时的校长是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训练部长韦国清。方坤成为女生队的一名学员，被安排在屯留县岗上村(今北岗村)等地学习和生活。那里是一个破旧的寺庙，睡的是地上搭的通铺，铺的是干草，虱子跳蚤已见多不怪了。

　　在敌后战区太行山学习时，一分校时刻处于流动分散的临战状态。因此只能利用战斗间隙和青纱帐季节，进行教学和训练。学校为了培养学员的吃苦精神，以适应未来战争环境的需要，无论刮风下雨，男女学员一视同仁，严寒酷暑照常出操。

　　平时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日常作息十分紧张。每天清晨起床号一响，方坤便立即跳下床铺，穿衣洗漱。整理内务完毕，就是例行的长跑。经过一段训练后，天未亮起床号响起时，他们就能够迅速穿好衣服、打起背包、扎好裹腿，五分钟内全副武装进人队列(如遇有敌情，就只用三分钟时间)，然后到河边洗脸;冬天河水上冻时，就砸冰取水。每天的早操：先跑步，接着投手榴弹、爬障碍、走独木桥。夏天再热也不解风纪扣，冬天再冷也不带手套、穿棉鞋。指挥员下达任务后，按班、排、连迅速行动，追击、冲杀、进攻、撤退，像实战演练一样认真去做。练习射击时，一丝不苟，靶场上的实弹射击，总是与男同学一比高低。

　　那段日子，最寂寞难耐的是在大庙门口只身持枪站岗。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乏味黑夜里，方坤常常感到时间仿佛永远停滞了，漫长无底。学校经常举行夜间军事演习，女生队也不例外。她们常常被突如其来的“紧急集合”号从甜蜜的睡梦中惊醒，摸黑着装、打背包、扛枪支，跑步奔向集合地点。

　　太行山区比较贫困，粮食不足，水源缺乏，加上敌人的包围封锁，一分校的油盐粮菜供应十分困难，生活很艰苦，常常过着无油、无盐、无菜的生活，即便有小米饭吃，也常常含有沙子。当时规定吃饭时间仅五分钟，因此谁也顾不上细嚼慢咽，也来不及拣沙子，常常是囫囵吞枣，连沙子一起吃。学习之余，方坤她们就上山采摘野菜，轮流到上百里外的地方运粮，自磨自食。有时，炒黄豆加盐装人米袋，地瓜秧煮熟放上盐当菜，每人再分一块带壳的花生饼。衣服破了，补了再补。鞋子供不应求，就自己动手打草鞋。穿上草鞋一走就是百十里，脚上磨得都是血泡。这种磨练加强了她的意志。

　　不畏艰险赴豫皖苏，办抗大分校

　　抗日战争进行了三年，日本侵略军加强了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集中兵力搞“铁壁合围”“梳篦战术”，直至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以图破坏抗战持续进行的形势。华中是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关系着整个抗战的前途。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抗大总校抽调了200余名教职骨干，组建了一支能独立执行办学任务的第一华中派遣大队，赴华中豫皖苏边区的抗大四分校任职，刘清明为大队长，李干辉为政治委员。

　　当时恰逢方坤在一分校毕业分配，大家都积极要求上抗击日寇的最前线。指导员尹锡珍悄悄告诉方坤：她和爱人李挽伦(一分校女生大队的大队长)将被调到抗大第一华中派遣大队去豫皖苏地区开办分校，此外，还要抽调一批能力强、政治表现好的同志一起去。

　　方坤十分清楚，当时八路军在日、伪、顽的夹击下伤亡很大，根据地日益缩小，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正是抗战处于最艰苦的时期，被称为“黎明前的黑暗”。到敌后办学，困难更多，危险更大，不仅要克服生活上的重重困难，还要随时准备反“扫荡”。

　　但是，性格倔犟的方坤不肯示弱。她鼓起勇气找到何长工校长，提出要到第一派遣大队去工作。何校长说，到第一派遣大队工作，要经过多条敌人的封锁线，十分危险;且派去的女同志必须是结过婚的，这样夫妻两人可互相照应，你独自一人去怎么成呢?一路上谁照顾你呢?何况，敌占区的生活条件更加艰苦。方坤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已作好准备，不怕困难和危险，并强调说：有对象也不能在经过敌人封锁线时扶着、背着过去，不也是要自己走路吗?我能够吃苦，我走得比她们还好，不需要别人照顾。校长听后，开怀大笑，说：“不错，不错!党性还很强。你这小丫头这么勇敢，还挺会讲话，就凭这点.批准你去吧。”方坤激动地向何校长敬了军礼，兴奋地转身跑开了。

　　于是，这个能够吃苦耐劳、工作积极、好学聪慧的方坤被熟悉她的指导员尹锡珍推荐为“派遣大队”女生班的班长。

　　1940年3月报到那天，大队长刘清明仔细地逐个向一分校调来的同志询问家庭情况、个人经历、职位工作、学习成绩、年龄等情况。问到方坤，回答说没有结婚也无对象，仅一人。刘清明说，这样吧，在经过敌封锁线时，你跟紧我，由我来照顾。方坤说：“我不用别人照顾，我自己完全行。”这些话给刘清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方坤是一个才思敏捷、充满斗志的女学员。

　　1940年4月9日，早餐后，第一华中派遣大队的人员集中在蟠龙镇南头河滩上，每人带上干粮袋，加上枪支弹药，负重至少十多公斤，沿着淖漳河北源东侧的山区小路，向东南方向出发了。罗瑞卿副校长、张际春政治部主任和校部机关干部为他们送行。

　　通过平汉线敌占区时，天已拂晓，随时都可能出现敌情，部队加快了行进速度。女生队与男同志一样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如遇例假，只能把大衣、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应付。行军中，坚持不掉队，不当俘虏，勇敢地接受血与火的考验。方坤因是班长，加上生性刚强,不仅不肯让男同志照顾，反跑前跑后，帮助和照顾更柔弱的同志。

　　队伍往冀南平原迅速东进时，脚下是盐碱地、黄土层。春末夏初的季节里，这里气候干旱，尘土飞扬。他们昼宿夜行、步履维艰。但女同志比起男战士来毫不逊色。直到进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馆陶县境内，大队才宿营。至此，累计走了两天一夜，行程100多公里，过了两道封锁线，其中有三四十公里路属于敌占区。

　　烽火征程中的爱情之花

　　每次到了驻地，刘清明大队长都要召集班以上干部开会，听取汇报。他一面认真听，一面在小本上记录，并不时地提些问题，然后和大家一起研究下一步如何行进，仔细分析和布置如何通过敌封锁线，每一步都得考虑仔细、周到谨慎。因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给整个派遣大队造成重大损失。他还要求班长及以上干部掌握好本班的情况，帮助体弱同志，保证他们不掉队。

　　刘清明英姿飒爽，讲话有条不紊，处险不惊。他屡次带领大队化险为夷，有智慧、有勇气。在汇报工作、开会等军队生活中，方坤与刘清明经常有接触。他们的关系由不熟悉到熟悉，由不了解到了解，由敬佩到互相爱慕。

　　当时，方坤是大队独一无二的未婚女兵。抗战时期，我军对婚姻有严格规定：部队结婚的条件要符合“258团”。刘清明和方坤都符合结婚规定，上级很快批准了他们的结婚报告。

　　1940年6月，派遣大队到达鱼台后，休整两天。大队政委李干辉利用这个间隙给刘清明和方坤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危险而艰苦的条件下，婚礼只能从简。刘清明用多年积攒的一点津贴，请全大队吃了一顿饭，并买了些喜糖分给大家。新房是一间老百姓的柴草房，没有一件家具，只用高粱秸秆围成一个地铺。共同的理想、工作目标、生活追求，把两人联系到一起，成为革命伉俪。

　　抗大华中第一派遣大队，风雨兼程，终于在1940年6月下旬，全队人马胜利到达豫皖苏边区麻冢集北的二郎庙。最终共计行程700多公里，通过敌伤重封领的平汉、陇海(兰州至连云港)铁路线(六条铁路、公路封锁线)，穿过六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沿途护送部队打了四仗，历经73天长途行军，经过了六省23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