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在沪推动抗日救亡
来源：新华网   2018-04-27 10:46:26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当时，寓居上海的宋庆龄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崇高威望，以各种形式推动抗日救亡。

　　壹 赴前线慰问官兵

　　1932年1月28日午夜，侵华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兵分三路突袭上海闸北一带，随后又进攻吴淞和江湾。十九路军抵制蒋介石的命令奋起反抗，开始了彪炳青史的淞沪抗战。宋庆龄对此给予极高评价：“十九路军卫国抗敌之忠勇，实为真正之民众武力。”“明知众寡悬殊，器械财力均不如人，而能不顾一切，以血肉为中国争一线之生机，使世界知中国尚有不可侮之军队与民气。”

　　1月30日，宋庆龄和何香凝一起带着满卡车的物品，在大雪纷飞中赴市郊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她热情地邀军长蔡廷锴合影，并褒扬该军洗刷了“九一八”不战而退的耻辱。2月6日，宋庆龄再次偕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到真如犒军，巡视战地。2月12日，宋庆龄又前往吴淞，她不顾敌机在上空盘旋，毅然到前沿阵地向官兵致意，并手持战利品——日军炮弹在残垣旁留影。这极大地鼓舞了十九路军的士气。

　　因为国民党当局没有发给棉衣，并拖欠军饷，十九路军官兵在数九严寒仅穿单薄衣裤。宋庆龄从前线归来，立即发动各界紧急提供御寒衣物，几天内三万套棉衣、丝棉背心分批送到阵地。另外，她还与何香凝、杨杏佛等借用上海交通大学部分校舍创办了一所拥有300个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并常赴病房看望伤员。

　　与此同时，宋庆龄作为国际反帝同盟的领导成员，还曾呼吁各国著名人士主持正义，谴责日本侵华。这产生很大反响，如高尔基于3月2日在苏联《消息报》上发表《响应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呼吁》，其中说：“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由于上海军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持一个多月的顽强抵抗，给了来犯之敌沉重打击。但国民党当局坚持不抵抗政策，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宋庆龄并没有气馁，她认为这将“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

　　翌年3月8日，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于上海，宋庆龄担任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宋庆龄发表重要讲话，号召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妥协并反对一切障碍一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的种种罪恶”，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全国军队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配以适当的军械与飞机，应开拔去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应全部武装，组织人民自卫团”等要求。

　　贰 全力营救七君子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四十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

　　当时，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冯雪峰抵沪仅数日，就拜访宋庆龄，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并一起研究“全救会”的相关工作;随后，他应宋庆龄的要求，专门为她安排了一位地下党员做交通联络工作。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全救会”迅速成为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当局感到坐立不安，对沈钧儒等实行严密监视;而日本驻沪领事寺崎则一再施压，声称“要等确凿证据那将遥遥无期”“说不定将发生不测的情况”。因而，国民党当局在11月23日凌晨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全救会”七位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他们是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宋庆龄闻讯立即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关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领袖的被捕，我以这个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特提出抗议，反对这种违法的逮捕，反对以毫无根据的罪名横加在他们身上。”她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全中国的人民是不会饶恕他们的。”在冯雪峰、潘汉年等的支持下，宋庆龄带领“全救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一些政界、军界知名人士也加入其中。

　　然而，国民党当局仍于翌年4月初对“七君子”提起公诉。4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赞扬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情感，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为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而为中国及全世界人民所敬仰”，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爱国有罪之冤狱”，要求释放“七君子”等全体政治犯。宋庆龄认为斗争已到关键时刻，必须采取新的策略，于是她和何香凝等十六人向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呈文具状提出：“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7月5日，宋庆龄不顾胃病发作，带领胡子婴、胡愈之等十一人来到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表示如果爱国有罪，就要求陪“七君子”坐牢。江苏高等法院的官僚没料到被尊为“国母”的宋庆龄会“自请入狱”，一下子狼狈不堪，理屈词穷。

　　在全国人民共同声援下，国民党当局最终不得不承认“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当然无罪”，于7月31日释放“七君子”。营救“七君子”的活动，促进了抗日浪潮高涨，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叁 冷静看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出于爱国发动“兵谏”，在西安华清池扣留蒋介石，并联名通电全国，西安事变爆发。

　　宋庆龄获悉蒋介石被扣留，最初反应是兴奋，并拍手称快。当晚，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孔祥熙赶来，想请她在一份拟好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她断然拒绝，美国记者斯诺的《复始之旅》提及：“‘张学良做得对’，宋庆龄告诉我，她是这样对孔祥熙说的，‘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样做的，甚至还会走得更远!’”

　　宋庆龄作了冷静思考和分析后，第二天就清醒意识到大敌当前，应以民族大义为重，搁置政见争议。胡子婴在《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中说：“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胡子婴对宋庆龄深感敬佩，表示愿同赴西安，并陪她去请何香凝(因病难以出行);由于孙科多方设法搞不到飞机，两人未能成行。1993年，在上海宋庆龄故居曾发现一份用英文撰写的《宋庆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声明》，其中说：“在一份电文中，张学良称，他唯一的目的是劝谏蒋介石同意建立一个统一战线，抵御日本的入侵”“面临日本入侵我国国门的危急时刻，个人的不同政见都必须放弃”“现在，另外一场南京和西安间的内战正在有逼近的危险。我热切地呼吁每一个中国公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阻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让我们所有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保卫自己的祖国”。此件左上角标“立即发”字样，由宋庆龄签署，是她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原始记录。

　　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乱作一团，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阴谋扩大内战，企图调军队进攻西安。中共中央认为必须使事变朝有利抗日大局的方向发展，毛泽东于12月19日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潘汉年按中共中央指示，努力开展工作。宋庆龄接受宋美龄之托，找到潘汉年，说明宋子文要见他;潘汉年把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赴西安的消息告诉宋庆龄，请她劝说宋子文、宋美龄尽快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代表协商。潘汉年与宋庆龄晤谈后，很快赶往南京秘密会见宋子文、宋美龄，说明中共中央主张，商定由同蒋介石、张学良关系都很好的外籍顾问端纳陪宋氏兄妹去西安。

　　宋庆龄的斡旋对促成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西安之行有重要影响。据蒋介石《西安半月记》透露，他“曾再三叮嘱子文，劝妻子万万不可到西安来”。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录》说：“当余心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因此，余竭全力求赴西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肆 为抗战四处奔波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发动“八一三”事变，疯狂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开始历时3个月的淞沪会战，悲壮惨烈属罕见。硝烟中，宋庆龄不辞辛劳四处奔波。

　　炮声隆隆的日子里，宋庆龄多次发表演讲，产生很大社会影响。有一次，宋庆龄来到上海南洋女中，用近一个小时向师生介绍形势，号召为抗日出钱出力;在她的鼓励下，师生们深入社区开展募捐活动，短短数日仅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带居民就赶做出千余件丝棉背心。9月9日《中山日报》报道，广东佛山有位老太捐出全部积蓄，并致函宋庆龄：“我虽妇人，爱国之心，不敢后人，兹特将数十年所积之国币一千元汇呈政府，以作抗战救国之用……”

　　同时，宋庆龄热忱支持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协”)的工作。她为“文协”的《救亡日报》写过不少文章，如10月15日发表《中国当前的急务》，具体阐述粉碎日本侵略阴谋的主张。当“文协”救护组发起募集物品和慰问品时，她在百忙中抽空参加，为之筹到490余元。后“文协”救护组派救护队赴前线，她又出钱雇两辆卡车接送伤员，并冒着危险乘车到阵地慰问将士。

　　宋庆龄还积极寻求国际和平民主力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8月，宋庆龄在美国纽约《论坛与世纪》杂志发表《中国是不可征服的》一文，表示:“中国不但能够抵抗日本的任何侵略，并且能够而且必须准备收复失地。中国最大的力量在于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日本的武力已不过成为一只纸老虎。”10月3日，宋庆龄发表《致英国工党来华调查日本侵略的代表团的信》：“中华民族现在已经像一个巨人似的站起来抵抗日本侵略了。全国在精神、行动和意志上这样的团结一致，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10月20日，宋庆龄在上海美商广播电台用英语向美国发表演讲说，“日本军阀必定在我们的领土上遭遇灭亡”，“我们发动反抗这些法西斯暴徒的战争，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一切仍旧爱护自由民主的人们”。这些都在世界上引起强烈反响，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罗曼·罗兰等曾联名吁请各国共同抵制日货，全力援助中国人民。

　　11月12日，上海沦陷。宋庆龄无所畏惧地留在“孤岛”，直到40天后接受中共中央意见，移居香港。翌年6月，她在香港创建保卫中国同盟，更广泛地争取国际友人、海外侨胞从道义上和物资上支持抗战。