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花木兰】女战士方坤（二）
来源：星炬网   2020-08-09 14:18:52

　　1940年7月1日，抗大派出的华中第一派遣大队和抗大四分校在豫皖苏边区麻冢集正式合并。

　　豫皖苏边区是黄泛区的边沿地区，群众生活十分贫苦，战斗频繁，经常遭受敌、伪、顽军的侵扰和“扫荡”。分校远离上级抗大总校，办学环境十分恶劣。

　　分校合并后，方坤任四分校女生队二区队队长。她每天带领区队学员认真训练，做实战演习，在临战状态下生活。

　　方坤带领的女生二区队与全校教职员工一样，以高粱、谷子、红芋和窝窝头等为主食，很少吃油盐和蔬菜。大家齐心合力，节衣缩食，克服面临的重重困难，并设法帮助驻地生活困难的群众。大家常促膝谈心，生动活泼，体会到了同志间的情怀和亲如家人般的温暖，展现的是坚定的信仰、对革命的信心和高尚的情怀。

　　每天，她要组织文体活动、排练节目，和其他区队开展歌咏比赛。

　　唱歌，缓解了训练和战斗带来的压力，拉近了同志们的心，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因此，方坤在业余时间教学员唱校歌“黄河之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革命歌曲，一丝不苟，一遍又一遍，直到音正字准为止。

　　这些歌词深深地铭刻在方坤的脑海里。70多年后，2011年10月，中央电视台采访抗大老战士时，方坤已近93岁高龄，仍能不假思索地唱出歌词并指挥打拍子，宛如回到抗战的岁月，那样真诚、坚毅，激情四射、百折不饶。

　　1940年8月，方坤怀孕了。她不怕累，仍然一如既往，坚持出操、上课、训练。课下，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她都要带领区队学员走村串户，作民运工作,作社会调查;根据学校的安排，联系边区的斗争实际;宣传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帮助地方进行政权建设，使学员们既掌握了基本理论，又经历了实际锻炼。

　　即使在和平年代，母亲的十月怀胎，妊娠反应;生产时撕心裂肺的疼痛;喂奶时的繁琐。断奶后的时刻呵护、关注、教育，那种含辛茹苦，都是无法想象的，何况战争时期。女军人怀孕生子、养育，不知要遭遇多少艰难困苦。这些艰难困苦都是常人难以想象和忍受的。最重要的是大人孩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物资匮乏暂时倒在其次。女战士们战胜困难的精神和意志，在枪林弹雨中锻炼成长的过程，确是非言词所能尽数的。

　　方坤是高中文化程度，在那个年代，属较高学历;加上刻苦钻研，学习成绩好，10月，被调至校政治教育科任连级助教兼女生队的文化教员。当时分校面临敌人的封锁，筹备粮食困难。方坤有孕在身，但丝毫没有放松工作。她认为女学员们进校学习很不容易，千万不能误人子弟。

　　当时四分校还没有统一的文化教材，教学资料缺乏，教材、教具、文具匮乏，给教学带来不少困难。上课时， 她要跟学员一起听政治、时事政策课，学习社会发展史等,认真作笔记。课下依然笃学不倦，认真备课，结合自己掌握和理解的斗争理论与经验，以及豫东、皖北平原的特点，辅导和答疑学员提出的各种问题。在讲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时，她要自已先吃透和理解教材，才能很好地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这需要有较高的理论和知识水平，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她鼓励学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如有不懂或理解错误之处，就加以讲解或纠正，赢得学员们交口称誉。

　　由于文化课教材缺乏，绝大部分需要教员自己编写。她接到文化教学任务后，根据课程内容，精心写出讲授提纲，然后与其他有关教员进行讨论听取修改意见。定稿后，送交训练部审阅。

　　她有孕在身，夜晚还常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备课。冬季无条件取暖，脚、手和耳朵上都长了冻疮，夏季带着被蚊虫叮咬的红肿，批改作业直到深夜，第二天还要照常上课。

　　有些女学员入校前文化水平低，入校后认识到提高文化水平的必要，但识字十分困难，记不住，写不好。方坤作为文化教员，针对她们的困难，注意提高她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巧用《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分析方法进行教学，并讲解写好汉字的基本要领，使学员易懂易记，提高了教学质量。这样便循序渐进地达到了认、讲写、用四会。

　　经受反“扫荡”考验

　　由于豫皖苏边区位于津浦路、陇海路、黄河及淮河之间，是华北与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之间联系的纽带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不仅成为日军“扫荡”的重点地区，也是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主要目标。当时，蒋介石以相当于新四军第四师七倍的兵力，由南往北进攻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企图一举围歼四师主力。战云密布，形势严峻，敌后抗战进入了最困难时期。

　　那些天，分校白天分散隐蔽，几乎天天夜行军，有时一夜要转移一两个地方。最紧张的时候，三天中两次往返宿蒙公路。通过敌伪军据点的封锁线时，要跑步前进持续六七十里。行军对女生队来说，要比男生队的困难更多，一般女学员受生理条件的限制，体能比男学员差，还有部分受封建习俗伤害的妇女，如“解放脚”(曾缠足又放开的)，背着枪、背包、挎包、面袋，行动很困难。有的女同学无法打绑腿，雨雪天行军中，腿上磨出一条条血口子。尽管生活紧张，环境艰苦，但大家都精神振奋，以坚韧的毅力承受着严峻的考验。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抗大四分校奉命转移到淮上地区，参与粉碎敌伪“扫荡”和顽军进攻。刘清明教育长在学校作了深入动员和细致的部署。

　　那天，分校出发时，天空阴云密布。后来细雨蒙蒙，朔风凛冽，同志们的衣服背包都被雨淋湿了，腿脚都冻僵了，不听使唤。紧接着雪花纷纷扬扬撒落下来。他们只能顶着急风骤雨,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地强行军。经过三天的急行，傍晚到达涡河的北岸渡口。这时，天昏地暗，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大地白茫茫一片，渡口只有两三条小木船。大队人马仅能靠这些小木船渡河，因此需要一定的时间。各队学员按照建制，一队队排列在岸边等待渡河。

　　校部的领导在雪地里东奔西跑，忙碌着指挥学员渡河。雨水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使他们的头发、眉毛、衣服上都结了一层薄冰。刘清明当时是分校的主要领导，他肩负的责任更重大，要指挥全校师生安全转移。在情况十分危急的关头指挥稍有疏忽，就会危及分校近千名教职员工的安全和生命，因此他无暇顾及方坤。方坤说：你不用管我，只要全校的师生安全转移就好了。为了不影响和拖累队伍的行程，她不顾身怀六甲，步履维艰，和全校师生一起井然有序地渡过了涡河，进驻到周圩子，经受住了这次严峻的考验。

　　此后，四分校面临更加紧张的形势。转移、行军越来越频繁。女生队的些同学经过这段艰苦紧张生活的磨难，体质削弱，难以再随队行动。同时，敌骑兵行动迅速，对分校威胁很大。刘清明等校领导和女生队领导从安全角度考虑，决定将部分有伤病的、年纪大的、年纪小的、小脚行动不便的、体弱的和怀孕的女同志疏散，转交地方“打埋伏”。

　　离开部队，好比失去母亲，陷入孤立无援之地。挺着大肚子的方坤和裹着小脚无法长途跋涉的赵礼超都被列入“打埋伏”之中。她们结伴千里漂泊来到敌战区，暂时埋伏在赵礼超的亲戚家。亲戚们虽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地催她们离开，但也看出不情愿让她们逗留，常常冷言冷语，话里有话。正当她们十分无奈时，赵家的另一个亲戚张承茂前来串门。这是一个思想进步、充满真情、具有爱国思想的平凡而善良的妇女，说话爽朗。了解情况后，便诚心诚意邀请方坤到徐县伍铺的家中隐蔽。即将临产时，她又将方坤乔装后送往当地医院，并慷慨解囊，因此孩子才得以顺利出世。

　　割爱与奉献

　　过早地作母亲，并非方坤所愿，因此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看着这个刚出生的可爱的幼小生命，她很快变得忧心忡忡。刘清明是个好丈夫、好父亲，无奈战事太紧，肩上工作担子重，责任大，常常要通宵达旦，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方坤自己的工作也非常繁忙，怎么养育这个孩子呢?在炮火连天中边战斗边带孩子，几乎没有可能性。在这样的环境下，孩子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连续作战，居无定所，生活艰苦，经济拮据。抚育子女要耗费母亲多少精力和时间。当时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战局瞬息万变，遇到敌机狂轰滥炸和“扫荡”时，要随时抱上孩子转移。孩子年龄小不懂事，哭闹起来很易暴露，十分危险。这样，她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带着孩子在老百姓家“打埋伏”，待孩子长大些后再工作。但她是革命战士，怎么能够离开部队呢?二是把孩子送给老百姓抚养。但当地老乡要的抚养费高，且每月发的一点军饷根本买不起奶粉，何况当时的情况也买不到。她束手无策，只好把孩子先带回分校，待后再想办法。

　　生育孩子后两个月，方坤就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中，还要照顾孩子。形势严峻。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只好四处托人找奶妈。经人介绍，她把孩子送到了洪泽湖对面的一户老百姓家抚养。她看着不停哭闹的孩子，心如刀绞，但无法再留下亲自照顾他。

　　因学校面对敌顽的夹击和封锁，本就经济困难，加上自然灾害，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在被封锁的战争环境下，学校本来就缺医少药，更谈不上避孕知识。她又怀孕了。吃不饱，更谈不上营养和保健。即便如此，她仍然顽强地与其他同志齐心合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粮，还积极参加学校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粮;利用闲散地种菜等等。

　　这时，发生了一件让她无法意想的事。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的夫人辛萍告诉方坤，自己的大儿子因寄放在老百姓家喂养，被传染上梅毒，无法救治，已天折了。方坤的孩子和辛萍的孩子是同一个奶妈喂养。得知此消息后，方坤急忙把孩子接回，但为时已晚。孩子已染病，皮肤溃烂，骨瘦如柴，惨不忍睹，疼痛和饥渴使他啼哭不止。面对已奄奄一息的孩子，当母亲的心都要碎了。那时队伍中很多家庭都痛失爱女或爱子，生离死别也是家常便饭。方坤宁愿自己冒着被传染的危险，也舍不得放弃孩子。

　　1942年7月，方坤的第二个孩子即将临盆。时逢泗县、灵璧、泗洪等县日伪军调动频繁，似有进袭半城地区的迹象。第四师师部及直属队全部南移至泗洪县仁和集，分校也随师部向南转移到洪泽湖西岸的鲍集镇，以防备敌人突袭。至此，学校不仅肩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还承担了保卫淮宝地区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防务工作。

　　在那种形势下，作为校领导的刘清明工作异常繁重，根本分不开身以便送方坤回家生孩子。为了不拖累和影响刘清明的工作，方坤默默地、顽强地选择独自去刘清明的老家湖北汉川马口镇生产。千里迢迢的长途跋涉，一路颠簸，本就是困难重重，加上她挺着大肚子，即将临盆，还要怀抱一个身患重病、难以治愈的孩子，另外还有敌机的轰炸和要穿越的层层封锁线，其艰难可想而知。方坤最担心的是万一自己在路途中分娩，没有奶水给孩子。

　　所幸，临上船时，四师参谋长张震的夫人马龄松赶到，送来一罐奶粉。奶粉在当时可是十分稀缺的珍贵物品。雪中送炭，解决了路途中缺奶的燃眉之急。方坤对战友真挚的关心和帮助感激涕零，至今记忆犹新。

　　到家的次日，第二个孩子就迫不及待地呱呱坠地了。但是，第一个孩子病情日益加重，浑身皮肤溃烂、脱落，加上农村比部队更加缺医少药、幼小的生命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成了方坤心中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