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女兵史素伟：帮“英勇女壮士”逃出魔窟
来源：今日女报   2018-03-23 15:21:41

　　17岁那年，史素伟成为了一名医疗兵。虽然没有扛枪上阵，但战争的血腥残酷，仍在医疗所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依旧悉心照料，干劲十足，对待战士如同亲人。她和丈夫结婚七年都没有急于生育下一代，依然执著地为国家奉献青春和热血。如今，史素伟已90多岁高龄。在和平年代回忆起当年血与火的岁月，她依旧难以平静。……

　　口述：史素伟记录

　　17岁那年，史素伟成为了一名医疗兵。

　　虽然没有扛枪上阵，但战争的血腥残酷，仍在医疗所里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痛苦呻吟的重伤员，即便是在日军发动的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中，她依旧悉心照料，干劲十足，对待战士如同亲人。她说，培训时教官就告诫她们，真正的医疗兵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牺牲。她铭记教诲不敢忘怀。直到抗战胜利，她和丈夫结婚七年都没有急于生育下一代，依然执著地为国家奉献青春和热血。

　　如今，史素伟已90多岁高龄。在和平年代回忆起当年血与火的岁月，她依旧难以平静。

　　战士为销毁文件牺牲，让她燃起抗战决心

　　那是一个奇怪的年代。家里有二十亩地，却顿顿吃不饱;日本人来了，大伙儿纷纷逃出村子躲避，却有一个年轻人拼命往村里跑。

　　他说，不能让日本人拿到八路军的文件，我得去烧了。

　　后来，这位年仅22岁的战士被日本人抓住活活烧死——但在史素伟心中，却由此种下了奋起反抗的火种。

　　我出生在河北省定县八区东湖村(现为河北省定州市西城乡东湖村)。那时，家里虽然有二十亩地，但日本人经常来扫荡，每次来都把粮食抢光，所以家人经常挨饿。我的三个大姐都嫁了出去，家里少了干活的人，父母便只能把我当男孩子养，赶大车、拉沙子、下田种菜、洗衣做饭，什么都得做。

　　1939年，定县(现定州市)被日本人占领，但农村里还有很多共产党的抗日武装，离我们村不远的西城村就有一个根据地。有一次，一支八路军路过我们村时住了下来，有一位22岁的年轻战士，因为家里离我们村不远，他就回了趟家。夜里，得到日本人要来围剿，八路军很快就撤离了。我们村的人也都往外跑，这个战士却一个劲地往村里跑，我们跟他说日本人把村子占了，他说就算死也要回去把部队遗留的文件烧毁，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情报。结果，文件全烧了，他也被抓了。后来，日本人把他绑在树上，全身浇上汽油，就这样活活烧死了。

　　这名战士的事，让全村人都很伤心，我也深受触动。1940年5月，听到征兵的消息，我立马就跑去西城村报了名。

　　按照部队的指示，我们先要去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唐县葛公村的白求恩卫生学校接受6个月的医护培训。就在我们出发时，天下起了大雨，河水涨了，只能游过去。不巧，有个女娃来了月经，下河游了没一半，脸就白了，浑身冷得直打颤，后来是被我们搀扶着游上岸，这才保住了命。

　　过了河没多久，我们又被一条铁路挡住了去路。当时，有不少日本装甲车沿着这条铁路来回巡视，天稍暗点，就用探照灯照得老远。但想到日本人饿了总得吃饭，我们就商量着在下午5时左右通过铁路。

　　我记得，部队里的女娃大多只有十四五岁，17岁的我已经是最大的了。我们壮着胆，正准备通过铁路，日本人的装甲车突然开了过来。大伙儿趴在庄稼地里一动不动，更吓人的是，日本人还放了梯子从车里出来，转悠了十多分钟才走。

　　车离开后，直到看不见车灯，我们才一窝蜂地去追赶先前跨过铁路的人。磕磕绊绊走了半个多月，我们才终于和大部队汇合。

　　不怕苦不怕累，对待伤员如亲人般温暖

　　初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医疗兵的工作不算繁重，以换绷带、上药为主。但1940年11月，百团大战进行到第三个月后，战场的血腥气蔓延到了后方——重伤员不断增多，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一口气没缓过来，人就这样走了。

　　1940年6月，我们到了白求恩卫生学校，原本计划受训六个月，但学了两个多月后，敌人又开始大扫荡，我们不得不被提前调派到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开始进行战场医疗救护。

　　当时卫生部有一、二、三所，我在一所。最初，病室里伤员的伤情还不算严重，我主要给他们换绷带、上药。但到了1940年11月，百团大战进行到第三个月后，重伤员多了起来。我管理的病室有7个病人，都是重伤——有缺胳膊少腿的，还有个战士被大炮震聋了，也不知道吃喝，全靠人照顾。

　　面对这些重伤员，我不光要给他们换药，还得给他们喂饭、擦身，扶他们解大小便。那时的环境十分艰苦，很少能吃上饱饭，有时只能抓些黑豆煮熟后嚼着吃。女娃爱美，但一年四季都穿军服，真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受训时教官就告诉过我们，一名真正的医疗兵必须不怕苦不怕累，我便一直这样鼓励自己。

　　遇上日本人扫荡，我们和伤员有时需要借住在当地老百姓家里。虽然老百姓都主动将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但战士们都不愿过多麻烦别人，大多是在柴房里铺上两层砖当枕头，垫上稻草直接当床。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我还经常被伤兵夸奖，说我耐心又细致。我干活也更有劲了，一心把他们当亲人照顾，即便是从来没得休息，我也不叫累。

　　到了1941年2月，百团大战胜利后不久，我们迎来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不过，由于晋察冀军区卫生部一所是设立在隐蔽的大山里，为了备足粮食应对突发状况，哪怕是医疗女兵，也要下山干活，打柴、挖野菜、筹粮，样样不落。

　　那时，我们最讨厌得一种叫“打摆子”的病(即“疟疾”——编者注)，先是冷得浑身直打颤，盖三层被子都不顶用，等过了这个劲就开始发烧。怎么退烧呢?我们把被子一掀，躺在石头上，让石头吸收身体的热气。只要一退烧，就又要接着去打柴。我当时刚满18岁，一次就能扛九十多斤柴。

　　这一年，因为表现突出，我被医疗班班长段秀珍介绍入党。到了年底的总结大会上，我还被评为工作模范。

　　谁说女子不如男，日军拷打审问不屈服

　　冀中军区，原本只是晋察冀军区所辖的一个二级军区。但在司令员吕正操的管理下，自1938年4月成立后，逐渐发展成拥有5个军分区，最鼎盛时拥有44个县(其中22个县完全控制)800万人，部队6.3万的抗日主力。因其富庶，八路军称之为“中国的乌克兰”，日军则称其为“八路的兵站”。

　　为摧毁这个“八路的兵站”，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数百辆坦克、汽车，由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空前野蛮的“铁壁合围”式大扫荡，又称“五一大扫荡”。

　　1942年春，敌人又来扫荡，而且范围和强度比以往都大了不少。于是，我们赶紧把伤员从山腰运送到山顶的山洞里。

　　那时，我和另外一个女娃跟着所里的王副院长一起运送伤员，一百多斤重的伤员，我们一共运了二十多个。但在慌乱中，我们忘了提前给伤员换药，等到发现后再临时处理，结果地上又留下了不少换下的旧绷带。因为怕被鬼子发现痕迹而暴露行踪，安顿好伤员后，我们三个人又急急忙忙去清理。整理完后，我们直接在树丛里隐蔽好，但王副院长还是不放心，又返回去检查，结果被日本骑兵发现了。为了不暴露山顶的伤员，王副院长拼命往山下跑，直到被日本人抓住。

　　我到现在都忘不了那一幕。日本人用绳子把王副院长的手绑住，将她拉在马后走，还一路拿皮鞭抽她，打得她背上全是一道道的血痕。我们两个女娃在树丛里看得着急，却又不敢喊，更找不到人来救。

　　好在，我们的根据地离日本人的据点不太远，打听到王副院长的消息后，我们换上老百姓的衣服，往脸上抹了点煤灰，就赶去看她的处境怎么样。有次，天还下着雪，日本人把她的衣服全部扒光，让她跪在雪地里，准备严刑逼供。王副院长瞪着眼、咬着牙，咧着嘴就吼：“你打死我，我也没话说。我只是个老百姓。”

　　这期间，我们的战士击毙了一个日本军官。凑巧的是，这个军官的妻子之前生下一儿一女，日本人就干脆叫王副院长帮忙带孩子，这反倒给了她逃跑的机会。她边带孩子边熟悉地形，还写信将日本据点的情报通过村里的百姓传回部队。

　　时间长了，日本人就不再严厉看管王副院长。有天夜里，我们里应外合，王副院长偷偷逃出了据点。部队的人都为她高兴，山脚的老百姓还特意给她煮了两个鸡蛋。

　　结婚七年未生子，夫妻俩为国家奉献青春热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军人结婚条件一般是年满26岁，5年军龄以上，任团职以上干部。至于团职以下干部，因阵亡率高，婚姻缺乏稳定性，再加上当时中共财力、物力有限，团级以下干部的婚姻难以得到物质条件保障，故不主张结婚，但也不是硬性规定。

　　一般而言，对于有结婚意愿且符合结婚条件的男性军人，组织会仔细审查筛选并给予介绍，对象大多为部队女兵，经双方同意后即可结婚。但在残酷的战争中，夫妻结婚多年未生一子、不曾见面的情况并不少见。

　　1943年6月，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因工作调动要去延安，而他有个年幼的儿子需要照顾，所以希望卫生部一所能调一名护士过去帮忙——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从一名医疗兵变成了育婴员。

　　尽管没能再上前线，但这次调动，却让一个人走进了我的人生。

　　当时，组织上还调配了一名叫穰欣的秘书，来管理吕正操司令员的生活杂事。没想到，吕正操司令员的妻子刘沙居然想做媒把我们凑成一对。说实话，一开始我挺不愿意跟穰欣处对象，因为我嫌他比我还矮，脾气也不好，有些警卫员犯了错，他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发脾气骂人，后来是刘沙夫人硬把我拉到桌子上和他聊的。

　　1943年11月，我们结婚了。婚后第三天，穰欣就去了位于兴县的晋绥军区司令部教导队担任政委。尽管我们的婚姻没有浪漫的开头，但我和穰欣的感情却一直不错，结婚四十多年基本没红过脸。有时他也会发脾气，我就不理他，没多久，他就不吭声了，还主动跟我道歉。这也算是我对付他的秘密武器吧。

　　那时，刘沙夫人觉得我们夫妻分开时间太长不好，到了1944年1月，她请求组织安排我前往晋绥军区司令部教导队当学员，让我和丈夫生活工作在一起。但穰欣待了没几个月，就跟着部队打仗去了，直到一年后抗战结束，我们才再次相见。

　　结婚的头7年，我和穰欣没有生孩子的打算，因为当时国家动荡，我们想等安定后再考虑个人的事情。于是，我丈夫跟着部队到处打仗，我就在后方为组织贡献一份力量。7年里，我在晋绥军区二十七团搞过生产、干过护士、当过学员，还做过商店营业员，直到1955年复员回到老家。1965年，我和穰欣来到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休养。

　　如今，穰欣早早过世了，我们的三个孩子也“走”了一个，另外两个年纪也大了。但人嘛，总要积极面对生活中的遗憾，要知道，比起抗战时期，如今的生活真的要幸福太多。

　　记者手记

　　采访史素伟时，老人多次跟我重复着一句话：“为了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为了解放全中国，更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每个战士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砍头只当风吹帽。”

　　美国作家海明威也曾说：“你可以打倒我，但你无法打败我。”小米加步枪对抗飞机大炮，中国的抗战史，是人性的不屈，而在史素伟的故事中，我更真实感受到了中国军民一家亲、共同抗战的民族力量。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仅是军人的功勋，它更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屈的呐喊：为了生命，为了尊严，为了和平，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