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花木兰】女战士方坤（四）
来源：星炬网   2020-08-09 15:02:52

　　1952年7月11日，总政治部在《关于整编中妇女干部处理的办法》以及后来的文件中指出，不应把大量女同志留在部队工作，并限令数万名女同志在一定时间内转业、复员、当家属、改为工薪制职员。

　　文件下达后，除医务、文艺工作人员之外，女军人统统要转业、复员到地方工作。但她们都是胸怀一腔热血参军人伍的女战士，无论是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都曾历经战火的考验，对部队怀有深情厚谊，不愿脱下军装离开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副校长的刘清明若不以身作则，带头让妻子转业，如何做其他人的工作呢?他回家动员方坤带头打报告，提出转业。要脱下心爱的军装，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方坤依依不舍，心里挺难受。但她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同志，党性很强，因此便毅然脱下了近15年的戎装，转业到地方了。

　　1952年7月，方坤转业到南京市委组织部任组织员，两个月后，调到南京市合作总社人事科任副科长和党总支委员。

　　1954年初的一天，南京华东水利学院的人事处处长孙子文找到方坤，说学院特别需要像她这样有文化、有知识、觉悟高的同志来领导图书馆工作。在那个时代，这些经历战火历练的干部，都以党的利益、革命工作为重，讲的是奉献和革命精神，心中没有权利意识，恪守“尽责任不谋官位、干事业不谋私利”的原则，放弃了有职有权的工作，同意调到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1954年3月，方坤调任华东水利学院图书馆副主任、党支部书记,1955年，被选为学院党委委员。

1949年，方坤在华东军政大学

　　当时图书馆暂时借用了两间不满100平方米的小教室，一间是书库和出纳处，另间供采购、编目及办公之用。当时库藏的有关水利、土建等中外文书刊仅有一万册，是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工学院、厦门大学等校收集来的，工作人员寥寥无儿。图书馆在大学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业务要求工作人员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渊博的知识。

　　万事开头难。方坤到任的时候，图书馆一切尚处于初创阶段。她刻苦钻研业务知识，努力提高自身能力，妥善处理各种关系，逐步开展馆内的各项工作。例如，明确馆员本职工作的任务、范围、权限;做到每项工作有布置、有检查、有结果、有记录;充分发挥馆内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满足教学、科研的需，扩建阅览室、书库，有选择地补充、采购了大量书刊资料。全馆工作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从南京到北京

　　因工作需要，1956年7月17日，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准，方坤的爱人刘清明由南京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调到北京解放军测绘学院任院长。这样,方坤就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调到北京政法学院(现中国政法大学)或北京邮电学院(现中国邮电大学)。当时两学院的图书馆是高级知识分子和老教授常往来的地方,学院领导都表示，特别需要和欢迎她这样的老资历的共产党干部去任职于知识分子成堆的图书馆;二是调到测绘学院，这样她就可以重新穿军装，并且离家近，可以工作管家两方便。但是，有着强烈责任感和事业心的方坤，希望能够独立地担当起更重的担子，而不是在爱人院长的领导下工作。于是，1956年10月，方坤到北京政法学院图书馆任副主任，后被选为院党委委员。当时学院图书馆馆长于振逢是留学法国的博士，精通多国语言;副馆长赵德洁是留英博士。

　　为了尽快提高业务，方坤抓紧业余时间刻苦学习、丰富知识。她认为学习是一项长期的、动态的、永无止境的事，因此常常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听课学习，回来照常参加工作，忙得晚上都无法照顾家庭，更别提抽时间给孩子们辅导功课了。对院图书馆工作人员，方坤不仅在政治思想上教育、爱护，在生活上也关心、照顾。无论他们是党员还是非党员，是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曾被打成的“右派分子”的人还是普通群众，她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曾经在北京政法学院工作的杨鹤皋，于2012年12月以《恩重于山》为题撰文回忆方坤主任的关怀和庇护——

　　1957年夏天，祸从天降，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使北京政法学院几十名教员由“天堂”坠入“地狱”。此后,他们长期过着毫无自由权利的右派生活。经过一段时间劳动后，他们中的多数都曾被安排到校图书馆工作过，其中以我在此工作的时间最长——长达十余年。

　　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们在图书馆工作期间，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庇护知识分子的好领导——图书馆主任方坤同志。当时，她负责监督和改造右派，在那盛气凌人、欺压群众的左派吃香的年代，方坤同志却与众不同。她尊重我们的人格，唤起知识分子的良知，心平气和地进行工作，使我们这些右派感恩不尽，终生难忘。这里，有几个案例，多年来它们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其一，院党委规定，右派必须每月交思想检查，而方坤同志却未执行这个规定。她曾说：哪有那么多思想可检查。因为她常接触这些教员，了解他们的情况，而我们不必按月写思想检查，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思想压力。

　　其二，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方坤同志让我们和馆员们一起参加政治、业务学习，参与工作研究、讨论。这表明她在工作、业务诸方面平等待人，不搞左派先生那套歧视、打压办法。

　　其三，在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物资短缺，许多物品采取凭票购买办法。有一次，图书馆分到一张毛衣票，当时，一位业务组长和我同时提出申请。方坤同志经商议后，将此票分给了我。从这件小事说明，方坤同志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是按传统的革命群众和右派不同阶级的原则来划线，而是按实际情况(当时我没有毛衣)来处理。此事虽小，也蕴含着平等待人的深意。

　　其四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方坤同志为党委平反冤假错案总负责人，她满腔热忱，坚决果断，数以百计的右派全部得到改正，不留尾巴。我们几十位教员，后来多晋升为教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方坤同志是一位胸怀大局、富有人性良知的好领导。

　　谨祝方坤同志健康长寿!

　　在“文革”中，方坤老伴刘清明被打成“贺龙心腹”“三反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处境最艰难时，方坤不仅没有为了自保与他分道扬镳，反而更是信任、安慰和鼓励他，使刘清明感到不是孤立无援的，还有家庭的谅解、温暖和支持。显而易见，方坤则成为与“走资派”“反党分子”划不清界限的家属，逃脱不了被拉出来示众、批斗、劳改，又被大规模围攻，并直接遭受肉体摧残的厄运。

　　秉公执法、清正廉明

　　197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9月，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2013年8月6日，中央电视台播放采访方坤的视频

　　中央11号、55号文件下达后，政法学院党委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们决定成立落实政简办公室。该办公室需要一位党性强、作风正派、品德高尚、光明磊落，能压住台子的老党员干部负责。上级领导看中了方坤。几十年来，不论在哪级岗位上，她都享有很好的口碑，坚持按原则、政策、法规办事，凡事都缜密考虑，原则性和党性都很强，不随波逐流，有独到的见解，是党委委员，在学院有很高的声望。所以，院长曹海波找方坤谈话，请她代表党委出任北京政法学院落实政策办公室总负责人。

　　谁都知道，落实政策工作繁重、事情琐碎、非常辛苦，付出心血多、承担风险大。反右派斗争时隔20多年，机构、人事变动很大，有的档案丢失，历史案件情况不清;有些刑事案件往往同行政、党纪处分搅在一起，比较复杂。要做好这项工作，谈何容易?方坤和落实政策办确实面临重重困难，步履维艰。有时他们需要翻阅无数的档案，反复查询、调查、寻访，才能把细节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无疑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耐心，需要付出很大的心血。

　　方坤带领落实办的同志展开调查，兵分数路，跑遍了许多城市，甚至东北中苏边境的五大连池。工作中，方坤充分发挥落实办人员的积极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都从事实、材料出发，对事不对人，不伤和气，谁也不以势压人，不给别人扣帽子，同心协力。

　　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能使数万人及其家属脱离冤海。为了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方坤强调说：对每项案子的疑点都要反复核对，千万不要遗漏;要防止造成新的冤假错案，处理问题要从中央的政策出发;在案件审理中，要分清罪行与错误的界限，尽量缩小打击面，不要感情用事，要深入调查取证，决不能含糊;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执法，清正廉明，使疑案得到澄清。

　　方坤遵照中央的规定，统筹安排，根据不同情况妥善解决他们的工作就业和工资待遇等问题。在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她坚持实事求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尽职尽责，雷厉风行地在全学院范围内解决了以前的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使这些同志深受感动。这些同志中许多人都是有用之才。做好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解决他们个人的政治生命和生活出路问题，更重要的要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所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人民服务。

　　这段时间里，方坤夜以继日地工作，耗费了大量心血，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学院平反冤假错案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

　　有目共睹的实绩，使方坤在学院师生中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正是由于方坤他们不遗余力的工作，被平反昭雪的“右派”才能从黑暗中获得解救，后来大部分都被学院评为教授。

　　学院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后，方坤是负责人。在这个岗位上，她任劳任怨，廉洁奉公，平易近人，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爱戴。她一直以顽强的精神工作到1983年8月25日，按正司局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