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宋庆龄
岭南是宋庆龄的祖居地,广东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曾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宋庆龄跟随孙中山在此战斗和生活过,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抗战时期,宋庆龄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不辞辛劳,视察被空袭的广州灾区、难民所、医院、学校、港口等,亲切慰问和捐助受伤将士及难民,细心指导妇女、华侨团体的抗敌运动;热情迎接各国援华组织及友人,募集医药物品支援中共抗日武装;组织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广州分会;参加民众抗日示威游行;殷切呼吁国人加强团结,并向国际演说宣传中国之抗战精神,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在短短的时间里,宋庆龄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充分展示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大义。
视察空袭灾区 慰问受伤民众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短短几个月内,北京、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宋庆龄来到了香港,她在指导香港抗战工作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广东的局势。1938年6月2日,宋庆龄致函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就制止广州大批壮丁避难香港提出建议:数日来敌机对广州实施大轰炸,无战备之同胞死伤惨重,“际此敌楼图窥华南之际,盼我当局,从速加紧壮丁动员参加工作,改善省市防空设备,迅于设立难民收容所。”①
1938年8月20日下午,宋庆龄由香港抵达阔别10年的广州。次日,宋庆龄不顾空袭警报,视察了广州被炸灾区,慰问市内各医院抗敌受伤的将士及被敌机炸伤的难民。她对敌机漫无目标投弹滥炸情形及难民惨遭茶毒的经过垂询甚详,仔细了解各医院受伤难民的生活,备极关怀,并对敌机滥炸不设防城市,炸死无辜平民的残酷暴行尤表愤慨。
1938年宋庆龄到医院看望伤员
22日,宋庆龄接见了广州市妇女团体的代表,勉励妇女继承革命优良传统,发扬当年支援北伐战争的高昂斗志,更做好当前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为保卫广州和华南做出更大贡献。
宣传抗战精神 揭露日寇暴行
1938年8月23日,宋庆龄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发表广播演讲,强烈控诉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不设防城市的狂轰滥炸,惨无人性的屠杀,谴责英美等国的所谓“孤立主义”与“中立政策”,呼吁停止与日本侵略者合作,援助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中国,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永远不能被征服的精神。②8月25日,宋庆龄乘船返回香港。
1938年9月14日,宋庆龄再度由香港抵达广州。9月15日上午,华侨抗日动员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在广东省民教馆礼堂开幕,出席者有菲律宾、安南、缅甸、古巴、美洲、港澳、琼崖、潮汕、江门、广州等地代表120人。蒋介石、吴铁城、余汉谋等,还有团体会员、留粤侨团救护队、童子军团,以及各抗日团体来宾、省港记者等,共达千余人。宋庆龄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之一,并作演讲。宋庆龄指出,加紧动员华侨参加抗战,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各地华侨“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团体,扩大国际宣传工作,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回国参加抗战,支持抗战,给予抗战以极大的帮助,这是值得大大赞扬和效法的。”
9月18日,宋庆龄参加了广州各界举行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周年活动。会上通过三项提案:(l)电蒋委员长致敬;(2)电前线将士慰劳;(3)电抗战受伤将士慰问。当晚,广东各界举行火炬示威大巡行,民众参加者达20万人,行列蜿蜒十余里,抗日空气弥漫全市。宋庆龄偕秘书廖梦醒、邓颖超等参加广州人民反对侵略的火炬游行,同浩浩荡荡的男女同胞队伍一道前进。③爱泼斯坦称赞“她的精神和人民大众的精神融成了一体”。④9月19日,宋庆龄在广州迎宾馆会见华侨抗日动员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主席团负责人邢森洲、谭信等代表,对其远道而来,参加抗战建国华侨代表会议的义勇精神,“殊深钦佩,尤望加强努力,重蹈征途,继续奋斗,以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⑤
领导妇女救亡 支援抗战前线
为了全面开展广东妇女救亡运动,宋庆龄经多方推动和联络,于1938年9月在广州亲自召集广东女联会、省妇女抗敌会等十多个妇女团体,举行联合代表会议,成立了统一的“广东妇女抗敌工作协会”。宋庆龄被推选为协会名誉主席。该协会的成立,促进了广东妇女团体的大联合,为开拓广东妇女救亡运动新局面创造了条件。
1938年,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前排右一)陪同宋庆龄在广州检阅妇女壮丁队
1938年夏秋间华南局势危急时,宋庆龄多次到广州视察女壮丁队和各种救护队的训练情况,慰问伤兵难民,领导救护战灾妇女儿童工作,并发表言论,鼓舞士气,激励各阶层妇女们“坚定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与敌拚殊死战”。⑥在一次与各妇女团体的代表讨论为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征募寒衣办法时,她发出“一个广东妇女捐制一件寒衣”的号召,并以身作则捐出5000元作为购置寒衣的费用。⑦她的号召得到了广东各界妇女的积极响应,迅即掀起捐制棉衣运动热潮,短期内就顺利完成捐制50万件棉衣的任务。⑧这些活动,确实“给广州这个城市带来了坚决的意志,并鼓舞了群众的爱国热诚”。⑨澳地区的妇女运动,通过宋庆龄的积极领导和促进,也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由宋庆龄发起组织的香港中国妇女慰劳分会,1938年间一次就捐款29万元,并有大批的药品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抗日前线。1939年“三八”节,港九澳门的妇女近万人,举行了空前规模的纪念活动。宋庆龄分别参加了在香港利舞台和花园道举行的纪念大会和国际妇女节集会,并发表演说呼吁所有的妇女,不论她是何种国籍,不论种族和阶级,都应该站在前列来反对侵略战争,继续支持中国的抗战,援助在敌后战场上英勇战斗的游击队。她还在会上表彰了募捐活动中贡献出色的中国妇女慰劳会和香港中国妇女会等团体,赠送了“努力救国”的锦旗,以资鼓励亡在这次活动之后.港澳地区各妇女团体的征募捐献、慰劳救护、义卖、救济灾民等工作进一步得到深入的开展。与此同时,宋庆龄大力号召和领导全国的妇女同胞,积极响应法美两国“中国之友会”为帮助我国抗战所发起的义卖筹款活动,促使其获得圆满成功。
呼吁团结进步 坚持统一抗战
在抗日救亡这一民族最高利益的大目标下,宋庆龄抛嫌释怨,以政治家的伟大气魄与宋霭龄、宋美龄从此结束因政见不同而长达12年之久的隔阂,走到一条路上来了。宋氏三姐妹的关系随即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她们于1940年春和1941年秋在香港公开联袂参加抗战筹款会议,视察妇女儿童及战灾救护工作,携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相互配合,彼此支持,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抗战时期宋氏三姐妹和难童在一起。左起 宋庆龄、宋蔼龄、宋美龄
宋庆龄始终坚持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立场,她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坚持抗战,呼吁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1938年4月,她在香港与何香凝联名发表的《拥护抗战建国纲领》一文中就提出“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挑拨利诱之伎俩。”7月7日,她发表《抗战一周年》又指出:“必须斩断敌寇侵略的另一只魔手——政治诱降的阴谋.”同年底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宋庆龄又与何香凝、陈友仁等六人联名致电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要求明令禁止汉奸言论,“主和分子,应当摒弃”。1941年10月,宋庆龄还撰文强调:“唯一使我们继续抗战的条件,也就是使抗战得以开始的唯一条件,就是全民族的抗日团结。”指出:“中国需要更多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抗战。”坚决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正是由于宋庆龄和中国保盟出色的多种形式的真实报道和正义呼声,使得广大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加深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有效地争取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援助;坚决地反对了民族投降主义和分裂主义,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创建“保盟”争取对华援助
1938年6月,宋庆龄在香港发动一些中外社会名流,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自己亲任主席。这个组织实际就是为了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完成联络和争取国际援助的使命而建立的。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版发行了20余种宣传品,影响较大的是机关刊物《新闻通讯》。这些宣传品发行遍及五大洲,对帮助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及时了解中国抗战信息,动员并组织募集资金、物资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宋庆龄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把当时的中国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成员。她经常讲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是争取国家生存、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也是全世界制止国际暴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反动、保存民主、争取人民权利的战争”。⑩她还说:“一个自由中国是远东和平的唯一保障,一个自由中国将是全世界向和平与自由迈进的第一和重大的步骤”。⑾她主要阐述这么一个思想,同处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上盟国,各自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为此,世界人民帮助中国,实际上也是帮助自己,中国人民不仅接受了帮助,实际也帮助了提供帮助的国家和人民。在宋庆龄与她领导的“保盟”倡导下,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成立了援助中国抗战的组织,例如美国的援华会、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伦敦医药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委员会等不同类型不同名称的机构一百多个,把他们筹集的捐款和物资送到“保盟”来。“保盟”成立仅仅一年,就收到各国捐款折合港币25万元。⑿1939年1月到翌年2月,又收到16.3万余元的港币捐款。⒀他们把这些款项购买成前线急缺的医疗设备和物资,再设法运往国内各战场。
宋庆龄还与一些著名侨领如司徒美堂、陈嘉庚等取得联系,因他们在国外的华人中都有较高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她号召这些爱国的侨领、侨商踊跃捐输,支援祖国抗战。不断勉励他们:“经常赐助,务求早日获得光荣胜利”。⒁在她的号召与积极推动下,分布在世界各国的华侨纷纷组织起来,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到1941年初,他们的捐款就达26亿元之多。⒂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希尔达、法朗士、廖承志。
宋庆龄还通过支持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的形式争取外援。“工合”是由国际提供基金和技术援助,通过群众性的合作运动发展战时经济进行生产自救的一种方式。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总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与“保盟”把支持“工合”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因为其最符合国外捐助者的愿望和“保盟”的宗旨——“援助中国,使之能够自救”。⒃把接受外援与自力更生结合起来。另外,她还在香港成立了支持中国工合的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使之成为国际友人与海外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重要纽带之一。
当宋庆龄了解到新四军缺医少药的情况后,1939年4月便把大批急需的手术器械和包括当时最有效的消炎药“白浪多息尔”在内的大量药品经香港和上海,通过各种渠道运到了新四军手中。同年冬天,她还在住所热情接待了前来香港的叶挺军长等人,并与叶挺一道亲自到仓库对支援物资进行分类、点数和登记。皖南事变后,宋庆龄与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联名致电蒋介石,愤怒谴责其倒行逆施。她在很短的时间内,又为重新建立并活跃在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筹集了大批急需物资。就这样,宋庆龄与保盟始终为在艰苦条件下浴血奋战的人民军队和敌后根据地默默做着雪中送炭的工作,为敌后军民坚持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也迭遭日机轰炸,濒临沦陷,保盟工作被迫停止,宋庆龄也不得不离开香港,在机场落入敌手前8小时,才乘坐最后一架飞机,撤离硝烟弥漫的香港,飞往重庆继续保盟的事业。离开广州后,宋庆龄于11月6日致函一位旅美友人,告以中国军民的抗战情况:“我看到了空袭后的营救工作,看到我们的救护工作是如此英勇,我感到骄傲和满意。他们中许多仅仅是十几岁的男孩和女孩。”“我们非常忙,从未在凌晨1时以前就寝,总是最晚4时半起床,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我们才能举行会议。我很累但从未这样兴奋过。这仍然只是部分动员。如果整个广东省都动员起来,我们的抗战将会多么有力量。”
注释:
①盛永华:《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615页。
②《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向美国世界青年大会播音演讲词》,《新华日报(汉口版)》,1938年08月24日(2)。
③李洁之:《宋庆龄同志在广州的日子里》,《广州日报》1981年6月4日。
④爱泼斯坦:《我所了解的宋庆龄》,《人物》1980年第3期。
⑤盛永华:《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627页。
⑥《孙夫人在广州》,《中山日报》1938年8月23日;另参见《新华日报》1938年8月26日。
⑦《新华日报》,1938年8月22日。
⑧《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1日。
⑨爱泼斯坦:《回忆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工作》,中国福利会编《永远与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⑩《关于援助游击战士的呼吁》,见《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⑾宋庆龄:《给外国机构的一封信》,载《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⑿宋庆龄:《我们的第一年》,载《永远和党在一起》,第10页。
⒀参见《保卫中国同盟报告:1939-1940年》,第100-130页。
⒁《宋庆龄致陈其缓、赵建生函》,影印件,北京宋庆龄故居藏品。
⒂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6月1日。
⒃宋庆龄:《给全世界的朋友的信》,1939年5月1日,北京宋庆龄故居藏品。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陈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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