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吴贻芳
来源：团结报   2022-10-22 16:42:04

吴贻芳

　　吴贻芳，我国著名教育家，国内外享有盛誉的社会活动家，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老一代民进领导人。她是中国第一届女大学生，第二位大学女校长，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她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名誉主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吴贻芳奔走呼号，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激发学生抗日爱国热情

　　1928年8月，获得美国密执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的吴贻芳回到南京，成为金陵女子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吴贻芳为金陵女子大学制定了“厚生”的校训以及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她解释“厚生”的内涵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利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更丰富。”她提出要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理想，不图个人的私利，掌握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对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学互助合作，对社会有至诚服务的态度，对国家从爱国主义出发，在各自岗位上，尽到自己应尽的义务”。在吴贻芳的领导下，金陵女子大学严格按照校训和办学宗旨来教育学生，并采取课程、设备、课外活动三结合方式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向着这个方向努力。吴贻芳特别重视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以身作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她领导学生响应北方各大学学生会号召，参加游行请愿活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行，组织全校师生在星期日分小组到各街道的商店检查日货，并要求学生不用日货。还举办中国地理展览，宣传抗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上海。金陵女子大学一时出现种种传闻，如说无锡有了日本兵，南京下关也出现了日本军舰等，搞得人人惶恐不安。一位学生家长甚至从苏州发来电报，要女儿请假回家，这更增添了不安气氛。吴贻芳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召开校务委员会议，果断作出两项决定：一是学校即向有关方面了解情况;二是如有家长来电要学生回家，学生可以走，但只能作为无故旷课处理。后来经过校方了解，上述传闻被证明纯属谣言。吴贻芳立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激动地说：“你们回想一下，前些时候，你们上街检查日货，参加抗日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可现在敌人影子还没见到，就这么惊慌，想赶快逃回家去。你们的爱国行动难道就是喊出几句口号吗?你们只想自己逃命，把国家都忘了，你们心里还有国家吗?你们难道不觉得惭愧吗?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应该见诸行动。”她这一席尖锐深刻的批评，使学生们受到了刻骨铭心的教益。寒假期间留校的学生自动放弃休息时间，到鼓楼医院做义务护理工作，对安定医院的人心起了一定作用。

　　吴贻芳在进行言教的同时，还特别注意身教，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影响学生。1935年深秋，她出访了英、美、加等国。在回国给学生们作报告时，她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她在美国乘火车经过国境边的一个小城市时，已是深夜，突然听到敲门声。开门后，进来几个人，查问她：“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是日本人，即可乘车通过。如果是中国人，必须下车。”她强抑住心头怒火，大声地回答：“我是中国人!”这样，在漆黑的夜晚，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她正气凛然地高昂着头从火车上走下来，最后通过中国驻外使馆的帮助，才到达目的地。她通过这样的经历，激励着她的学生们为民族的独立和尊严而英勇战斗。

　　支持学生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吴贻芳率金陵女子大学大部分师生先是西迁武汉，再辗转到达成都。在战争环境中，吴贻芳想尽办法使学生继续完成学业。学校西迁后没有教室和设备，既不能独立办学，又不能按教育部的规定上课，学生的学位得不到承认。经过她四处奔波，金陵女子大学师生最后来到华西坝，借用华西大学的教室上课。当时，在华西坝的除华西大学外，还有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一部分学生。由于师资不足，各校商定所开课程允许五所大学学生互相选读，各校承认学生所得的学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吴贻芳一方面领导师生进行正常的教学活动，一方面亲自参加和领导、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

　　日军的侵略暴行，使金陵女子大学被称为名门闺秀的女大学生发出了正义的吼声。在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中，在吴贻芳的大力支持下，她们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去上海借读的学生，在八一三事变后，不少人参加募捐，并到医院、难民所服务;去武汉借读的学生则主动为伤兵提供服务，有的甚至抬担架护送伤员。化学系的学生景荷荪在南京入学后，因结婚违反学校规定而辍学。当吴贻芳获悉她的丈夫为抗击日军侵占南京而牺牲的消息后，不仅破格允许景荷荪复学，还在经济上给予帮助。有一次，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三姐妹来华西坝参观访问，吴贻芳特意把景荷荪介绍给她们，并对全体师生讲道：“为抗战，景荷荪失去了亲人，也是为抗战，她要继续完成学业，把孩子教育成人。人人都有景荷荪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抗战就一定能够胜利!”

　　1938年底，金陵女子大学等五校进步学生在华西坝发起组织“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掀起蓬勃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经吴贻芳默许，金陵女子大学很多学生参加了服务团。有时，这些学生因参加活动，晚上回宿舍较晚(当时学校规定晚10点熄灯前学生必须回到宿舍)也能得到学校的谅解;有时，学生因参加义卖而集中在宿舍的一两个房间里，通宵达旦地缝制手工艺品，或是排练抗日宣传节目，吴贻芳也不干涉。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日本空军以武汉为基地，对远在大后方的重庆、成都和一些中小城市不断进行狂轰滥炸。金陵女子大学学生又组成一个空袭救护小队，负责照顾伤病员。1939年6月11日，正当队员们在奋力抢救伤员、照护伤员时，吴贻芳前来看望伤员和金陵女子大学救护队员，并亲切嘱咐学生要轮流回校吃饭，使大家受到鼓舞。暑假到来后，战时服务团团员想利用假期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遭到华西大学当局的阻拦。当学生们找到吴贻芳时，她说：“你们利用暑假时间，下乡宣传抗日，这是好事，我同意。但我只能同意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下乡宣传，我不能代表华西大学和其他三所学校。”在吴贻芳的支持和启发下，金陵女子大学的学生转告其他三所大学的学生，分头去做自己学校领导的工作。这三所大学校长听说吴贻芳同意金陵女子大学学生下乡宣传抗日，也都表示同意。

　　在此期间，吴贻芳还领导师生在成都仁寿县成立乡村服务处，办起幼儿园、妇女班，教幼儿和妇女识字、唱歌、珠算和卫生常识，还教妇女在夏布上挑绣中国老式花样做茶几台布，帮助她们寄到国外换取一点外汇，以维持生计。金陵女子大学师生还和华西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合作，办起“儿童行为指导所”，帮助诊治一些有异常行为的儿童。

　　在迁到成都的金陵女子大学学生中，许多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因受战争影响而每况愈下，生活上遇到极大困难。为了帮助学生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坚持学习，吴贻芳和学校采取了各种措施，如让她们在课余或假期做些杂工，打字、管理图书馆、收发信件、接电话、为体育课作钢琴伴奏等，并给予适当报酬。同时还设立奖学金、补助金，或发放一些救济物品;甚至降低收费标准，以缓解学生的生活压力，使她们能够安心读书。

　　为抗战胜利奔走呼号

　　抗战期间，吴贻芳不但积极支持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自己也不辞辛劳，在国内外政治舞台上奔走呼号，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七七事变后，吴贻芳参加了妇女领袖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还有邓颖超、曹孟君、张蔼真等人。会议讨论了抗战时期的妇女工作，大家认为首先应当有一个总的领导机构，以全面安排工作。会议对宋美龄任指导长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进行了扩大改组，吴贻芳是执行委员之一。该委员会是当时国统区妇女界的统一战线组织，对推动妇女团结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久，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成立，吴贻芳当选为执行委员。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为团结组织国统区妇女慰劳抗日将士做了许多有益工作。

　　1938年3月，邓颖超、何香凝等183名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负责抚养遭受战争灾难、流落街头的儿童，吴贻芳任该会的常务理事。在工作中，她像慈母一样关心、爱护无家可归的儿童。

　　1938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在汉口召开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代表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人被聘为参政员。吴贻芳也被聘为参政员。7月7日，吴贻芳和邓颖超、史良等人提出临时动议，为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全体参政员一律献金。这项建议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在会议闭幕式上，副议长张伯苓提请女参政员中最年长的吴贻芳致辞。吴贻芳在简短的讲话中，呼吁民主，呼吁团结，认为“要在抗战期间，养成民主政治习惯，永久团结，使民主永久生存，国运日臻强盛”。12月，吴贻芳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到印度马德里，出席国际基督教协进会议。她作为教育组织召集人，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获得与会代表的广泛同情。

　　1943年3月，吴贻芳参加吴景超、桂质廷、晏阳初、李卓敏、陈源等人组成的“六人教授团”，远赴美国，宣传和敦促美国政府开辟反法西斯第二战场。吴贻芳认为到美国宣传抗战符合自己为抗战出力的心愿。因此，她主动提出不要薪金，只报销旅费。在美期间，不论在何种场合，她都主动向美国人民介绍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遭受蹂躏的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悲惨遭遇。在美国基督教会联合召开的特别会议上，吴贻芳应邀发表讲话，介绍了抗战中的中国妇女和金陵女子大学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和她们所遭受的劫难。她的讲话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激起了美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吴贻芳等六教授的美国之行，使美国各阶层了解了灾难深重的中国，感受到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

　　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雅尔塔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并决定于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大会。当时，国民党政府派出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以吴贻芳、董必武、顾维钧、胡适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吴贻芳是唯一的女性代表，她的参加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国内妇女界更是兴高采烈，在她临行前于国民外交协会礼堂为她举行了欢送会。吴贻芳在即席讲话中说：“我对于和平有一个希望，就是觉得第一次的国际联盟太重理想。此次第二次的世界和平的建立当靠武力;但最高的理想是民族相互谅解为重要的鹄的，即所谓世界大同。在两次大战中，由于血泪的经验，我们知道精神与道德是不能忽略的，不再使用武力胜于正义，我们要维护世界永久的和平。”她的讲话，博得了欢送者经久不息的掌声。

　　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旧金山隆重开幕。当时，中国和美、英、苏分在一组。在一次讨论时，美、英、苏都有代表发言，轮到中国代表时，一时竟没有人发言。这时，吴贻芳稳重地站起来，沉着走上主席台，发表即席讲话。她从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奴役，讲到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希望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挥作用。代表们望着这位侃侃而谈的中国女性，被她的举止大度和精彩讲演所吸引，最后都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会议结束前举行了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仪式，吴贻芳是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一位女性。

1945年，吴贻芳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吴贻芳参加联合国大会，在美国引起广泛关注。在美国各妇女团体联合大会上，吴贻芳应邀演讲，主题是抗战中的中国妇女，赢得了与会者的普遍好评。此外，吴贻芳还在加州圣约翰长老会教堂对美国妇女进行了讲演，并参加华侨捐献给祖国飞机的命名典礼。正如当时协助她工作的学生朱觉方回忆所说：“那两三个月中，大会、小会、座谈、演讲、宴请一直不断，吴校长实在疲劳，但从来不诉苦，不埋怨。尤其美国社团请她出席，只要时间安排得过来，从不拒绝……她要为中国人民铺好友谊之路，舍不得丢掉任何一个机会。她那鞠躬尽瘁的精神，是超人一等的。”吴贻芳的美国之行，博得了美国人民的高度赞扬和敬佩。

　　联合国大会于6月26日闭幕。但是吴贻芳并没有随中国代表团回国，而是应邀参加了讨论战后教会大学有关事项的会议。会议结束后，她因身体不适住进医院。手术后，又到美国乡下疗养。当听到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消息，吴贻芳激动得难以自持，想立即返回祖国。但是病体初愈，医生不放她走。又经过一段休养治疗，她终于忍耐不住，毅然于12月飞回上海，随之赶到南京，继续投身她心爱的教育事业，开启了人生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