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原名张振芳，安徽合肥人，1919年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个中学教师。哥哥是地下党员。她在合肥庐州师范学校女中读书时就参加地下党的活动，成为共青团员。由于她的父亲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一些进步学生和青年常到她家开会活动，她的父母也常给他们放哨。就这样，她家成了地下党活动的一个点。
1937年岁末，张立秘密联络同学彭凡和杨大姐准备春节前动身，奔赴抗日前线。父母知道后，她的父亲将三人叫到一起嘱咐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的路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当亡国奴。”父亲又对彭凡和杨大姐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你俩把她当成小妹妹带走吧。到了前线，好好打日寇。”
寒夜中，三人从合肥步行经秦县、汉川到达河南信阳，改乘火车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久她们被分配到陕西云阳青训班学习三个月。在学习期间，她把原名张振芳改为张立，以表示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独立、再不受人欺辱而战斗的决心。不久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青训班结束后，张立被分配到延安抗大训练部任助理员，1937年底调往锄奸部门工作。1939年，她一再请求到抗日前线去战斗，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组织上答应了她的请求，派她到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任特派员。之后，又调到军区锄奸部任秘书和机要科长。在此期间，她和锄奸部部长余光文结婚，第二年生了第一个孩子小宝。
张立中等个儿，剪着短发，有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她工作积极，待人热情，性格开朗，体贴战士。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给人一种大姐姐的感觉，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受大家的尊敬。
1943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极其残酷、野蛮的“秋季大扫荡”。敌人调集两万多兵力分路合击，“剔抉扫荡”，烧杀抢掠，妄图一举歼灭晋察冀抗日武装力量。
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避敌锋芒，寻机歼敌，驻扎在冀西地区的晋察冀军区机关和地方机关决定分三路作战略转移。编成第三支队的是边区政府、银行及军区政治部、供给部门的一些非战斗人员，军区锄奸部部长余光文被临时任命为支队负责人，全权负责指挥转移工作。临行前，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对余光文说：“敌人打来了，我们暂时退一退，然后再打出去。给你们一部电台、一个警卫连，军区的炮兵营、工兵营跟你们行动，你们要在阜平、平山、五台山一带活动，发动群众，相机消灭敌人。”
10月底，这支部队离开了平山县石板村向西转移。此时，余光文的爱人、锄奸部秘书张立生产尚未满月，组织上为了照顾她，准备把她安置在山里一个村干部家里。张立坚持不肯，她说：“敌人打来了，我不能离开部队，离开战场。在困难的时候，我要和大家战斗在一起。”于是，她谢绝了组织的照顾，毅然跟支队转战在五台山区。
初冬的天气，下着大雪。由于汉奸告密，支队刚刚来到阜平县城南庄，敌人就分三路包围了村子。余光文见敌人很多，不能硬拼，便带着支队突围出来。当晚，他们翻过菩萨岭，摆脱了敌人的追击。部队饿了一天一夜，司务长向老乡买来了柿子，给同志们每人一个，大伙边走边吃。拂晓前来到一个叫柏崖的村子里，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想法吃一顿饭。余光文派出了哨兵，吩咐炊事员烧水煮饭，自己和负责电台的同志一起架设电台，准备和上级取得联系。
突然，“叭”的一声枪响，接着枪声大作。警卫员和两个老乡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敌人又包围了村子。余光文判断这股敌人就是从阜平尾追而来的板垣师团、临武宪兵团。此时，敌人有3000多人，而且武器装备好，我们只有一个警卫连，硬拼是不行的，必须趁天色未明突围出去。他要通讯员通知大家准备突围。枪声越来越近，鬼子通过翻译大声吼叫：“八路军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皇军也优待俘虏。”
尽管战士们听得肺都气炸了，个个摩拳擦掌，要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大敌当前，余光文表现得十分镇定，他命令警卫员掩护，其他人员轻装突围，向西越过村后小河，在河对岸的龙堂顶集合。
张立带着两个孩子跟着余光文冲出住房，敌人狼嚎着从四面八方冲了过来。天黑路滑，身体又弱，孩子又小，她觉得这样走势必增加突围的困难。为了减少拖累，她对余光文说：“老余，情况紧急，你又要指挥大家突围，你先走吧，我们母子后面跟上。”余光文说：“让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万一……”他没有说下去。张立安慰他说：“放心吧，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余光文还是不放心。这时敌人越来越近，子弹在耳边飞过。张立大声说：“再不快走，就突不出去了。我们一定会跟上来，走吧!”余光文深情地看了她和孩子一眼，留下五个警卫员和她一起走，自己带着支队冲出村子，跨过小河，爬上了龙堂顶。龙堂顶是一座较高的山，山上有茂密的树林，便于支队隐藏。
张立与五个警卫战士被敌人包围在村子里，左突右冲，怎么也突不出去。五个战士先后牺牲，张立的手枪里也没有了子弹。危急时刻，正好遇到炊事员邵永顺。邵永顺告诉她，余部长带着支队已经冲出去了，要她赶快走。张立听后松了一口气说：“支队突围出去了，这就好了。看来我们很难出去了。”邵永顺见她怀抱着两个孩子，行动不便，就说：“你快走，把孩子给我。”张立说：“你带着两个孩子不是一样不方便吗?”经邵永顺一再要求，张立把大女儿小宝交给他，临别时一再嘱咐说：“出去了，告诉老余和同志们，叫他们放心。万一被鬼子抓住，我就和他们拼了。”
天色微明，邵永顺怀抱着小宝，来到村头。两个鬼子从前面拦住了去路，他们用明晃晃的刺刀一指，大声吼道：“站住，什么的干活?”由于邵永顺穿着便衣，怀中又抱着一个孩子，便应道：“太君，我的良民百姓，你们打枪，孩子的害怕。”鬼子上下打量了一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便朝村中走去。邵永顺乘机向村外跑去，终于逃出了包围圈。
但是，怀抱婴儿的张立却被鬼子截住了。她虽然也穿着便衣，敌人却搜出了她身上带着的手枪。鬼子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女八路，便咋咋呼呼地押着她来到村口麦场上。张立看到麦场上还站着一些老百姓，内中也有几个自己的战友，心中燃起了一团怒火。鬼子兵如临大敌，在四周架起了机关枪，不断地对着人群喊叫。一个麻脸翻译扯着公鸡嗓子替鬼子传话：“你们谁是八路军?说出来皇军不杀!八路哪里去了?谁说出来皇军给赏，不说的统统枪毙!”
大家沉默着，谁也不理睬、不吭声。鬼子像一群发疯的野兽，逐个审问抓来的人们。由于叛徒的出卖，张立的身份最后还是暴露了。当敌人得知她就是八路军军区锄奸部秘书又是锄奸部部长的夫人时，真是喜出望外。鬼子军官以为一个女人是不难对付的，便假惺惺地走到张立跟前，指着她怀中的小孩说：“孩子小小的也当八路?你的锄奸部秘书?余光文哪里去了?”
张立泰然自若，用右手理了理头发，又把孩子的裹布整了整，算是对敌人的回答。
鬼子军官继续追问道：“你是共产党，只要你愿意与我们合作，我们马上放你。”
张立轻蔑地看了鬼子一眼说：“我是中国人，不是东洋狗。”
敌人虽然恼羞成怒，但又不肯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敌军官跟麻脸翻译咕噜了一阵，那个翻译便走了过来，对张立说：“太君……”他的话还未说完，就被张立“呸”地啐了一口说：“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狗?张口‘太君’，闭口‘太君’，真丢中国人的脸!”鬼子军官没想到这个女八路会这么厉害，气得浑身发抖，抢上一步，用力夺过张立怀中的婴儿，恶狠狠地说：“你的说不说?八路军到哪里去了?余光文哪里去了?”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张立怒目相视，一言不发。孩子在鬼子手中哭叫、挣扎，鬼子军官指着抢过来的孩子说：“你的不说，我就杀死他!”
张立看着自己的孩子，心如刀绞。突然，她像一头愤怒的狮子扑向鬼子军官，但被两个鬼子兵架住了。敌军官十分得意，狞笑着，高举手中的婴儿，丢进了旁边那口沸腾的大锅里。孩子惨叫一声，立即被沸腾的开水淹没了。张立用尽全力，拼命挣脱开鬼子兵，向大锅扑去，撕心裂肺地呼叫：“孩子，我的孩子!”孩子在开水中翻滚，早已气绝身亡。“你们这群野兽、豺狼……”她喊叫着再次扑向鬼子军官，恨不能吃了他的肉。残忍毒辣的鬼子军官一刀劈断了她的右臂，鲜血染红了她的半个身子，但她没有后退，也没有倒下。她用尽全力高呼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你们这帮畜生，不得好死!”
敌人又一刀穿进了她的左乳房，刀尖从背后冒了出来。张立用愤怒的双眼，仍然死死盯住这群凶残的野兽。
敌人被这位女英雄英勇不屈的精神惊呆了，在场的群众高喊着向敌人拥来。敌军官第三次将屠刀刺入了她的腹部，并且用力拧动着……
张立倒下去了，她的鲜血染红了黄色的土地。她用舍子献身的实际行动，严守了我党我军的机密，保护了其他抗日干部不被发现。牺牲时，她年仅23岁。
下午一时，敌人向山西黑庄去了。余光文带着支队的同志从龙堂顶回到柏崖村。映入眼帘的是淋漓的鲜血、残破的尸体和焚烧未尽的房屋。当余光文看到惨死在敌人屠刀下的张立和锅中的幼子时，便当场昏迷了，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先安葬其他烈士”。此时，同志们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发誓要为张立报仇。他们买了一棵大树，锯成四截，做成一副棺材，将张立母子合葬在村东头。
第二年秋天，余光文又在墓前立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
张立同志，原籍安徽合肥人，曾毕业于当地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三七年中跋涉千里远赴延安，先后入陕公(北)抗大学习，决心献身革命，努力学习、工作四年如一日。一九四三年秋季反扫荡中不幸被围，与敌激战壮烈殉国，时年二十三岁，怀抱幼子亦同遇害，仅遗一女，哺及三龄，得救脱险，不亦痛哉。今就张立同志殉难之地，立墓刻碑，以志不忘。夫余士良，率女特英泣沥，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一日立。
老乡们在张立烈士墓前栽了一棵桃树，希望死者像桃花一样永留人间。
(河北省英烈纪念园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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